文艺、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现代、后现代

六

　　应该说，知识分子在这整个进程中是有历史自觉的，参与现实的品格不断深化加强，也适应时代需要而自我扬弃。启蒙—革命—救亡—解放—建设—批判，构成了他们历史担当的脉络。当然期间有分化、冲突，但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裁决。

　　抗战结束，国内两大政治力量的合作终结，文艺界各种力量也迅速分化，纷纷纳入“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政治较量中。1945、1946年，文艺界分别在共、国两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各自的协会，国民党官方刊物《文艺先锋》高举“三民主义文艺建设”的旗帜，对左翼文艺竭力挞伐，但他们既没有稍具体系的理论和较有价值的创作，更没有人心的支持，反响甚微。而越来越多的中间分子却趋于理解、靠拢左翼文艺路线。

　　革命党与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作为，根据地的壮大，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革命阵营。1948年，决胜之际，行将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匆忙地网罗文化界名人，一同南下“避难”，北京也筹备组织各界知识分子北上“会师”。南下的稀落仓皇和北上的繁盛有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9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余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诗人胡风写道：“时间开始了!”

　　然而，当全部的理想开始付诸现实时，仍然会有新的矛盾冲突。理想越高远、越真诚，矛盾也越尖锐。实际上，冲突从延安时代就埋下了伏笔，但为当时的形势及直接而同一的目标所淡化。建国之后，在广义的为人民、为国家建设、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并没有多大分歧。知识分子也乐于为国家建设为人民事业奉献力量，这也是他们参加革命时所向往的。为此，他们也大都愿意继续改造自我。但是，问题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上。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改造”被描述为“迫害”、“钳制”、“整肃”，成了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靥”。

　　七

　　这当然是针对毛时代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批判运动所言的。事实上，这样的以“改造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活动，在延安时代就实行过。如前所述，《讲话》就涉及了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思想感情的问题，这也是左翼的革命党和知识分子所一直自觉关注的大问题。那么，建国后的运动其实是这个“历史问题”的延续。

　　“改造知识分子”，这一命题本身带有很强烈的现代性意义。自古以来，以帝王之师、道统继承人自居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自信，一旦时代许可，都想着有一番作为，经世济民，匡正天下。。即便“不达”，也只是伤时叹世，并不会对整个文人阶层的地位、能力、价值产生根本怀疑，即便是离经叛道者。但是进入到现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空前的扩大和复杂化，对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从而有了“现代性”的主题。这在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表现为对自我、世界的悲观，对“真理”、“历史规律”的质疑，对古典的和谐、统一之美的背离。

　　对于近代以来被强行拉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国，情况又有不同。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所带来的都市文化兴起，而大部分地区却仍处于封建落后状态，作为支撑都市文明并多少参与现代化进程的附庸而勉强存在;一方面是深厚的古典传统的熏养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的拖拽。这就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处于两难处境。

　　前面讲过，责任感、道德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也在近现代历史主题中焕发了生机。但传统精神背后支撑它的完整的政治、伦理体系和简单统一的自然、社会情景，却已不复再现。从而，“五四”运动自始就存在着自身矛盾，也确有不少知识分子在激烈的“反传统”之后陷入了精神危机，对自我产生怀疑，运动初期的激情、理想迅速消退——这在鲁迅的作品中最有体现。

　　这样的话，即便没有“改造”，知识分子也不免地要“变”了。而“改造”，实际上正是一种积极的应“变”，而非消极的回避。这个改造，又紧紧联系着当时更大的社会主题，从而使他们去面对惨淡的现实，承担责任。这既有传统知识分子“内省”精神的作用，也更因为左翼知识分子和革命党的持续自觉的积极作为。须知，在血泊和黑暗中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在精神、物质的双重危机和历史、未来的两大黑暗中艰难挺立，以幼弱之力担负起一个民族的重托，在星星之光中擎起火把独行、播成燎原之势的革命者，正是古今中外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正像毛泽东在《讲话》中拿自己做例子，讲改造自我思想感情的历程，革命的先行者正是经历了自己的改造，从而也要求新的参与者改造自我，这是参与革命的首要条件。

　　这就从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质疑，转变到外部对知识分子的“合法性”的批判——向来以“老师”的面目出现，甚至号称“启蒙者”的这群人，你的地位是谁规定的?合理吗?你对自己认识清楚了吗?有资格参与到宏大而沉重的历史主题中吗?准备好处理各种困难、冲突了吗?这样的拷问，仍是出于对现实主题的紧迫应答，出于革命者的实践性品格。由此，知识分子从自封的启蒙者、批判者，可能成为现实中的被启蒙者、被批判者。而批判不是目的，正如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破坏，更在于重建;同样，质疑、批判之后，必然是改造。“改造”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问题在于其指向;而在当时的情境中，改造一个人，也等同于帮助他，帮助对方改掉弱点、锻炼自己，更好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中。这种基于同一的、真诚的理想的互相批评、协同，是当今以“个体”为终极价值的人比较难以理解的。

　　八

　　建国之后，年轻的共和国要带着绝大部分的人共同前进，而不能任意抛弃。于是在知识分子方面，也面临着新的“参与者”的改造问题。实际上，强大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说服力，在建国以前就已经争取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靠拢。进入新的纪元，他们也大都能接受改造，为国家建设服务。许多作家——不乏以前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写出反映国家火热的场面、向上的劲头的作品，主动去农村、工厂体验生活，甚至亲自赶赴朝鲜战场!——这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在许多人当时的作品中，热诚地讴歌祖国的新生，讴歌人民与领袖，迫切地希望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力量。如果这被后来的历史叙述者判定为“违心”之作的话，那么当时一些作家的私人信件、日记当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热情，这样的“违心”说不过去吧。总之，不管是自觉不自觉，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确是融入到新的时代洪流中了。

　　新的时代也并非没有给他们回报。相对安稳的工作环境和较高的待遇(文革时期的一项激进的批判就是批“三高”：高稿费，高工资，高奖金)，以及“文化工作者”、“建设者”、“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的社会认同，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是低，而是异常地高。相应地，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要求也更高，文化作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要求更强烈、直接地参与到新的时代主题的构建中。

　　问题就在于新的时代主题的不确定——已经不像战争时代那样直接、明确、一致，虽然在广义上还是统一的。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文学史家用“一体化”和建立新“规范”来概括当时的文化进程。其实，假若真的建立了确定的“规范”，反而会易于被当时人接受——百余年的社会动荡就是表现为没有规范，没有秩序;而50年代前期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所带来的较为确定的“规范”，也确实为新的“文化工作者”们接受。

　　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生民族国家起步是艰难的，而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又是艰巨的。从建立第一天，这个国家的脚步就没有停歇。50年代前期，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一五计划，紧锣密鼓，接踵或并肩而来。一五计划的实现尚未完成，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摆脱苏联模式，于是把注意力转向农村，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开展;随后是人民公社化化运动，大跃进，然后是60年代初的调整、巩固。毛泽东又考虑公有制的巩固和防止官僚主义的问题，在农村开展了清查干部的四清运动;运动受到消极应付，毛泽东因而对党的官僚系统失去信心，从而发动了指向“党内走资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党政系统。而文革本身就包括大大小小、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

　　在这条线之外，还有国际方面，苏共20大、中苏决裂、中苏论战、中印、中苏边境冲突、进联合国、中美建交……

　　这样密集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冲突，反映到敏感的文化领域，就有了建国以来的评《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双百”，反右倾，反右派，社教，文革，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其中有的批判运动是毛泽东直接过问的，有的则没有，特别是文革，超出了他的预想。很多人在文革初期受到激进的批判，并发展到人身攻击，成为他们抹不去的伤痛。(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初期攻击教师、知识分子，多是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所为，他们挟家庭背景和“血统”优势，在各级党组织支持下，把斗争矛头从“党内走资派”转向普通教师和学生，后被毛泽东制止。另外，历次运动中，除了被中央点名的少数“头目”，其他受“牵连”者，多是各行政单位自行划定。又，文革之后还有许多人受到“新时期”——改革年代的“清算”，但往往不在公众视野内，也没能进入“知识分子”行列。)

　　九

　　在这样一个多变的历史进程中，规范也是在不断的冲突中构建的。被树立的经典又被批判，被确立的规定又被质疑，乃至文革中，激进地把1949—1966年这17年的文艺路线称为“黑线专政”——批判、批判、再批判，否定、否定、再否定，直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基于不断斗争的、革命的哲学观，毛泽东的事业是在不断否定自我之中突进的。不满足于建国初期的歌颂承平，而要求文艺作品反映仍在不断进行的社会斗争的实践;不满足于知识分子的代言，而直接培养工农兵出身的文化新人;直到最后，还担心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的复辟，担心知识分子、干部——包括新培养起来的——重新变质。

　　所以，并非现在所定义的“僵化”“保守”，毛时代的文化是同时代本身一样，是狂飙突进的，不停歇的，不断挑战的，在冲突中打破自我而行进的。不是僵化，而是烈变，不是保守，而是激进。这样的持续变动，又是指向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不但有着实践性品格，更是一个深沉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引导着对现实问题的应答，从而呈现出不断自我变革、直指终极理想而又伴随着复杂冲突的历史图景。有了这个历史逻辑，才能理解“规范”的不断重构和知识分子在这其中无所适从的处境。

　　这其中出现的问题，无需掩饰。过于强调文艺的外部规律(与社会、历史、政治、现实的关系)，忽视内部规律，使得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反对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实际上并不少见，尤其是新培养的一些普通作者的作品。毛泽东本人艺术造诣很高，曾经就一些文艺作品的内部细节提过意见，连一些专业人员也不得不敬服。但一些底层出身的文艺作者，其作品并不尽如人意。另外，由“政治—现实—艺术”的架构变成直接的“政治—艺术”的激进尝试，将政治表达直接美学化，这种把一切事物“泛政治化”的视角，也使得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审美、道德等人文因素被忽略，从而许多作品在变换了的历史情境中难以流传。从文艺接受的层面考虑，当时“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为预设的对象所接受，达到预设的效果，也是值得探讨的。

　　当然，迫切的、全新的历史尝试，失误难免;面向大众，起点低、范围广，同时承载着沉重的传统，也不可能要求全部成果都那么完满。(对“革命”意义的透支是很大失误，而这正是毛时代的实践最终难以为继的政治—文化缘由，这又一次显示了文化与政治的依存关系。)对这样开历史之先的“新生事物”，是不是可以理解包容而不是一味指责呢?

　　但实际上这些遗憾并不常被认真谈起，更多的关注点在于所谓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毋庸讳言，激烈的社会变革给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确实是很大的遗憾。在一个从沉重的历史中走出来，又急切地迈向理想的路上，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包括普通民众、知识分子、革命者以及领袖本人。但这些付出，都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觉的选择。

　　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很早就参加革命、文化工作的左翼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周扬等，他们不仅内部有分歧，也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批判。“新时期”得到“平反”，他们也被视为“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被后来解构革命的历史叙述者引为例子。然而，他们直至去世(胡风、丁玲、周扬都活到了“新时期”)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常被好事者说起的“个人恩怨”。——这又是后来的无良文人所不能想象的。

　　与大力贬低左翼作家、左翼运动包括革命一起的，是80年代以来的“重写历史”的潮流。在重写的历史里，左翼知识分子普遍遭遇了类似解读，包括经典历史人物的重新解释。鲁迅后期向无产阶级革命靠拢的事实被淡化处理，在冠以“现代主义视角”的语境中，成为80年代以“新启蒙者”自居者的自我想象的映照——在之前的“政治化”解读受到清算的同时，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化。于此同时，被毛时代排斥的一些边缘人物，作为“历史遗产”得到“深度”开掘，被塑造成文化英雄，现代性的先驱者。非左翼的作家、学者，过去和现在的，一时间涌现出来，参与到新的历史书写中;借着港台、西方的新“权威”，大量非左翼文人的神话被制造出来(比如对张爱玲的推崇)。——又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而这一变，实是又一次挟政治变革之威，尽管“新时期”的“新人”们极力反对“政治”，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认。(讽刺的是，当时很多人提出“现代性”、“现代主义”的口号，表示响应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号召。)

　　这样的历史改写一直持续到现在，且往往持“文化批判”的姿态，尽管一直与政治进程保持着暧昧关系。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经济大国”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个世界当然是资本视角的世界，此前毛时代同亚非拉国家广泛的文化交往被忽略，毛时代在“落后”、“僵化”的同时也赢得了“封闭”的光荣称号——自此，与时俱进的知识者也调整了文化策略，与他们一直排斥的“官方”一同，开始构建起更加完美的历史想象(当然各自的想象不完全一样)。这个新的想象，紧密顺应着“大国复兴”、“现代化”、“国际化”的时代大主题;在这个想象中，中国从近代以来(甚至是明朝以来)，一直走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到今天才算赶上世界潮流，摆脱了“前现代”的蒙昧，汇入现代文明;在这个想象中，毛泽东时代被当成不幸落在清澈历史河流中的一段“异质”而被轻轻剔除;在这个想象中，民族屈辱、斗争反抗的悲壮被“大国复兴”的豪迈所取代;在这个想象中，革命主题被淡化，革命的背景被模糊，革命的最初目的被置换，革命作为复兴的一部分，追求的正是今天这样的现代化、世界化。

　　十一

　　这个想象的戏剧性表现，是最近不断强化的民国印象(或称民国热，或高端上档次的“民国范儿”，“范儿”这音怎么读?我老土，不会说)。一个在历史长河上类似于南北朝、五代等时期的大分裂大动荡大黑暗的时代，居然被有心人发现了它的闪光：大上海、老北平的繁荣，上海滩风云儿女的传奇，民国军人甚至军阀的忠勇善战，民国女人的气质柔情，民国领袖的宽厚坚毅和人情味，当然，更少不了民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文章风流人物。——还真有“范儿”!这些万花筒一样的风景，搭载着现代传媒、影视的各色观光车，让人着实迎接不暇，大呼原来受了洗脑，受了愚弄蒙骗，太无知，太偏见，太可恶——便是我，也要投降国民党了(见《阿Q正传》)。

　　这这个明媚光鲜的风景画卷里，独不见革命大潮的翻涌，不见亿万底层人的挣扎，不见腥风血雨的争斗，当然，也不用回答民国好风光毕竟东流去的“历史遗憾”。而当孙中山成为“国父”，当学者刘小枫称毛泽东为国父竟而引起争议，我等土人真真搞不清如今生活在哪个天下、哪个“大国”了!也不知道一向被独立自由人士憎恶的、以钳制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官方”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出来做个“决议”?哪怕真把“国父”判给孙中山，也是个说法，好让人心安。(孙中山当然也是真英雄，不可否认。)

　　这个想象是这么完美，真是与现实、与改革以来的历史、与大民国甚至与革命前的中华大帝国，都无缝衔接了，但是，如果了解了历史上类似想象的构造，了解了大的历史逻辑，就不会对这种戏说一样的历史演绎感冒。

　　十二

　　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以与文革乃至整个革命时代决裂的姿态出现的，带着“重新估定一切”的眼光审视历史和现实。西方的各种理论又涌入了知识者的头脑，一度出现了像“五四”时期一样的急迫地尝试各种理论、热烈讨论中国去向的热潮。在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中，刚刚经历的“造神运动”是“前现代”的、“封建性”的，以前普遍接受的“阶级斗争”的绝对观念和单一的社会理想属于“理性的异化”。除了这种“理性思辨”，控诉、伤痕、寻根一类的感性表达，也一同加入了对新的想象的构造。

　　尽管否定得如此决绝，这一文化浪潮与它所决裂的时代，又有着当时人意识不到的内在一致性。当走出文革、盛情拥抱新时代的诗人写出“我歌颂西单的民主墙”时，不知人们想过没有，用于张贴大字报、发表政治意见的“民主墙”，正是他们所诅咒的文革的产物(民主墙后来被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者们下令拆除);当8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公众普遍参与到校园内外、街头广场的论辩，热切讨论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这种理性思辨的执着、对现实政治严肃发言乃至干预的胆略，正是他们的前辈们——文革中的造反者们所高扬的，更不用说此前的革命者;当80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中，激进的运动者们高喊出“我们等了70年”，把自己想象成为“五四”继承者，要接上“断了”的历史时，他们有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要割裂的那一大段历史，正是“五四”精神随着时代主题的一路展开，他们一度惊天动地的呼号，正是他们要抛弃的前一段历史——英雄史诗的时代——的遗响，也许是最后的遗响。“百年激进”的宏大历史进程，终于黯然收场。“现代”阖上了他的大门。(这是我自己作的历史划分，根据“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模式。没看到其他人怎么划分的，也许已有人提出过。)

　　作为80年代的文化风貌，以反思、改革为主题，力求重新理性地把握历史、世界，逻辑地建立现实新规范、秩序，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而担当，为人类的发展出路而探索，这种似曾相识的品格，其实是近代以来一脉相承，到毛时代达到整体性高峰的品格，是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又一次高扬，也是最后一次整体性地高扬。尽管这次文化浪潮(算不上是“运动”)本身包涵各种复杂的动机，现实的担当并不够;对西方神话般的过分倚赖和对自己民族自虐式地鞭挞，造成了持久的病症;浪潮本身虎头蛇尾，很快转向个人，汇入庸俗……但是我还是相信有不少人在当时是真诚的，这些人当中，今天还有人在坚持理想(不见得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

　　因此说，他们所背离的，也是所依靠的;他们所抛弃的，正是所实践的。这里的背离，指的是对“政治”的背离;抛弃，是对激进的、统一的社会理想的抛弃——他们不正是激进地想用另外一个统一的社会理想代替以前吗，甚至比以前的“统一”更厉害，叫做“普世”，更加赋予了神圣色彩;而他们口口声声要拒绝的“政治”，又是他们所必然倚赖的。很明显，政治性依然是80年代文化浪潮的核心，只不过是另一种政治。改革初期的政治图景给了知识者们充分的想象和信心，也给了直接的支持;而当政治变革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想，拜金的气息弥漫了全社会，整个的文化浪潮也就在去政治化的无声的大潮流中慢慢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