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覆灭 九大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被写入党章，林彪同时获得了“副统帅”的头衔。从井岗山的红军排长到“副统帅”，林彪走到了他人生的顶点，他渴望的最后一步没有实现。 林彪是功勋卓著的战将，可是在政治上的崛起却是59年彭德怀落马之后的事。尽管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在抗战初期，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屡立战功，可是他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很低调。而且新中国建立后的约十年间，他实际上在“赋闲”。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给了他机会。他敏锐地感到彭德怀倒台是他取而代之的机会，所以他不顾“疾病缠身”赶往庐山批判彭德怀。幸运之神果然降落在他身上，他如愿当上了国防部长。他提名自己的老部下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也被毛主席接受，他成为军中第一人。 作为一元战将，这个地位该知足了。可是林彪不是个容易满足的人。他很快就发现了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右倾和形左实右的思想不满，料想到刘、邓倒台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他不象大多数看好刘少奇的官僚那样投靠刘少奇，而是紧跟已经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并且把毛主席号召党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为号召全体官兵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看到了毛主席鉴于苏联教训担心中国也出赫鲁晓夫，故而强调要注意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他把突出政治提高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的这个决策对毛主席顺利发动文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一点毛主席当然早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毛主席才在文革前、文革中都对林彪采取了“放纵”的态度。他不想因为那些无关大局的事情失去这个得力的助手。毕竟能够看出毛主席的战略需要，能够主动配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将帅太少了。 林彪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也不失时机地向毛主席“要价”，清除了几个“不听话”的部下，打击、迫害了几个不服气的老帅。到九大召开时，军中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比肩了，他就是当然的“副统帅” ！ “福兮，祸所伏！”，可惜林彪不懂这个道理，或者他内心深处拒绝这个道理。 他太急于享受这个“福”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犯了三次重大的错误，终于摔死在外蒙古草原上。 他的第一个重大错误是不经军委主席批准，擅自向全军发出“一号命令”。 九大召开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中苏边境冲突。这次冲突双方动用了团级规模的兵力，小打了一场，结果是苏联输了。为此苏联政府撤掉了包括远东军区司令在内的十来名军官，随后向中苏边界大举增兵，大有突袭中国的可能。不仅如此，他们还试探美国是否容许他们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核研究基地。那时真的是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 为了防止苏联突袭，中央对中央机关重要领导和所有已不在工作岗位的老同志进行了疏散。毛主席去了武汉，林彪去了杭州，只有周恩来坐镇北京。毛主席还做了军事上的部署，以备不测。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做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大事：竟然不经毛主席允许，私自向全军下达了后来被称为“一号命令”的“林副主席指示” 。该命令是林彪69年10月18日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下达的命令。命令要求全军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当晚，这个命令就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传阅文件” 的方式报告毛主席。 林彪此举不仅未经军委主席毛主席批准，甚至事先也没有向毛主席提及他的想法，就擅自发布调动全军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使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极其严重的超越职权，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当毛主席第二天看到“传阅文件”时，立即愤怒地把文件烧掉了，可是并没有立即追究此事。 尽管毛主席十分清楚林彪此次越权是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而危险的错误，却不立即给予批评，我想，毛主席隐而不发是想看看林彪到底要走多远。毕竟这个法定接班人才刚刚竖起来，不能随即又撤下去。 那么林彪为什么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他是明知故犯，是在测试毛主席容忍他的底线。如果此次毛主席默认了他的作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向毛主席要权，进一步向接班迈进！ 在林彪看来，毛主席的装作没有注意他的越权是一种对他的依赖。林彪可能认为毛主席现在没有其他人选来取代自己，因而不得不容忍他的越权行为，就象文革前期容忍他打击、迫害其他将帅那样。林彪因而更加有持无恐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与权力，于是犯下了第二个重大的错误。这就是他竟然暗中策划争当国家主席。关于这个问题逄先知的《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说得简明扼要，故直接引用如下： 【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中旬，毛泽东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要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林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于4月 12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当面对林彪（此时林已由苏州回到北京）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这是毛泽东第四次表态，而且直面林彪。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林彪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他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根据林彪、叶群授意，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人设事”说明白了，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据有记载可查的，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五次表态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声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却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坚持设国家主席，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目的。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林彪早就放出话说：“这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林彪、陈伯达等利用大多数与会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意见而热切期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个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突然袭击。林彪、叶群在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策划，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进行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非法活动。 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并强调说，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 的意见。林彪这个讲话是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论“天才” 的语录，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讲一个多小时的话，又背着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抛出“语录”，还准备宪法条文，是不是有备而来的阴谋？是不是向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公然挑战？是林彪在“逼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林彪讲话后，各组讨论，叶群和吴法宪等商定要统一行动，他们分别在几个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来势十分凶猛，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向到会的人宣布：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煽动性最强的会议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庐山会议这场风波的情况大体有了了解。他知道与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对林彪不去触动他，而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 毛主席为什么要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呢？我猜是为了抑制林彪的影响，抬高周恩来的地位。毫无疑问，毛主席最信任，最倚重的是周恩来。 当时尽管林彪有“副统帅”之名，可是其对党和政府，甚至对军队的影响仍然不及周恩来。特别是刘少奇倒台后周恩来一直作为毛主席的副手，掌握中央党、政、军，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工作，其实权与影响远在林彪之上。 如果设国家主席，那么林彪作为“接班人”出任国家主席是名正言顺的，就像当初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出任国家主席那样。如果林彪再得到一个“国家主席”的头衔，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压周恩来一头了。这肯定是毛主席所不愿看到的。为此毛主席坚决反对设置国家主席。 毛主席这一次粉碎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阴谋，拿下了陈伯达，严厉责令林彪的四员大将——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后勤部长邱会作和林彪夫人叶群做检讨；并且要林彪参加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会，听取他们的检查。.这已经是对林彪的最清晰不过的警告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毛主席不仅亲自过问吴法宪、叶群的检讨，把对二人的检讨的批示——批评他们不讲实话，推诿责任——送给林彪看，启发林彪承认错误，并且通过周恩来多次暗示林彪应当对庐山会议中的“天才论”、“设国家主席”风波检讨自己的错误。不可理解的是林彪居然佯装与己无关，拒不做出检讨，并且借口有病躲到北戴河不理毛主席。 为了彻底解决林彪集团坚持错误，造成党的分裂的问题，在以后的一年多里全党、全军、全国开展了借批判陈伯达以整顿党风的运动。重点是批判陈伯达以极左的方式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在“敲山震虎”，敲的是陈伯达，震的是林彪。可是林彪依然故我，不予理睬。 这一次我看不再是有持无恐了，而是感觉检讨也无济于事，因而打算动手抢权了。 据林彪垮台后正式传达到普通群众的文件资料看，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很快就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自己亲自出马，而是由他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出面指挥。71年3月林立果召集其在空军中网罗的死党周宇驰（空军作战部参谋）、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制定了个刺杀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 这个政变计划打算由林立果私自组建的“联合舰队”——林立果在军中网罗的死党构成的秘密组织——来执行。空军是林彪长期经营的“地盘”，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是林彪的参谋长，继任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是林彪的死党（落网后自称自愿投靠林彪）。这个吴法宪为了向林彪邀功，竟然把二十四岁的林立果安排在空军作战部任副部长！在林立果和吴法宪的把持下，空军中包括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江腾蛟、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等高级干部都加入了林彪死党，甚至加入了林立果都“联合舰队”。这个江腾蛟原是空四军政委，因受林立果指使公开带人造许世友的反，被毛主席撤了职，随后他死心塌地的加入了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了林立果的心腹干将。林立果“联合舰队”的骨干武装是在上海秘密建立的“教导队”，一个类似于特种兵，又类似于特工组织的东西。尽管《“五七一工程”纪要》罗列了林彪集团可以利用的力量，可是只要毛主席还在，那些力量都绝对不会跟着林彪来反对毛主席。这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所以，他们策划的多种方案中，以使用“教导队”刺杀毛主席为主要手段。 71年五一节晚上中央领导到天安门上观看烟火，林彪不仅迟到，坐在毛主席对面始终一言不发，并且早早地就走了。这显然是在向毛主席示威了。 这年七月，毛主席通过总参熊向晖了解到黄永胜居然在总参封锁庐山会议真相，拒不传达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毛主席觉察到这些人依仗林彪的支持，是打算对抗到底了。到了这种地步毛主席认为必须向全党高级干部说说林彪的问题了。 71年8月15日毛主席再次南巡，去逐个与东南各省、市的领导干部谈庐山会议的问题和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同时也指出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这还是第一次在高级干部面前批评林彪。他对庐山会议的阴谋的总评价是：“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注意，“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说这是一个反党集团了！并严肃地告诫干部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些讲话实际上已经是在为拿下林彪做舆论准备了。 毛主席这样大范围地讲话怎能不传到林彪耳中呢？何况毛主席的讲话对象包括林彪集团成员之一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尽管毛主席曾告诫刘丰不要把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告诉林彪和黄、吴、叶、李、邱，可是当毛主席走后，李作鹏来访时，他就把毛主席批评林彪的话全部讲给李作鹏了。由此，林彪得知毛主席真的要拿下自己了。 林彪将如何应对呢？ 可以武装对抗吗？不行！别看他头上有副统帅的头衔，有国防部长的职务，可是他连一个连的兵力也调不动（“一号命令”后毛主席收回了调动军队的权力）。不要说与毛主席比，他对军队的控制权还远在周恩来之下。一方面周恩来在军内的威信远远高于林彪，一方面林彪只对个别将领有控制力，而周恩来对全军将帅都有控制力，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以毛主席的助手的身份掌握中央日常事务，权限远在林彪之上。所以武力对抗没有丝毫可能。 可以投降吗？估计投降可以保住中央委员的身份，可是实际上会失去所有权力。以林彪的个性这是不能接受的。 直接逃往国外吗？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个《五七一工程》还有实施的条件。于是林彪手书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他下达了刺杀毛主席的命令。 林立果立即启动了他的“联合舰队”，准备了多种刺杀方案。因为毛主席多次南巡，路线、日程都是固定的，这一次也不例外，所以安排刺杀机会很容易。他们的第一方案是在上海袭击毛主席专列。毛主席的专列通常都停在一个大油库旁边，他们想先炸油库，然后乘乱突击毛主席专列。这个计划不可谓不高明，何况毛主席专列于71年9月11日如期而至。可是毛主席这次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没有在那停留多久就不告而别了！林立果在毛主席离开上海半天之后才得知毛主席已经脱离了他们的伏击区的消息。71年9月12日，毛主席突然回到了北京。毛主席不仅回到了北京，并且在专列开到丰台时就下令调北京西北郊早已准备好的一个野战师入京。这一切表明不仅刺杀毛主席的计划完全破灭，而且表明他们的政变计划已经暴露。这一次林彪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林彪面前有两条路：一，成为阶下囚，二，外逃。林彪选择了后者。 1971年9月12日晚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出去转转”。周恩来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是在地上转，还是到天上转？叶群回答：是到天上转。周恩来表示了同意。9月12日23时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登上早已准备在山海关机场的一架三叉戟飞机，在没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雷达一直监视林彪座机动向，当发现飞机欲飞越国境时周恩来请示毛主席如何处理。毛主席回答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约一个小时后飞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林彪落了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 的下场。 本来毛主席打算在九大以后就着手文革的收尾工作，是林彪的屡次阴谋破坏了毛主席这一计划，使得文革不得不进入批林整风阶段，文革不得不继续下去。 文革陷入僵局 林彪集团的暴露与覆灭使得毛主席打算在九大之后结束文革的计划落空，因为揭露与批判林彪集团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根据揭露的材料看，林彪集团涉案人员很多，案情相当复杂，而且很多投靠林彪的官员都是看到林彪爬上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后才卖身投靠的。为此，毛主席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党范围的清查与整风。于是随着关于林彪反党集团情况的逐级传达，批林整风运动又开始了。 批判林彪必然涉及文革前与文革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击、迫害老同志问题，于是批判极左思想就成为批林整风的一个重点。 随着对林彪极左思想与行为的批判，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于是给被林彪打击、陷害的老同志平反就成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可是当初林彪打击、迫害老干部是得到了江青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支持的，所以批判极左思想必然涉及到对中央文革当初行为的批判，批判极左思想引起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反感。 特别是周恩来急于借批判极左思想来恢复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所以格外强调彻底批判极左思想与行为的重要性，于是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的矛盾就激化了。这个矛盾在文革初期就已经产生，原因还是林彪与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在批判老干部时的无限上纲遭到了周恩来的“柔性抵制”，所以那时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就曾批评周恩来“和稀泥”。现在周恩来要为那些被林彪、江青等、张春桥人打倒的干部平反，不就是否定了当初对这些人的批判吗？不就是对江青等、张春桥人的批判吗？他们当然要抵制。 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也曾多次谈到反对极左思想，他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那时他是批评极左思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批判极左思想可能导致否定文革命本身，那他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尽管周恩来批判极左只是为进一步解放更多的老干部打开道路，并没有想否定文革，但是批极左必然涉及对文革中政策把握上错误的批判，容易使人想到否定文革，所以周恩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立即降低了批极左的调子。 周恩来降低了批判极左的力度，可是没有影响解他继续放老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成绩是邓小平的复出。 林彪覆灭的消息传达到在江西劳动、学习的邓小平耳中后，他马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且通过江青转给毛主席。邓小平在信中首先表示拥护中央对林彪的批判，然后极力赞扬了文革的成绩与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特别明确说到“永不翻案”。毛主席看过后就交给周恩来要政治局讨论，并且说要与刘少奇有所区别。那时毛主席与周恩来均已患病，日渐沉重的病情使得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周恩来不堪重负，所以毛主席也正想找一个能够顶替周恩来的人来接班。遍观当时所用的大小干部，实在没有一人能够有掌控全局的能力与威望。所以当邓小平要求重新工作时，毛主席上实际上已经在心中默许了。 经过四个月的工作，周恩来终于说服了政治局多数同志，决议给邓小平一个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工作。决议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邓小平终于以副总理身份出现在73年4月12日周恩来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晚宴上。 不久，当毛主席与周恩来谈话说到邓小平的复出的事情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些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从此开始，解放老干部，为冤案平反的工作就顺利多了。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干部条件。 批林整风进行了快两年了，毛主席认为可以准备召开党的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修改党章（党章中仍有林彪的法定接班人条款）及组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了。 在组建新的中央委员会问题上，他认为来自工农的年轻干部身上更少官气，更容易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于是他通过周恩来指示中央从全国选拔几个中、青年工农干部进入中央工作，以改善中央领导层的结构。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因此进入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他们四人当中，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尤为突出。他刚刚四十岁，出身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又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所以大约在邓小平复出前后他被指定参加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自此，王洪文很快就走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毛主席年事已高，急于求成了。 十大之前毛主席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提出了儒法斗争的问题。据说是专案组在搜查林彪住所时发现一些孔孟语录，使得毛主席联想到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认为二人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孔孟思想，因而认为应当彻底批判孔孟思想，以从根本处挖掉干部特权化、官僚主义的根子。 不论毛主席是否因林彪收集的孔孟语录而想到批孔，毛主席认为孔孟思想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是不用怀疑的；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认为因为孔孟的思想是“厚古薄今”，是留恋旧制度，而法家思想的特点是“厚今薄古”，是不断向前看的。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历史上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大政治家多数是法家，而阻碍历史进步的大多数是儒家。 毛主席的文革从根本上说，是试图创建一个更能体现人民民主的新体制，而党内大多数干部仍然留恋旧的政治体制，对文革中产生的新事物看不惯。特别是随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他们对旧体制的留恋，和对文革中新事物的不满又在老干部中逐渐泛滥起来。为了帮助这些老干部克服“向后看”的缺点，教育他们珍惜新事物，支持新事物，因而毛主席提倡批判孔孟思想，学习法家思想。这一点对于即将召开的十大肯定文革的理论，巩固文革的成绩是十分重要。 但是，党内当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毛主席的用心。 首先江青、张春桥等人认为是批判周恩来的机会来了，因为从文革开始就不断有对周恩来 “和稀泥”的批评，而且毛主席也确实有几次对周恩来的批评。所以他们批判孔子的中庸思想就可以起到暗指周恩来“和稀泥”的作用。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把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 另一方面，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了江青等人的阴谋，感受到了批林批孔对批判极左思想的冲击，更体会到了批林批孔对解放干部工作的干扰与阻力。他忘记了毛主席总是借古喻今，忽视了毛主席在此关键时刻提出批孔必有深意，他对批孔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这就更被江青等人抓住了把柄。这一次又让江青等人占据了政治斗争的“制高点”。他们又一次通过大学生造势，企图再搞一次“大批判”，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周恩来。他们的倒行逆施又把一部分造反派发动了起来，又把派战挑动了起来，许多地区很快又陷入了混乱。 与此同时，十大的准备工作还在继续进行。73年8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讨论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筹备委员会，周恩来解释了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原因。尽管这是毛主席的部署，仍然有许多人想不通。最典型的是许世友，他为此与张春桥吵了起来。对提拔王洪文的不满背后确实有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的因素。 73年8月24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主持开幕式。大会的主席团成员有：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大会上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大会选出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包括了新解放的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一些老同志，而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王海容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主席，副主席。毛主席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五人为副主席。王洪文超过康生位列第三。 十大之后不久，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四届人大要选举人大委员长，也要选出新的政府总理（周恩来病情已经很严重）。这两个高位又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们争夺的目标。周恩来基本上站在邓小平、叶剑英一边。 四人帮首先发动了舆论战，他们把批林批孔升级为批“周公”。历史上的周公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四人帮”把批孔转到批周公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目的就是批周恩来。 73年10月至1974年1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迟群等受江青等人指使，在清华大学大搞“反右倾回潮”，批斗了几十名师生和原学校几位领导人。很快“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大有启动第二次文革之势。这股恶风的高潮是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大会。在会上迟群放肆地攻击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江青、姚文元则插话支持。 毛发现这些情况后很气愤，对江青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周恩来传达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面对毛主席的批评，江青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做了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在随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还郑重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这不仅是毛主席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江青，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提出“四人帮”小宗派的概念。 毛主席的批评并未动摇四人帮夺权的决心，在周恩来提名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显然是要他接周恩来的班——时又起冲突，以至于王洪文竟然背着周恩来偷偷飞往长沙告周恩来的状。毛主席训斥了王洪文，警告他：“‘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指示他要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 74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给江青的批示中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毛主席又在另一个批示中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 到此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上大势已去，最终是元老派胜，邓小平升任第一副总理，不久又担任了总参谋长，可谓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开始整顿交通与工农业生产，而不重视批林批孔。四人帮于是又掀起了批判“经验主义”的浪潮。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了批判经验主义的事情，并表示反对。74年4月23日，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注意，毛主席在这里暗含着“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明着是批评江青等人，也隐含着批评邓小平等人不懂马列的意思。理由是：“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两种错误倾向都要批评。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之间的战争时起时伏，没完没了，而毛主席与周恩来的病情都日趋严重，难以控制局势，中国的政局陷入僵局！ 毛主席如何看待这种僵局呢？我猜毛主席这时已经意识到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标是无法实现了。或者说他已经意识到在他去世之后，中国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原因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 ！ 所谓经验主义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摸着石头过河”，走的就是“改开”时代的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道路；教条主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政策脱离群众，早晚也要走向官僚、特权主义和资本主义。 毛主席已经看透了邓小平是铁了心要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资本主义道路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则死也不肯放弃教条主义，而中央的其他高级干部中又没有能够与这两股势力抗衡的优秀人才，所以他预见到中国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文革期间就传抄着据说是毛主席的这样一首诗：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自古忠臣多逆子，唯有宝黛入神州。 不论这诗是否是毛主席写的，可是那“忍将夙愿，付与东流？”确实反映了毛主席当时对国家未来的判断和当时的心境。 毛主席在那个时期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将来他是要被打得粉碎的，并对江青说过要准备坐牢，甚至准备被杀头。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到了75年毛主席已经感文革没有找到防止党腐败、变质的办法，十大选出的人中也没有人能够继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下去，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是不可避免的了！ 战略退却的部署与文革中止 自从邓小平登上了第一副总理的宝座后，他就大展拳脚开始整顿交通与工农业生产，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尽管邓小平的整顿明显地包含着对文革目标的否定，尽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多次向毛主席反映邓小平的整顿正在彻底否定文革，可是毛主席仍然没有批评邓小平。 我想，毛主席是认为应当先整顿一下被批林批孔和反右倾再次搞乱了的局势，然后再慢慢纠正邓小平的错误。 邓小平的整顿进行了三个月，社会形势明显好转，而大批被解放出来的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则掀起了一股否定文革的暗潮。此时毛主席的病情更加沉重，于是毛主席调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到身边来当自己与政治局之间的通讯员。毛远新反映了辽宁整顿的具体情况，又值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状告校党委书记迟群等人的工作作风问题。毛主席看后信后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的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要算算文革中的“帐”。毛主席让毛远新转告邓小平，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站在刘冰一边。 在毛远新向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传达毛主席的意见时，邓小平与毛远新争吵了起来。邓小平认为毛远新传达的意见是全面否定了他的整顿。毛主席了解到他们的争吵时，决定把他对邓小平的批评在更大范围内传达，并且要求邓小平组织传达。“由邓小平组织传达”这是给邓小平一个台阶，只要他在这次传达中做个自我批评，问题就算解决了。 可是邓小平拒绝做任何检讨，在传达后又有一些高级干部在背后鼓励邓小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次邓小平是打算直接对抗毛主席了。 传达完毕后毛主席召见邓小平，要邓小平主持一个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目的是借此来统一对文革的认识，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回到文革的政治方向上来。但是，邓小平称自己在文革中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拒绝了毛主席的要求。这使毛主席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于是决定展开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但是这时仍然没有直接点邓小平的名。 将邓小平如今“不知有文革”和邓小平72年给毛主席信中对文革的高度赞扬相对比，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的丑恶面孔立刻浮现在人们面前！ 邓小平如此公开对抗毛主席当然是知道毛主席的健康正在急剧恶化，将不久于人世。他在等待“后毛泽东时代”呢！ 进入76年刚刚8天，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终因重病不治逝世了，悲痛笼罩着中华大地。 谁来接替总理的职务呢？ 元老派当然希望邓小平上，四人帮则希望张春桥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主席选择了华国锋。毛主席说华国锋是个“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华国锋的这句话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为什么在国家政局如此艰难之际毛主席要选择一个“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来接替周总理主持全局工作的岗位呢？ 我认为这是毛主席决定要实行战略退却了！ 为什么要战略退却？为什么不用“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垮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集团呢？ 回答是：即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了他们，在毛主席去世后谁又能降伏他们呢？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在毛主席之后降伏那些拥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和拥有广大工农拥护的元老们——在邓小平和元老们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工农仍把他们当作当年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官兵看待，就象“改开”初期那样。 现在邓小平代表元老派向毛主席摊牌，毛主席可以拿下邓小平，可是毛主席不能拿下元老派！不要看四人帮在政治上气势汹汹，可是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更没有工农的支持，他们根本不是元老派的对手。那些跟着毛主席干文革的“新秀”们则既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又没有形成合力，更不足以对抗元老派。 在毛主席之后元老们必将重新掌握中国的政治方向，这是毫无疑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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