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阶级队伍与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 说到军队的“三支两军”不能不说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是一个如今的一些“文革派”和几乎所有“改开派”都持批评态度的事情。 比如著名的“文革派”老田就在其“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中说：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也就是说，他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看作走资派的“秋后算帐”，也就是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文革派”的人竟然把工农和解放军官兵看作“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 ！） 尽管我要批判老田在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可是我仍然对他在批判DXP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杰出贡献表示真诚的钦佩与敬意。 “改开派”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则是彻底的控诉。比如丁抒的文章“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惨”的副题是：“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还有题为“军队整肃造反派 毛泽东再收权”的文章批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利用造反派打倒刘邓集团后“卸磨杀驴”。 究竟为了什么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弄清楚；可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究竟怎样，就很值得探讨了。至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误伤的人数根本无法落实，就我个人有限的视野和对“改开派”反文革手法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把这个数字夸大上百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更何况值得我们汲取经验与教训的主要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原因与政治后果，所以我在这里将不涉及清理阶级队伍中误伤人数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说说为了什么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前文说到，从67年三月开始的解放军支左不仅没有能够平息武斗，反而火上浇油，武斗不断扩大、升级，以至于到了68年竟然发展到炸火车，抢军火的程度。这时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已经接近百万，已经使得军队不堪重负。为了尽快平息全国范围的武斗，中央又派由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可是已经被中央文革“宠坏了”的造反派红卫兵们根本不把工人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工人大概就是“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以至于发展到武力对抗工宣队，例如清华大学就发生了打死工宣队员的事情。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呢？我们来看看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资料中有如下内容： 【“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 由毛主席批示的“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看，各地三支两军派出的军宣队向毛主席汇报了相似的情况，这使得毛主席坚定了自己约半年前的看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于是开始部署开展反击“传统阶级敌人”的斗争。 在此之前军宣队已经开始在群众组织中抓反革命了，而且严重地扩大化了，因为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资料中有如下内容： 【“他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他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 但是，军宣队以抓现行反革命的方式来平息武斗并不成功，于是中央决定正式开展一次清理接机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首先由北京市开始，因为北京有上千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联络处”，北京的政治动向会立即带动全国。 68年5月15日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由此启动了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以立即制止武斗为条件，于是1968年7月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 “七•三布告”，严令：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 请注意，这个布告中没有提及支持造反派，是对一切派别的命令。但是已经习惯了中央文革的无条件支持的造反派，仍然以为这个布告仅仅对保守派有效，而不予理睬。 不得以，二十天后再次发出“七•二四布告”。 这个布告首先强调：“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这次显然是警告造反派不得再次违抗中央的严令了，否则只能“军法从事” ！ 除了向全国所有派别的武斗头头发出的通令，同时还采取了擒贼擒王的措施。不首先拿下影响最大的造反派头头，就不能有力振慑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于是毛泽东破天荒地直接召见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五大学生领袖”训话。 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五人，由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最高级别人物坐陪。 谈话持续五个小时，毛主席言辞严厉。他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毛主席还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他还十分严厉地说：“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用兵去把它围剿”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严厉警告！ 江青面对着她的几个宠儿挨训，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她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并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这个事实说明了文革中武斗泛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中央文革与林彪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与他们对造反派的鼓动。 灭了最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的气焰，全国的造反派的武斗勇气霎时全消！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随即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持续一年半的大规模武斗中必然有大量的破坏、伤害事件。只要这些事件发生在那些与“黑五类”有关的人身上，那就很容易被当作反革命处理。再加上保守派和军队官兵对造反派的怨气，过火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发生的原因。这个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平息“全面内战”不得以而为之。 现在再来说说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 毫无疑问，清理阶级队伍终于基本熄灭了遍及全国的武斗，把国家从“全面内战”中解救出来。这是清理阶级队伍最大的成绩。历时一年多的，屡禁不止的“内战”在清理阶级队伍真正全面展开后不足一个月，就烟消云散了，不能不说这是一项有效的政治措施。 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二个成绩是打击了极左势力对文革的全面控制。三支两军与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对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一手遮天”的否定。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沉重地打击了追随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那些造反派头头，削弱了他们对群众的号召力，为最终消除分裂群众的派别，平息群众的内斗创造了条件。 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三个成绩是清除了那些借造反之机混入革命群众队伍——主要是造反派组织——中的那些仇恨中国工农革命，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阶级异己分子。挖出钻入革命群众内部的敌对分子，纯洁了群众组织的成分，必然会减少不同派别群众的政治分歧，也就向着实现大联合迈进了一大步。 “文革派”的老田显然在上述两点上持反对意见。他显然不赞同这里对中央文革是在推行极左路线的批评，也不赞同那些阶级异己分子主要混杂在造反派之中的判断。但是他无法否认以下两点，没有比造反派的行为更接近于“打倒一切”的群众组织了；二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打击最重的是造反派组织，和他们的头头。 毛主席曾反复告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造反派认可的好的、比较好的中高级干部占中高级干部总数的比例是多少呢？就全国范围而论，在各机关、工厂中，造反派认可的好的、比较好的中高级干部占中高级干部总数的比例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这里仅仅讨论中高级干部是因为在文革中各机关、工厂的下级干部大部分被造反派当作群众的一部分对待。）是不是中高级干部特别腐败呢？事实上这些中高级干部恰恰绝大多数是受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战士，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间，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较好的保持着革命传统。他们绝大多数正是那好的和比较好的。 可是造反派要打倒他们中的大部分，这不是极左是什么？ 当然，他们的极左行动是受到林彪、中央文革的支持的。林彪与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都是“打倒一切”的支持者，他们要淘汰毛主席造就的这支干部队伍，重建他们自己的干部队伍，他们都是野心家。 说到野心家，林彪的野心不用多说了，中央文革的陈伯达、王、关、戚是野心家也不用争论了，问题是“四人帮”是野心家吗？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好说，江青可是毛主席直接批评过有野心的。其他三人紧随江青马后，是否是野心家还重要吗？ 最积极支持、追随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人们多数都是野心家，他们在文革中推行“打倒一切”的极左的路线还奇怪吗？ 造反派追随“四人帮”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们执行的能够不是一条“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吗？ 再来说说清理阶级队伍中落马的群众组织头头。当时要清理的是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传统的阶级敌人”，同样是参加了武斗，那些基本群众不会受到追究，追究的几乎全部是与“地、富、反、坏、右”有关的人员。这种人在哪里最多呢？当然是在造反派中最多。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落马的必然多数是造反派头头。这与“秋后算帐”何干？ 再来说说是否是“卸磨杀驴”。造反派在打倒刘邓党内资产阶级集团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在夺权斗争灭官僚主义的威风时也是有贡献的。可是文革的目的是要教育党的绝大多数干部，而不是统统打倒他们，不是否定中国工农革命的基本队伍。这些造反派追随林彪、中央文革那些野心家企图打倒那些追随毛主席创建新中国的干部，是支持毛主席的文革呢，还是破坏毛主席的文革呢？当然是在破坏毛主席的文革。既然是在搞破坏，那么把他们“拉下马”就不正确了吗？就是“卸磨杀驴”了吗？ 清理阶级队伍的成绩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打击面太大，误伤了许多人是问题次要的方面。就象解放战争中攻城拔寨一样，消灭了敌人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误伤了百姓是问题的次要方面。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有资格谈论政治吗？ 还有人把清理阶级队伍中扩大化的责任算在毛主席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前面已经引用过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如下资料： 【“他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他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 这说明毛主席从军队在制止武斗中抓反革命时开始，反复告诫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告诫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也要给出路，不要“一棍子打死”。可是由几十万官兵，几千万基本群中参加的运动可能完全按照一条戒律来执行吗？ 无论是“文革派”还是“改开派”都休想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上给毛主席抹黑！ 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那么可以说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是：结束了“全面内战”状态，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反派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九大 到了68年八月末，全国范围的内战已经基本平息，各省、市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都成立了，社会秩序与生产逐渐恢复正常。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召开了。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产生九大代表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首先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他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他又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 他还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在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讲话，重点讲了三方面问题。一个是清理阶级队伍重点是个“准”字，要重证据，不要搞逼供信；一个是要宽待学者问题，不能要求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是正确对待老同志问题，提出要“一批，二保，三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中央文革企图借“二月逆流”事件整垮陈毅、聂荣臻等老帅，毛主席给了他们一个“软钉子”。毛主席说：“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可是林彪、中央文革并没有把毛主席的这些话当回事，继续组织对陈毅、聂荣臻的批斗，直到九大在毛主席提议下把这些老帅选进中央委员会为止。 毛主席的这些讲话都表明他认为应当对文革两年来的群众运动进行一个总结，既要总结经验，又要纠正错误，为重建秩序的打好基础。重建秩序正是即将召开的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要目的。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刘少奇的问题到了68年就已经不仅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了，他鼓动那六十一个人写《反共启事》是否是招降纳叛？他是否是个隐藏下来的叛徒成为审查的重点。 他鼓动那六十一个人写《反共启事》的事，和他大力提拔这些靠《反共启事》出狱的六十一人的证据充分，给他个招降纳叛没有冤枉他。 前面已经引用过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的材料表明，刘少奇曾经被捕，并且有曾经审问过他的人的证明材料，证明他曾经向敌人自首过。尽管那些材料未必完全属实，但是至少可以说刘少奇很可能曾经叛变。这种有重大嫌疑的人还能信任吗？再考虑到他的招降纳叛，给他顶叛徒的帽子，也不会太大；那“误差”比他打倒高岗、彭德怀的“误差”小得多了！ 总之，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最后通过决议，批准了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是正确的。 十二中全会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入准备阶段。 九大的准备工作中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缩小打击面，解放大部分“靠边站”了的干部，使他们重新投入到国家的管理工作中去。为此毛主席多次讲话强调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仅是对犯了错误的人，就是对真正的反革命也要贯彻“给出路”的政策。 1968年12月他先后在批示中指出：“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这些批示的核心都是要各地正确对待被打倒的干部，及时解放他们。 特别是在林彪、中央文革一直抓住不放的“二月逆流”问题上，毛主席旗帜鲜明地表态彻底结束了对这个事件的纠缠。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并于二月十九日，在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不仅共同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还具体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三月十五日，毛泽主席就落实政策问题说：“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是对林彪、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最具体的一次批评。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毛主席与林彪、中央文革那些人对待干部态度的根本不同。毛主席是希望通过文革打掉干部身上的官气，打掉他们的特权思想，然后继续工作。而林彪、中央文革那些人则是妄图把那些不肯服从他们的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与当年刘少奇、邓小平整高岗、彭德怀如出一辙，难道还不是一条极左路线吗？ 毛主席的这些批示被三支两军的军宣队较好地执行了，一大批干部被解放了出来，先后重新投入工作，为召开九大准备了干部基础。 九大的另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由林彪负责，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预定69年2月22日拿出报告稿，3月15日大会开幕，可是直到3月3日还没完成。毛主席了解到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在写时批评了陈伯达，并要求张春桥、姚文元同时写一份备用，并具体指示了政治报告的重点。会议召开时间也推迟了半个月。 最终陈伯达的稿子被否定，毛主席选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分段写出，送毛主席多次修改的稿子。 陈伯达的稿子被否定使得林彪很不高兴，因为陈伯达这个稿子是在林彪的指示下写出的。当初陈伯达接受了在林彪负责的条件下牵头编写政治报告的任务后，三天两头跑到林彪处请示、商量怎么写，所以，陈伯达的这个稿子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合作的产品。一般而论，党代会的政治报告由谁负责编写意味着谁的政治理论水平高，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就是否定了陈伯达的水平，也就是否定了林彪水平，林彪能够高兴吗？陈伯达能够没有怨气吗？ 这两份政治报告稿的冲突就是林彪、陈伯达与未来的“四人帮”分道扬镳的开始，当然也是陈伯达投入林彪集团的开始；不要忘记陈伯达曾经长期担任毛主席的秘书。 另一项九大的重要准备工作就是选出与会代表。关于此事，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 “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而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这确实意味着毛主席认为当时已经基本达到了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应当从文革开始两年来的成果中看出来。文革两年的成果主要有：一，打倒了刘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集团；二，广大干部经受了一次群众运动的洗礼，身上的官气、特权思想被清除了不少；三，广大群众经历了一次自己组织起来，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提高了参与政治斗争的能力。这三条成果也就是毛主席心中所要实现的文革的目的。 既然文革的目的基本实现了，文革自然就该结束了。九大就是为结束文革，使国家走上正常运作的新轨道而召开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主席主持下开幕。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首先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句话有两个要点：第一，文革胜利了；第二，从此要团结。 文革胜利了，“斗”与“批”要让位给“改”了，“斗”与“批”结束了，从此要团结了。这就是九大的基本目标。 大会上林彪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回顾了文革的发动及历程，系统讲述了文革的各项政策，论述了整党、建党的相关问题，以及对外关系等问题，最后报告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表达了毛主席关于文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大会在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问题提出来了。甄岩所著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3—115页。）” 】 真想不到，居然是江青首先提出把林彪当作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写入党章！或者她是照毛主席的意思做的？可是为何在两年前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中还暗示对林彪的疑虑？如果就是江青自己的主张，那么只能认为她断定毛主席要林彪接班，她要为新的主席做点贡献。 文革中广泛流传，江青有野心，想当主席。我想那应当是林彪死后的事情，有林彪在谁也不可能抱有当主席的幻想。当然，这里不包括周总理。周总理的威望远在林彪之上，而周总理没有野心是公认的。 就这样。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被写入党章。这可能是只有在文革那样的乱局中才会发生的事情。 对于林彪来说，这是福还是祸？如果林彪有周总理品德的一半，那就是福，可惜他没有那样的品德，那实际上是祸。难道江青竟有如此先见之明？ 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毛主席又为恢复老同志的领导地位做了许多工作。并且直接点名要把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我想，在毛主席看来，这些人还是很可靠、很宝贵的。 69年4月24日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28 日召开了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二十五人的政治局，和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人的政治局常委会。 值得注意的是，江青、张春桥和林彪夫人叶群同时成为政治局委员。江青的职务是文革副组长，叶群的职务是“林办主任”。 接着选出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组建了新的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 这样，由周恩来负责政府工作，并作为毛主席的副手监管全面工作，林彪负责军队工作，中央文革总结文革的经验与教训，似乎一切都可以迅速走上正轨了。 可是林彪急不可耐地要“接班”使得毛主席的后续计划被打破了，新的更惊险的斗争即将展开！文革也不得不继续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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