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大致过程 前文叙述、分析了文革的起因，推测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简述了文革“大迂回”的“点火”过程；现在开始叙述文革本身，从文革的起爆说起。 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起爆文革的雷管 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的火柴，那么北大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就是引爆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的雷管。 前文说到毛主席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向刘少奇集团的“软肋”——文艺、文化界发动攻击的第一炮，遭到刘少奇集团“冷处理”的阻击。为了打破僵局，毛主席公开支持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致使刘少奇掌握的中央不得不下令主流媒体宣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组织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革领导小组，并且要求文艺界、文化界参与批判。刘邓集团的三号人物彭真搞出个“二月提纲”——《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刘邓推向全国。这个二月提纲企图把批判斗争限制了学术领域，搞纯学术批判，不涉及政治。毛主席识破了刘邓的把戏，于66年5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撤了彭真等人的职，并且组织了以陈伯达、康生为首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至此，可以说文革的导火索已经点燃了。 但是，这时的文革斗争的焦点仍然限制在文艺、文化领域，和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仍然是理论性，局部性的批判。如何将斗争引向政治领域，如何将斗争引向刘邓集团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这好比是正在燃烧的“导火索”的末端需要一个“雷管”。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北大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于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了一张后来被毛主席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正好起到了引爆文革的“雷管”的作用。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这篇大字报不仅立即引起了北大的“地震”，并且惊动的刘少奇领导的中央，以至于当夜就派人到北大给这份大字报拍了照。随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和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即亲赴北大，召开校党委会听取陆平、彭佩云等人的汇报，晚上十点多钟又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作“稳定局势”的报告。 一篇针对北大校领导的大字报为何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振动呢？我们先来看看这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巨大足迹的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下面是这篇大字报的全文。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 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 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十分清楚，那就是揭露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企图把北大的文革限制在学术领域，限制在小会、小字报讨论的范围内，防止斗争发展到政治领域，防止文革发展为全社会参与的政治斗争。总之是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再一次耍“反右”、“社教”中使用的把戏——“李代桃僵”之计。 这种揭露是致命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旦文革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进行，那就绝不仅仅是思想批判，理论问题，而是被打倒与被清除的问题了！ 另一个原因是北大历来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刘邓集团如果不能控制北大的运动，也就无法控制全国运动。北大一旦走上《五一六通知》指引的道路，那么刘邓集团的覆灭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所以，刘邓集团必然要立即“灭火”，防止他们的“李代桃僵”之计败露，防止聂元梓等人放的“火”烧到其它大专院校去，烧到社会上去。 对于刘邓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把聂元梓的大字报批倒，把聂元梓等人斗臭。 罪名首先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定的。他说““北大出现了几份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要内外有别”。”。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可是个大罪名！“故意泄密”的“故意”二字又使这罪名加了一等！ 如果说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确实泄露了某个“机密”，那么这个“机密”只能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就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传达的内容来看，这个“机密”就是刘邓的“李代桃僵”之计。 刘少奇支持了李雪峰的讲话，并特别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文化大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都是错！”。 如果李雪峰加在聂元梓等人头上的罪名还值得怀疑的话，那么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讲话就不能等闲视之了！那时普通群众还不了解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立场与路线，还认为刘少奇就是毛主席路线的执行者，刘少奇支持李雪峰为聂元梓定罪为“故意泄密”，北大的普通教师、员工和学生当然会把聂元梓当作敌人群起而攻之！艰难的几个日日夜夜，聂元梓等人是在怎样的轰击、重压下度过的啊！ 仅仅围攻聂元梓等人仍然不能让刘邓安心，几天后刘邓向正在南方视察的毛主席请示是否可以派工作组进入机关、学校指导文革的问题。派工作组指导群众运动是中共的一贯作法，毛主席怎么会反对呢，毛主席当然要同意刘邓的要求。 几乎就在刘邓开始把工作组派往机关、学校的同时，毛主席收到了据说是康生转给毛主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主席立即高度评价了这篇大字报，称之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并要求新华社和全国各大报刊大力宣传。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先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又全文刊出了这份大字报，同时配发了赞扬该大字报的评论。 学校的政治风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指挥师生围攻聂元梓的北大校领导变成了被师生围攻的对象。刚刚开进北大的工作组紧跟形势，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曾经批斗聂元梓等人的师生。 一方面是在聂元梓大字报的鼓舞下的群众运动开始转向对各学校领导和高教部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的批判，一方面是刘邓派出的工作组企图继续贯彻刘邓“李代桃僵”的计策，还由于《五一六通知》中有“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样的内容，那代“桃”遭到“僵”的命运的“李”就必然是各院校的领导、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了。于是一场打倒大、中学校领导、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的浪潮席卷全国。“弃子”——校长、书记们、知名教师和学术权威们——面对着革命热情高涨而又初次踏入巨大的政治斗争战场而缺乏政治经验的学生，能够逃脱被打击与迫害的命运吗？ 这些打击与迫害都成为DXP日后否定文革的根据。最可笑的是这些受打击与迫害的干部和教师们竟然对DXP——那个曾经移祸于他们的人——感恩戴德！ 由于十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落实到基层时总是变成了“不忘阶级仇”的教育，严重偏离了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主要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侵蚀、腐化党的干部，防止党变质的目的，所以文革在学生中大规模展开时学生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简称“黑五类”。还由于《五一六通知》中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再加上作组“李代桃僵”的需要，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旗帜下，文革的矛头同时也指向了所有“黑五类”及其子女，并且把“战场”从学校扩展到全社会。 这时候第一批“红卫兵”——“黑字兵”出现了，被“黑字兵”称为“红色恐怖”的历史悲剧开幕了！ “红色恐怖”是历史的悲剧，是文革的负面产品。就象攻打一座敌人占据的城市必然给这座城市及其居民造成巨大损失一样，是革命中应当尽量减小而无法避免的代价。 文革本来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政治态势下发动的，必须采用“运动战”的战法，让党内的资产阶级在“运动” 中暴露自己的反动本质，以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投入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毛主席在文革初期视察南方，放手让刘邓自由地运用工作组操纵文革，就是为了让刘邓“运动运动”，以便在他们的“运动”中抓住他们的破绽。由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已经使刘邓集团成了惊弓之鸟，所以一旦毛主席给他们留出一条“逃生的路”——可以派工作组，他们必然按照其反动本性，重施移祸他人，保全自己的把戏。这个悲剧性的“红色恐怖”就是刘邓在“逃生”之路上犯下的罪行。毛主席正是抓住了这个 “红色恐怖”的罪行，才打响了直接攻击刘邓集团的第一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起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引爆文革的“雷管”。 聂元梓等人为何会在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地方贴出那张关键的大字报呢？是几个人的天才行动，还是依计而行？从网上得到的资料显示此事似乎与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有关。康生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重要助手，那么此计是否是出自毛主席本人呢？这个问题可能是个永远的谜。 红卫兵、工作组与“红色恐怖” 前文说到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吓坏了刘邓集团，为了再施“李代桃僵”之计，刘邓征得毛主席同意之后派出了工作组，意图把文革的烈火引向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引向“传统的阶级敌人”——“黑五类”。与此同时，一个由中学生首创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出现了。刘邓集团通过工作组操纵红卫兵酿成了一场文革的第一场悲剧—— “红色恐怖”。 据网上资料显示，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前三天，清华附中的部分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随即是北大附中成立了“红旗战斗队”。那时候教育界批判的主流还是在批判文艺、文化界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与人物，那时的北大正在围剿聂元梓等人。这些红卫兵的诞生与围剿聂元梓是否有关不得而知，可以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初的红卫兵不是聂元梓等大字报鼓舞的产物。 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几乎全部由干部子弟组成。由于他们佩戴的臂章是红底黑字，更由于一个多月后成立的由普通群众子弟构成的红卫兵选择了红底黄字的臂章，所以这些干部子弟构成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黑字兵”。 干部子弟多数从小接受了较多的政治意识熏陶，加之政治信息灵通，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自然更高，主动性更强。特别是文革开始时的斗争矛头是指向文艺、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这些干部子弟很自然地把这场斗争与“反右” 联系起来，他们要继承父母的事业，把“反对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大旗接过来，做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卫兵。 但是，仅有这一点点单纯的愿望是不够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反右”，文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共产党内，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孩子连真正威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险来自何方都不知道，连敌我阵线都搞不清楚，连枪口应当对准谁都不明白，就批斗，就游街，就抄家，能够不犯错误吗？！ 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赞扬与推荐之后，红卫兵首先错误地认为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错误地批斗了大批学校干部，还错误的打击了一大批教师。他们严重地超越了批判的界线——实施了殴打、抄家、游街、关押等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更为错误的是，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同学及他们的家庭，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变成了对历史上的敌对阶级“算旧账”，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本来已经“归顺”了的人们。这些打击与迫害成为文革中最大的灾难，使得一些本已“归顺”的人们重新站到以DXP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边，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军之一。 当然，红卫兵所犯的这些错误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缺乏政治素养的结果，更是刘邓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直接结果。尽管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学生组织，但是毕竟是政治组织，是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是自愿接受党的领导的政治组织。特别是这些红卫兵多数是干部子弟，他们对解放后十几年党内、党外的政治斗争多少有些了解，他们知道正确地理解中央的意图的重要性，知道“站错队”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行事必然是紧跟党中央的的政策与意图的。或者说，那些年青、冲动、缺乏政治经验的“红卫兵”其实仍然是在当时的党中央的指导下制造“红色恐怖”的。以当时还在刘少奇控制之下的人民日报为例，６６年６月１日，也就是红卫兵诞生的的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题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该社论的第一段就说：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注意，这篇社论直接号召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当作敌人，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横扫”。这也就难怪那些一心想在文革中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做出贡献的年轻人把“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社论中竟然说：“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这不是直接与党的《五一六通知》唱反调吗？《五一六通知书》说要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何许人也？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啊！党的首脑啊！与“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何干？ 党的报刊、广播如此误导青年学生，他们怎能不犯错误？ 除了党的媒体对学生们的误导之外，工作组是直接误导红卫兵的主力。当工作组是“爸爸”们的“工具”时，“爸爸”们就成了红卫兵的实际操纵者。 下面摘录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爸爸”们和工作组在操纵“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下面就从刘少奇、DXP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DXP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XX（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DXP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DXP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DXP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DXP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DXP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XX、朱XX被定为“反革命”。张XX被斗了两天一夜，朱XX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DXP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DXP。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DXP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DXP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DXP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DXP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DXP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DXP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请注意上面所引用文字中的如下内容： 在刘少奇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一附中里： “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 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 看，刘少奇就是这样指挥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的教师与学生的。其手法与“反右”何其相似！ 在DXP通过女儿控制的师大女附中里： “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 “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邓榕赶回家向DXP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DXP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看，DXP直接把反对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学生叫做“反动学生”，难怪工作组敢于把学生打成反革命！ 通过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刘少奇、DXP确实是通过工作组再次实施了“李代桃僵”的计策，一方面打击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党内资产阶级的反的教师与学生，另一方面把文革引向批斗教师，批斗专家，批斗学术权威，批斗学生，引向打击、迫害“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此计策即可以保全他们自己，又可以把广大教师、学生和“五类份子”及其子女的怨恨嫁祸给文革。真的可以当得起那句话：何其毒也！ 那么工作组对红卫兵是什么态度呢？红卫兵在工作组转移斗争大方向，在教师、学生中抓反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刘少奇女儿在记录刘少奇指示的日记中提到“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说明刘少奇对红卫兵——哪怕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心存畏惧。尽管红卫兵八成不会针对自己的官僚集团，但是他们开了危险的头：开创了学生自己建立组织参加政治斗争的先河。一旦非干部子弟也都开始组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那么再想操纵这些学生，再想控制斗争的方向，就要困难千百倍了！所以刘少奇必须反对学生建立自主的红卫兵组织，这也就是工作组对待红卫兵的基本态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红卫兵普遍是在6月初成立的，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的目的就是要继承父辈“反右”的事业，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学校领导干部中、教师中、学生中抓“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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