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既是继承和再造了一个浴血重生的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进步性。文艺从少数贵族、精英的消遣娱乐而变成全民的精神财富，知识分子从文化占有者成为“文化工作者”。它的面向大众的全民性、普及性，从而它的实践性、政治性，是最突出的特点。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前言：12月26日是国父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虽然很多人不愿意记得，我还是想以我的方式来纪念一下。

　　毛泽东作为巨大的历史存在，从来就没有远去。围绕毛泽东的争论有很多，较严肃的争论，更多集中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毛泽东在文化上的作为，则往往出于更普遍的偏见而笼统论之。在很多人那里，毛泽东时代被认定是文化的噩梦，是知识分子的地狱。不去除这个极浅薄的偏见，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时代(包括延安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现象，也就不能理解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逻辑。历史不能随意打扮，亦不能轻率结论;历史问题，还得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判别。在最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后，联系以前的所看所思，写成此文。本文将以“毛泽东的文化事业”一题为中心，从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际及其所承担的文化的流变着眼，梳理近百年来的历史逻辑，就一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个人看法。虽是一家之见，亦是认真思考所得。

　　因涉及问题多、时空广，限于当前精力和篇幅，很多论述没有详细展开，素材的叙述亦可能不够具体。由于阅读资料的局限，难免有片面之处。很多问题，还需要再作探讨。

　　一

　　毛泽东时代在文化艺术各方面作出的实践，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有着其独特风貌。植根于深厚的民族传统，展现一个新生国家的新面貌，是这个时期的总体特点。各种地方戏重新繁荣，民间剧团大量兴起，各地区民歌得到传承发扬，加上其他民间艺术、工艺的发展，构成了新生的人民国家的文化景观。文学方面，面向大众，结合传统和民间的文学形式，在小说、戏剧文学、新民歌等体裁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美术方面，宣传画、年画、连环画册普遍于社会各个角落，不乏优秀之作;音乐方面，许多经典歌曲传唱至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钢琴协奏曲《黄河》(1969)，则以西方音乐形式创造了民族音乐的经典;戏剧方面，除了地方戏的繁荣，“样板戏”更造就了京剧、芭蕾舞剧的高峰，此外，话剧、歌剧等也有不少创造。电影、动画成就卓著，许多经典作品至今不衰。

　　就拿大家熟悉的动画来说，我们曾经有着让人叹惋的辉煌。传统的国画、戏曲、表演、音乐元素，民间美术、皮影、剪纸甚至折纸艺术，都融入了动画的创造。60年代开创的水墨动画更是被日本动画界称作奇迹。很多影片屡获国际大奖，塑造了一个个不逊于国外的经典民族形象。《大闹天宫》(1965)是中国动画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与它合称为“双璧”的《哪咤闹海》(1979，改革开放尚未正式展开)，则代表了一个英雄主义时代的最后辉煌。80年代起，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动画逐渐走向商业化、幼稚化、俗滥化、模仿化，真正的“民族风”不见了。这之后的国产动画情况，读者应该比我更清楚。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一味地步趋他人，流于模仿跟风，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也难以被国外认可。

　　综观毛时代的文艺景观，可以看到其深厚的民族风格：在审美上，呈现一种素朴中和、积极明快而又净丽含蓄之美，避免做直露的性、恐怖、血腥等感官刺激的展现;表现上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避免隐晦、荒诞的手法;整体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性和昂扬雄健的浪漫格调;以劳动者为主要表现和接受对象，关注现实社会和历史题材，着力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形象，突出思想本质和政治、道义主题;重视文艺的群众参与性和接受效果;由此，在文艺的功能上，激浊扬清，批判落后，赞颂崇高，关注现实政治和历史发展，注重对人思想修养、人生境界、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引导人们积极参与现实生活、生产、政治活动。

　　这些，既是继承和再造了一个浴血重生的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进步性。文艺从少数贵族、精英的消遣娱乐而变成全民的精神财富，知识分子从文化占有者成为“文化工作者”，为人民服务。它的面向大众的全民性、普及性，从而它的实践性、政治性，是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理解毛时代及其前后文化发展包括各种冲突、纠葛的关键。

　　二

　　这就谈到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文艺理论上，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有为人生而艺术的，有为个人而艺术的，有为谋利而艺术的，有为娱乐而艺术的。单从理论上讲，都无可厚非。然而现实是，文艺本身与社会有分不开的联系，正如它的承担者——人本身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一样。问题还在于社会现实。那么，要想理解实践性、政治性异常突出的毛时代的文艺现象，有必要继续回溯历史。

　　作为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中国自古以来将“文”放在重要地位。古老的《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是广义上的自然、社会中的复杂现象、关系，但这种大文化观，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化、文艺、文学观念。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著书、立说、作文，大都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也因此被放在极高的地位上。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诗教”说，到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贯道”、“明道”，直到近人梁启超的“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到“五四”时期以文学启蒙国人、推动社会变革，一脉相承的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重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政治抱负，“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品格;而真正去“为艺术而艺术”或“为个人而艺术”的，往往是在政治实践失败、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之后的无奈选择——寄情于山水、诗书，所谓“远离政治”，“不问世事”，这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姿态。

　　在这其中也有大胆冲破传统道德观念，提倡文艺为个人性情的，最激烈的莫过于明朝的叛逆思想家李贽。然而他的新文艺观，首先是从他不满于现实政治的腐败、道学家的虚伪出发的，本身即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自己的文章就充满着政治、哲学的思辨。他赞赏《水浒传》中的农民英雄，冠《水浒传》以“忠义”之名，并通过评点小说来批判社会。可见他不是不要道义，而正是呼唤真正的道义。许多表面上愤世嫉俗、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也基本上如此。

　　对于文艺及文人这种与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传统精神，是否是“优良传统”，有待探讨，但绝对不能无视和抛弃，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被抛弃过，它早就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那么，作为近现代关键点的“五四”，这场以“新文化”命名的运动，就不难让人想起历史上的历次重大文化运动：唐、宋的古文运动，明朝的复古、反复古潮流，晚清以来的小说界、诗界革命，无一不是首先由政治领袖——在朝的或在野的——为了政治目的，并配合着政治手段来发起的。而以“五四”为起点的贯穿整个现、当代的持续的文化大变革，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再次回响。

　　三

　　鸦片战争所开启的近代历史，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变到今天，仍然不是完成时——从煌煌文明大国到半殖民地的巨大落差，改良失败的余痛，民主革命结出的苦果，民权未保而国权新丧的屈辱，活跃的思想与灰沉的现实，这些一起加在了有责任的五四知识分子头上。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促使知识分子的探求越来越急切。文艺方面，在运动初期，以“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反封建反传统思潮占主流，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以其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批判精神，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但也已经埋伏下了所谓文学“功利化”与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分歧。

　　1926年“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社会形势再度急转，此前军阀混战客观上造成的思想空隙被打破，中国勉强实现了统一，而几大政治阵营的较量也日趋明晰，文化人面临重新选择。此后，社会革命、抗日救亡、建立新政权的历史主题接踵而来，知识分子普遍地自觉地改变了姿态，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中。郭沫若宣称：“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文艺家们，从流连于个人形象与精神世界的关照，转而关注广阔的社会现实;从虽有论争但仍不失文人风雅的学术探讨，转向直接参与到政治运动、革命潮流中;从居高临下，“启蒙”大众的精英知识分子，转而放低身段，向工农大众靠拢;从清高矜持的“个体独立”，转而团体化，组织化，从而政治化。

　　这一时期，倾向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声势渐盛。于此相对的是一些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两者的论争渐趋白热化。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集结成“新月派”，其主要理论家梁实秋并不讳言，他们所针对的是这样的紧迫现实：无产阶级的运动已“由政治的更进而为文化的运动”，要“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此，论争成为一场双方都自觉意识到的、争夺文艺阵地与领导权的斗争。

　　实际上，没有人可以真正无视时代的主题，自由主义者们也不例外。梁实秋认为文学里要“有思想的骨干”、“有道德性描写”，不应“躲避人生”;朱光潜表示“为文艺而文艺”是“不健全的文艺观”;沈从文则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以“一种勇气同信心”。他们也在以各自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的问题。

　　在动荡的30年代，尽管知识分子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中，但很少受到西方颓废、享乐主义的消极影响，而是严肃地思考自我、人生、社会，与爱国群众一道，构成了中国的精神力量。这正是深厚的传统人文精神的延续，是中国知识分子深沉的责任感、道德意识的有力证明。

　　四

　　李泽厚认为“五四”之后，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即“救亡压倒了启蒙”，成为历史的遗憾。这一论断在80年代颇有影响。正如有人指出的一样，李泽厚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当年“五四”的主角之一胡适就曾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让位于爱国救亡运动，实质是对“五四”思想启蒙不幸的政治干扰。然而，历史的逻辑是，正是参与到“救亡”的历史主题中，知识分子才真正赢得了民众，也空前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像五四之后一度寂寥失落;是知识分子选择了政治，构成了政治的实践者，而不是抽象的“政治干扰”!

　　并且，“五四”本身就是民族内忧外患所激发的结果，启蒙也好，个性解放也好，都是以唤醒民众、拯救中华为旨归，离开了这个目的，启蒙者们不是陷入彷徨无着，顾影自怜，就是退而自保，重归“闲适”——连自己都救不了，又何谈救人!

　　在革命—救亡主题中，众多知识分子“左转”。从30年代初的“左联”开始，左翼知识分子形成组织化，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在这其中，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起到重要的领导组织作用。因着五四大潮诞生的中共，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成立的团体，自然也注重文化问题，并本着为无产阶级的文艺观，参与到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当中。抗战迫近，为了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左联”解散，更多知识分子汇集到延安。火热的政治实践和积极向上的社会面貌，赋予了延安“圣地”的精神意义，让一度彷徨的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希望，产生了新的想象，投入新的社会变革洪流中。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后整理成文，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方针，对解放区内外以及日后新中国的文艺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话》中，涉及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学批评标准、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文艺队伍的建设等问题，而其核心则在于革命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文艺要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把“大众化”、“平民化”的笼统说法具体化了;并主张文艺家到群众中去获取创作源泉，与工农兵结合。这就既指出了创作方向，又提出了实践方法。而这其中，文艺家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改造是关键。

　　除了《讲话》，毛泽东还有许多论著涉及到文艺政策、文化发展以及党内学习、工作问题。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实践性品格：他的政治、文艺的实践和主张，都紧紧围绕着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对现实危机、问题的紧迫应答。他主张看问题不要从概念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扎根于民族的土壤而不是“言必称希腊”;在此基础上要求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总结革命发展和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以解决现实问题。

　　基于这种实践性品格，毛泽东与左翼知识分子一道，建立了文艺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文学艺术不再是与现实始终隔着一层的“艺术关照”，不再是带观赏审视意味的“反映现实”，而是直接参与到对现实的构建中，成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本文题目中的“文化事业”——把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即革命、救亡、建设新社会的事业，而超越了以往的文化作为“文化人”的赏玩对象或谋生资本的处境。“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地位空前地提高了，文化事业是神圣的，是感奋民心，改造人思想灵魂的，为实现社会理想服务的大事业，参与建设这一事业的知识分子也被冠以“人民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称号，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因着时代主题而空前地扩大了。

　　五

　　正是在革命—救亡的历史主题中，知识分子在“五四”期间提出的一些社会、文艺理想有了现实的落脚点。“大众化”、“平民文学”的主张很早就提出了，然而也是在改变了生活环境和思想态度，真正接触和体验了民众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样的文艺实践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更加重视民间资源、民族传统，而这正是被“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所忽略的。由此，“五四”知识分子走出了青春的冲动和盲目，而更加扎实、稳健，更加有实效地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对自己的认识也有了转变，从高姿态的“启蒙者”或孤独自赏的“零余人”，锻炼成为平凡又崇高的“文化工作者”。

　　毛泽东的文化事业贯穿于他的社会事业的始终，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建国后的文化运动和实践是延安时期的继续和深化。更为重要也常被忽略的，是文字、基础教育、文化知识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这实是一个“自古未有之大变局”，而它所依靠的正是毛泽东以广大农民为基础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普及在以前根本没法想象。无论是“新村实验”还是“教育救国”等尝试，都没能改变旧时代文化垄断的事实。从而“德先生”、“赛先生”也好，“人道”、“新民”也好，都没有用武之地——鲁迅的书今天看来意义非凡，然而在他当时的影响恐怕极为有限，大部分人还是文盲半文盲，没有读书接受新文化的能力和自觉。

　　也正是本着《讲话》所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方案，毛泽东的革命在扫清了旧文化之后，也为新文化创造了条件。建国不久，即以低廉的成本实现了文化知识的普及，这在后起的国家当中实属奇迹——处境类似的印度，则没有那么幸运，直到现在知识垄断、社会分化严重。也正是这种普及，为一切的“启蒙”创造了对象和条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及一切现代方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性。在毛时代之后，80年代的思想热经典热也是以前者为基础的，甚至，今天能形成广泛的传媒公共空间和热烈的网络表达，也离不开这个基础——实际上毛时代群众广泛参与政治、文体活动，以及文革中大字报的普遍使用，已经是在进行现代意义的尝试。打破文化垄断所形成的“大众化”，客观上为所谓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建立了空间，构成了与古典时期的鲜明对比，这一“变”，又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这个话题，后面还将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