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倾到左倾再到右倾 这里是说刘少奇在解放后十几年之间在政治上的左右摇摆。从这种摇摆中可以可以看出两点：一，刘少奇在理论上很不成熟；二，刘少奇在政治上习惯于投机。 要证明上述结论，还需从解放初期说起，而要弄清刘少奇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回顾一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其开始的一段如下：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论》是在抗战的关键时期——外有日寇侵占大半个中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内战，面向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中心工作是建立可靠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尽可能团结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是最大的政治。也就是说，所谓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主义”；而不是解放后中共必然要逐步推行的社会主义。至于什么时候才能从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那要看中国的工农的觉悟的提高程度，要看工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有多高。 在说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经济时，毛主席说：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这就是说，对于 “操纵国民之生计”的那些经济部分，必须国有化，其他非“操纵”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可以继续存在与发展。同时，富农经济也容许存在，“耕者有其田”是农业政策的基础，各种“合作经济”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农业生产的普遍形态。 这些就是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所坚持的经济政策。 错了吗？开始不错，后来错了！因为他落在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的工农的后面了，做了“群众的尾巴”。 解放战争中建立的解放区最初实行的的确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可是仅仅两、三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一部分仍然陷于贫困难以自拔的农民抱怨共产党只看重富农，不顾他们的困苦。他们甚至自己组织起了互助组——最初级的农业合作组织。如果党再不走在农民的前面，那么党就会失去曾经是“打天下”的主力军的贫苦农民的信任与支持。 同时仍然处在资本家剥削下的工人也要求党尽快“解放”他们，使得他们获得国有企业的工人们已经获得了的主人公地位。国有企业的工人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管理自己——车间主任、班组长都从工人中选出。“铁饭碗”和工会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让工人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确实是企业的主人。这一切让仍然在资本家的企业中做工的工人、店员羡慕不已，他们强烈要求尽快取消私有制经济，给他们以主人公的地位。 面对“领导阶级”的如此要求，作为他们的“代表”的中共必须尽快满足他们的要求——开始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显然是“迟钝了”。高岗认为这与他的“资本家的女婿”的身份有关，因为在工农已经明显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不满了时，刘少奇还在为富农经济和资本家的剥削唱赞歌。 关于这一点，最直接的证据就是50年7月东北局收到来自中组部的信的附件。中组部的信是对东北局关于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的请示的回复。回信附件是刘少奇和安子文的一次谈话。 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工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总而言之，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 高岗向毛主席反映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刘少奇也做了检讨，但是他对中国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持怀疑与消极的态度，直到57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猜：这可能是毛主席退居二线的直接后果。 毛主席退居二线，中央的常务工作由刘少奇全盘负责，各部各委与各省各市现在都直接向刘少奇回报工作，听取指示了。刘少奇如何才能大展才华？ 继续走他喜欢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那很难做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成就。唯有大胆创新，放手一搏，才可能有大的建树，才能让党内服气。 还有一种分析，认为他是故意把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主义热情过分高涨推向疯狂，故意让毛主席的积极的社会主义政策失败。我个人认为那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那样做太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实际上庐山会议上如不是毛主席主动承担左倾的错误的责任，保护了他，那么被打倒的就不是彭德怀，而是他——刘少奇。 总之，我认为是急于建功立业使得刘少奇从右倾一步跨入左倾，而且几近疯狂！ 1958 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看吧，刚刚还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一下子就要奔向共产主义了！党中央刚刚制定计划要十五年赶超英国，他马上提出十五年要赶超美国！ 他要显示出超越毛主席的胆略！ 仅仅二十天，刘少奇的“温度”又上升了，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 “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注意，他说赶超美国用七、八年就够了！ 实际主持全国党政工作的领导人的“共产主义热情”以这样的速度提高，那些各部、各委、各省、各地市，一直到生产队长，那个敢站在“右倾”的立场唱反调？“共产风”，“浮夸风”怎能避免？！ 被“改开派”骂的狗血喷头的“共产风”、“浮夸风”，难道不是他们的“祖师爷”——刘少奇掀起来的吗？！ 作为一个党的最高级政工干部，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之低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右派们到处宣扬毛主席不懂经济，他们的“祖师爷”刘少奇在58年鼓吹七、八年赶超美国时对经济有起码的了解吗？还有三、四十年进入共产主义，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八成也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角色！ 关于农业的“跃进”，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说：“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看吧，他直接就要搞共产主义的新农村了！既然是共产主义的新农村，“共产”难道不是必然的吗？“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刘少奇还需要怀疑吗？ 有人可能会说，刘少奇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他只是个执行者。 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同期，毛主席是怎样指导宣传工作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吴兼新华社社长冷西回忆（《忆毛主席》）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请注意，58年3月间——就是上面所引用的刘少奇那些讲话的四个月前，那时“浮夸风”和“共产风”才刚刚露头，这时的“过热”与后来的“疯狂”不可同日而语，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通过党的两个最重要的媒体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的指示。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刘少奇能够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可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他听不进毛主席的话。 这里摘录一段网上找到的文字： 【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 凡是多少有些良心的人，能够否认毛主席确实已经为刘少奇敲过警钟了吗？无奈坐在“总指挥”位子上的良好感觉使得他已经忘乎所以了！ 刘少奇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对于刘少奇的错误，毛主席给予了最耐心的引导，和委婉的批评。为了纠正刘少奇的 错误，从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毛主席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来讨论、纠正左倾错误的问题。到庐山会议时，由于彭德怀等人把反左倾的调子定的很高，如果不适当“调和”一下，刘少奇确实有被“拉下马”的可能。毛主席不敢用“军人主政”，（古今中外，军人主政很少有不导致内乱的！）不愿轻易放弃刚刚竖起的接班人，再加上八成是中了“离间计”，他支持了刘少奇批判彭德怀的斗争。 毛主席当然希望通过这次教训，刘少奇能够回到正确的社会主义路线上来。可惜事与愿违，刘少奇借彭德怀落马，借毛主席公开向全党、全国承认、承担“大跃进”的错误之机，不仅不是承认错误，回归毛主席的路线，反而是借机诿过他人，抬高自己，进一步压缩毛主席的影响，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并且一下子又从左倾跳到右倾！ 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说：“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刘少奇则仅仅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故意不说这是谁惹的祸，因为既然毛主席已经公开承认是自己的错了，那么这个“七分人祸”自然会被人们理解为是毛主席的错！ 看看，多么卑鄙的伎俩！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刘少奇在60年说“七分人祸”时，绝对想不到十年之后，他的“算计”真的就“误”了他自己的生命！ “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灾害对工人、市民的影响和对农民的影响是不同的。 工人本来就是无产者，市民在五三年工商业改造后也成了无产者，在大跃进中，他们付出的只是热情和辛劳，所以挫折使他们失去的也只是热情。 农民原来是“小生产者”，土地、家畜和农具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不是无产者，而是小私有资产者。合作化的初期，他们仍然拥有土地所有权；高级社时，土地成了公有资产，可是部分牲畜和农具还是自己的；公社化后，农民失去了所有的生产资料，成了无产者。尽管合作化的成功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使得他们大多也满怀激情与期望，可是疑虑和不安还是会有的。当时“共产风”刮得正紧，农民们还来不及体会无产者的滋味，三年灾害来了，农民一下子跌入完全不能自保的境地。他们没有足够的存粮，因为存粮“共产”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自主经营的土地和农具，他们无法自主寻求自救的道路。他们不得不完全依靠集体安排的生产和生活——这与城市里的工人有了一点相似，不同的是工人有固定的工资和计划供应的粮食，他们没有，因而面对百年不遇的灾害时他们更加无路可逃。而就在这时候，干部中逐渐泛滥的“特殊化”——主要是多吃、多占——加剧了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感和失望，甚至是绝望。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与刘少奇给出了相反的解决之道。 毛主席的解决之道是：坚持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发挥各级农业生产机构的积极性，发挥集体的力量优势，全面发展生产；调整“队为基础”的大队为小队（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中央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以克服“共产风”的不利影响，以适应农民的现实思想水平，尽可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同时教育全党要与农民们同甘共苦，绝对不能搞特殊化。 这就是说，毛主席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刘少奇解决之道是：三自一包。那就是：扩大自留地，建立自由市场，社办企业自负盈亏，普通农民包产到户。 适当扩大自留地，使农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去换些现钱，这未尝不可以试验。建立自由市场是指在农村原有的集市的基础上，在城市周边建立销售农民家庭产品——鸡蛋、青菜之类东西的“集市”，这当然是个对农民与城市人口两利的措施。这两项都是可以试行的。 “社办企业”能够“自负盈亏”吗？“社办企业”是谁的企业？谁是主人？赢了是谁赢，亏了是谁亏？ 请看看“改开”后“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吧！不是绝大多数变成了“承包人”的“私企”了吗？一旦社办企业“自负盈亏”了，用不了多久，这个企业就会沦为该企业领导人的“私企”。这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过渡！ 至于“包产到户”就更清楚了。自从DXP粉碎人民公社至今，关于“包产到户”的弊端的文章真的已经是汗牛充栋了！尽管少数农民已经富裕了，甚至成了富豪，可是，在可以预见的十几年里，农民整体的贫困化，农村整体的衰败化，农业整体的衰退化，是很难避免的！ 刘少奇给出的是一条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看！刘少奇就是这样转眼之间从疯狂的左倾转为彻底的右倾！ 这是出于什么思想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不是。他和DXP一样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都是投机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前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大跃进期间的左倾错误，可是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冲淡了党内对左倾错误的关注，这使得本来应当清除的左倾错误思想得以蒙混过关。以刘少奇为首的那些在大跃进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干部不仅没有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搞起了“反右倾” ！——８月７日（后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主持的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彻底否定了前庐山会议对左倾的批评，大搞“反攻倒算” ！ 尽管经过前庐山会议的批判，浮夸风、共产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可是现在“反右倾”成为主流。任何对左倾的批评，甚至怀疑都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一些不肯跟着刘少奇的浮夸风胡说八道的正直的干部被整了下去，而一些投机逢迎、胡作非为的野心家被提了起来，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道德水平明显下降！党的领导阶层的官僚化已经基本形成！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传入党中央的一个惊人消息触发了又一个对中共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60年2月内务部一位姓郭的处长到河南信阳调查风闻大量饿死人的事情。受命接待他的是信阳地委的一位副书记张树藩。此人当时正做为右倾分子受到经河南省委批准的批判。大概正是由于此人坚持要把河南信阳大量饿死人的事情上报中央，才招来了内务部的调查员，估计他是内务部调查员指名约见的人，所以尽管被视为右倾分子，仍不得不把他交给内务部调查员。就是这位信阳地委副书记的汇报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暴。 张树藩的汇报很快经内务部传到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那里，习仲勋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最后的结论是河南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饿死的人数达四、五十万！ 中央纪委的报告震惊了中南海！ 59年中国大部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粮食大面积减产，加上共产风中“放开肚子吃食堂”的浪费，59年下半年饥荒袭击了整个中国。 面对饥荒政府采取了“按人头”计划供应粮食的政策，使得尽管普遍吃不饱，普遍营养不良，但是还不至于饿死人。例如当时的济南，中学生的粮食计划供给量在25斤至29斤之间，由于缺乏副食的辅助，这个量是无法使十几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吃饱的，但是也不至于饿死。 是什么原因使得河南数十万人在短短几个月里饿死呢？特别应当指出，饿死人的事情几乎全部集中在信阳地区的两个县里！河南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这两个县有什么特别之处？揭露饿死人事件的功臣的张树藩是这样说的：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 请注意，59年信阳地区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0几亿斤，却按照浮夸的72亿斤征收了16亿斤粮食！那几百万农民手中还有多少粮食？不足10亿斤了吧！也就是每人大约能分到一百斤粮食（原粮），并且还有些公社在吃“大锅饭”，那还能吃几天？ 没有饭吃可以外出逃荒要饭那，那不是解放前农民们渡过“青黄不接”春天的通常做法吗？何至于大量饿死呢？征收上来的粮食不可以再发下去救急吗？ 让人不可原谅的是，河南政府硬要在中央面前“打肿脸充胖子”，不肯动用库存的粮食；更让人不可原谅的是当时的河南政府为了捂住河南严重浮夸的盖子，严令各地动用民兵严禁农民外出讨饭！很快就断了粮的部分信阳农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草根、树皮度日还能不大量饿死？ 当中央了解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后，立即派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人，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处理问题。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大员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实质与根子，也就是他们回避了来自中央的左倾浮夸这个真正的根源，回避了河南省政府的直接责任，把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县一级干部！ 张树藩的临终回忆录中生动的记下了这样一幕： “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伺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 请注意，张树藩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事情的根源是左倾浮夸，是省政府指导下的浮夸，清清楚楚地说明了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直接责任，可是被陶铸制止了！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的态度怎样呢？回忆录中没有提到，显然是默认了陶铸的做法。他们与直接责任人吴芝圃一起把责任推给了下级官员，最终打倒的是数十个县级、公社级干部，并且把饿死人最多的县的书记判了死刑。幸亏毛主席心中有数，不愿杀人，令改为死缓才逃得性命。 何以说毛主席心中有数呢？因为在这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批评吴芝圃的左倾浮夸。例如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又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还生气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信阳因浮夸而饿死数十万人，吴芝圃能够脱得干系吗？还要那一个县拿委书记的人头来作挡箭牌！ 一方面丢卒保车是中央的决定——不仅是保吴芝圃，更是保支持吴芝圃的中央大员，另一方面毛主席还想给真正的罪魁祸首刘少奇等人一个改正的机会，也不愿意公开地把“火”向上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主席不知道问题的根子实际上是在上面，不知道存在着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后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明确指出：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是最好的证明。 信阳事件最终定案为反革命复辟，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就是这个结论，一方面使得真正的祸根——左倾浮夸逃脱了罪责，一方面错误地描述了农村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使得后来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走上错误的道路！ 鉴于河南信阳事件的教训，毛主席要求各省、各地调查一下，摸一下全国农村干部的实际情况。调查的结果是：大约三分之一的干部已经严重腐败、变质了。于是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展开。 起初，一些地区进行的是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 “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 前十条的重点是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此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思想、路线的检讨与教育。这里毛主席实际上是把信阳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定性为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而不仅仅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了！ DXP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后，DXP及其追随者们把毛主席的这个观点斥为“极左”，但是恰恰是DXP及其追随者们的“改开”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是天才的预见！ 毫无疑问，“前十条”的核心思想矛头直指党内官僚阶层，而党内最主要、最重要的官僚集团是刘、邓为首的党内政工集团。现在全党的政治工作几乎完全由刘少奇、DXP具体负责，他们自然要设法篡改毛主席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方针。于是在“前十条”下发全国开始执行的一年后，在毛主席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刘少奇、DXP搞出了个“后十条” ，并随即下发全国执行，名为对“前十条”的补充 ，实为否定了“前十条”的核心。 “后十条”的核心是：将“前十条”指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篡改为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与党外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完全可以被他们解释为基层干部的思想品德问题，党内与党外的矛盾更可以解释为党和“阶级异己分子”之间的矛盾。“后十条”实际上是暗示党中央是正确的，刘少奇、DXP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暗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要由刘、邓率领的官僚阶层来整别人，整下层，整党外！ 刘少奇曾经邀请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参加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将修改后的“后十条”的内容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讲了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显然是对“后十条”的批评。田家英将毛主席的意见向刘少奇做汇报时，刘少奇表情严肃，未置可否。 修改后的“后十条”以更加“左”的面目把矛头指向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所谓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后十条”不仅把农村基层党组织看得一团黑，而且认为其中一些是与“地、富、反、坏、右”相勾结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搞起了土改时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以斗地主的方式斗农村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反修防修的问题，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被彻底排除了。 63年全面展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接近两年了，可是由于刘少奇、DXP一心只想整基层、整党外，所以尽管毛主席多次提醒“根子在上面”，可是刘少奇、DXP佯装没听见，运动完全没有触及党内高层官僚集团。 毛主席发现了“后十条”的真正用意后，立即召开了中央全会，严厉批驳了刘邓的“后十条” ，刘少奇做了检查，中央重新制定了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严令立即收回下发全国的两个“十条”，运动完全按照“二十三条”为准。 “二十三条” 的核心是指出了：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个划时代的伟大思想的标志。DXP的“改开”已经充分证明了其伟大意义，历史必将给予这个重要的标志最高的荣誉！ 二十三条下发之后，纠正了一些极左的做法，解放了大部分正在受批判的基层干部，停止了对“黑五类”的打击与监管，农村紧张的政治局面有所缓和。再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的开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毕竟“二十三条”只是原则性的指导，毕竟具体指导运动的权力还是在刘少奇、DXP集团手中。“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让我打击基层干部可以，想让我矛头向上批判高层的官僚阶层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路线不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图具虚名，已经事与愿违，已经得不偿失！ 六五年底，毛主席对刘少奇已经彻底失望了！ 一场真正的政治大风暴开始酝酿。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三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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