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岛去了，二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以贯之”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创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件事是阻其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两件事合起来就是一件事：走上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DXP的党员们普遍认可其第一件事，因为他们需要借用工农革命带来的执政合法性；他们反对第二件事，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毛主席思想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而是“DXP理论”描绘的“中国特色”——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为了实现他们的“中国特色”，他们通过歪曲文革、丑化文革而彻底否定了文革，并且成功地走上了“改开”之路。近三十年的“改开”已经把“中国特色”的真实面目展示无余，中国人民逐渐从想象的“中国特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开始质疑“DXP理论”的正确性。他们开始反思“改开”，反思文革。人们将“改开”与文革相对照，将“中国特色”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相对照，开始理解了文革的真正意义…… 下面就说说我自己对文革的认识。 一切从“进京赶考”开始 新中国诞生前夕，有朋友担心中共也会象李自成那样很快腐败。毛主席说，我们有人民民主这个法宝，我们不会腐败。但是在毛主席心中对腐败的担心其实与那位朋友一样沉重。正因为此，在中共中央机关进北京时，毛主席严肃地对周恩来说，这是“进京赶考”，并且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进入北京“考试”就开始了，从此毛主席就一直处于“考试”状态，直至他生命的终点。尽管国事千头万绪，“考试”始终是毛主席心中的头等大事。文革就是他的“考卷”的最后一页。 三反运动与刘青山、张子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之后，本来就很落后的中国经济在十一、二年的战争中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人民亦陷入极度的贫困。在这个烂摊子上建立的新中国，除了拥有几亿饥寒交迫的人民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几乎一无所有。就是在这种极度的困难中，新中国的建设起步了。 为了尽快地，最大限度地调动一起可以调动的力量，新中国立即在全国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使得亿万贫困的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极大的调动了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由于土改是从四八年的解放区开始的，所以五零年时已经初见成效。 在城市里则抛弃了苏联剥夺全部资本家，直接实现公有制的政策，仅仅剥夺了大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而鼓励中、小资本家在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快恢复生产，为快速恢复国民经济作出贡献。这种务实的，温和的政策既实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又避免了经济过大的动乱。所以，短短几个月，工业经济也开始恢复运转。 与此同时，中苏友好条约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条约中约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长期经济援助。 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可以预计，不出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曾经被日本占领的朝鲜被苏联和美国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北朝鲜和资本主义的南韩。苏联在短短四、五年之间，把朝鲜人民军武装成一个拥有10个师， 5个警备旅，一个装甲旅，600门火炮，180架飞机，总兵力约13.5万人的强大军事力量。相比之下，南韩军队大约只有朝鲜人民军一半的武装。苏联和朝鲜的领导人看到这种有利的军事形势，以为可以武力统一朝鲜全国，于是在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越过了三八线，长达三年的战争爆发了。 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开始很顺利，可是当美国人采取了“抄后路”战略时，败退开始了。朝鲜人民军兵败如山倒，一路溃败；美国人则实现了“在鸭绿江洗刺刀”的计划。金日成向毛主席求救，斯大林促中共出兵…… 毛主席陷入两难困境。 一方面，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急需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头号帝国主义的大军兵临城下，唇亡齿寒！不仅如此，就连中共党内高层的多数都对战胜美军没有信心。这也不难理解。美军是刚刚打赢了不可一世的德军和日军的胜利之师，他们不仅拥有海、空的绝对优势，不仅拥有数倍，乃至十倍于我们的陆军单位火力，他们还拥有绝对优势的后勤保障。 应当说，我们的最大弱点是后勤保障。一方面朝鲜的狭长地形使得美军比较容易截断我们的后勤供应线，另一方面我国薄弱的经济实在难以支撑对抗强大的美军所需的战争消耗。 打还是不打？如果放弃朝鲜，让美国人的“大炮”架设在鸭绿江边，那么中国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就完全暴露在美帝的“炮口”之下；那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随时可能被美帝的炮火打断。作为一个一心要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复兴之路的毛主席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的出现，于是他力排众议，任命彭大将军挂帅出征！ 彭德怀与几十万人民子弟兵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很快美军被赶回了三八线。由于战线拉长，由于美军吸取了教训，由于我们的军力毕竟远不及美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相持不下的战争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那时政府财政支出的约一半用于维持朝鲜战争。如何尽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争取苏联的更多的经济援助以外，增产节约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于是，一个由周恩来提出，毛主席支持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始了。 要节约就要查漏洞、堵漏洞，这一查问题就出来了！全国各地纷纷发现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有些地方竟然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是地方，就连军队与中央机关，一些贪污、浪费几十万、上百万（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的大案都不乏其人。必须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展起来，否则增产节约的计划只能化为泡影。 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毛主席向全党、全国发出命令，立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清查、处理党内各级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这被称为“打老虎”。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成为“大老虎”的典型。 此二人都涉及上百万的贪污与挥霍，尽管二人都是革命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尽管他都是十分短缺的三十几岁的高级干部，可是为了制止党的官员的腐败，必须杀一警百！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就具体处理办法上，中央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的意见，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枪毙他们。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枪决被执行。 这枪声震慑了刚刚走上“管理者”岗位的党员干部们，有效遏制了贪污、浪费之风。不过，“三反”运动对克服官僚主义的作用不大，特别是对党的高层干部似乎没有多少触动。 “三反”运动和枪毙刘、张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一页。 高饶事件 上面说“三反”运动对党内高层触动不大，是指53年至54年期间发生的“高饶反党事件”。这件事本身与毛主席的反修防变的大事关系不大，但是对党内政治斗争的走向却影响深远。故此需要做个简单叙述。 高饶事件的主角是高岗。这个人的情况大致如下： 高岗原是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的一个大队政委（大约相当于营教导员）。 高岗在与林彪配合搞东北解放区时开始崛起。林彪入关后，高岗成了东北三省的最高领导，有“东北王”之称。在而后的三年朝鲜战争期间，他领导的东北解放区对朝鲜战争的支持力度最大，连以待人严厉著称的彭德怀都表示赞许，当然也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高岗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政治局委员加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位列朱德、刘少奇之后。52年高岗奉调入京，组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接管了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的几乎一半部委，主管全国经济工作。陈云、董必武、彭德怀、DXP、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均成为其下属。 我猜，按照原先的打算，毛主席本打算用刘少奇和周恩来搭档来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经济。可是解放初期刘少奇表现出来的右倾思想（在后面将具体叙述）让毛主席开始对刘少奇不放心。而高岗在东北解放区恢复经济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特别是高岗在东北解放区及时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与朝鲜战争，深得毛主席嘉许。所以，毛主席调高岗入京抓经济工作，八成是为了抵消一下刘少奇的右倾影响。 可惜的是，高岗是个权力欲太过的人。几年之间的“飞黄腾达”使得他飘飘然，以为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指日可待！更何况就在这个时期，刘少奇的右倾思想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周恩来也受到牵连，扳倒刘少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乎，高岗开始了倒刘少奇的“非组织活动”。 他先后拜访在军内有崇高威望的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陈云、饶漱石、DXP等人；暗示“一荣俱荣”。彭德怀暗示了对高岗的支持——彭德怀历来瞧不上刘少奇，林彪则只是“打哈哈”，不置可否。时任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投靠了高岗，而DXP向毛主席揭发了高岗的拉帮倒刘。从此，彭德怀在刘少奇眼中成为最危险的人物，而DXP为刘少奇战胜高岗立下了头功，成为刘少奇的“铁哥们”。 尽管毛主席很欣赏高岗的经济工作能力，可是他对党内的拉帮结派行为深恶痛绝，处理起来绝不容情。于是高岗、饶漱石倒台了。不仅是倒台，而且是“反党”的罪名！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高饶反党联盟”定性讲话，除了“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以及“骄傲情绪”、“逞英雄”等等，居然完全看不清楚“高饶反党联盟”在政治上、在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如何反党。 看来“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是高饶的“反党”内容，在政治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他们并未反党。 1954年8月高岗自杀身亡，经济计划委员会随着高岗的自杀撤销。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经济计划委员会确实是为了让高岗接管国家经济管理大权而专门组建的。从此，政归刘、周、邓。 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把三十多万红军搞到剩下不足三万；张国焘分裂红军，不仅企图武力解决毛主席，还葬送了“西路军”；他们都没有被扣上“反党”的帽子，高岗的“非组织活动”就为他带来了一顶“反党”的帽子！ 高岗事件开启了抓党内“反党集团”的历史，并且从此以后的“反党集团”都与反刘、邓有关！ 下面摘录《高饶事件始末》中的一段文字： 【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刚刚准备休息，叶子龙风风火火地进来报告：“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 “哦？”毛泽东一怔。 “刚才总理来电话，说他和彭德怀先去看现场，详细情况等一会儿再报告。” “人死了么？”毛泽东问。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像上一次，也是自杀未遂。 “死了。” “怎么死的？” “可能是服安眠药，正在检查。” 毛泽东不再提问，沉默良久，喃喃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高岗这不是自绝于党么？”叶子龙问。 “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毛泽东神情有些黯然，“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同习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 “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 DXP“改革”之初，胡耀邦在邓的授意下为许多历史上犯了错误的人平了反，可是不包括高岗。可见刘、邓是绝对不能容忍高岗继续工作的！ 高岗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刘少奇与DXP在政治路线上的接盟。在高岗事件之前，刘、邓交往并不多，而且二人在党内不在一个层次上。正是高岗事件，使得刘少奇与DXP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搭档，正是高岗事件打开了DXP的快速上升的政治通道。 匈牙利事件与反右 “三反”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到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了，我国的经济上也得到很好的恢复，工业产值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这时中央制定了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 ”——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结果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据五六年的统计，三年的发展情况是：经济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其中农业为4.5％，工业为 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起步。 就在这时，发生了对中共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 1956年2月，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在 “苏共二十大”上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其中包括南斯拉夫问题。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导致了匈亚利的政变，导致中国与苏联最终决裂。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亚利发生了政变，策动政变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叫做“裴多菲俱乐部的”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尽管其成员约半数是共产党员，尽管政变后推举的领袖是刚刚被开除党籍的前总理，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在中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与支持下，苏联出兵镇压了这次政变。这就是导致中国“反右”运动发生的“匈亚利事件”。 之所以会发生匈亚利事件，根本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匈亚利的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扶持的，缺乏足够的民众基础；一个是匈亚利政府在斯大林的影响下错误地进行了所谓的“大清洗”，不仅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且为匈亚利共产党日后的分裂种下了种子；第三个是匈亚利共产党照搬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引起普通群众的不满。 1949年斯大林认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背离了社会主义，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发起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内部清查“铁托分子”。匈亚利共产党及其政府紧跟了苏联的步伐，也在自己的国内展开了“大清洗”。这次“清洗”后果十分严重，致使8个匈共最高领导中5人被判死刑，全国被捕、被杀者约有20万人。这些被关押、被杀的人中，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不能不导致原来拥护共产党的普通民众惊恐与痛恨，不能不导致党内思想的严重分歧。 中国共产党有三十年代反“AB团”和抓“托派”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大清洗”是错误的，因此虽然后来也加入了批判铁托修正主义的行列，却没有在自己内部搞“清洗”。 匈亚利人民本来就对“大清洗”非常痛恨，现在赫鲁晓夫给他们送来了“上方宝剑”，于是立即彻底翻案就成为多数人的共同要求。更有一些人提出了要当初的直接责任者偿命的口号。在以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的引导、推动下，政变发生了……，流血的镇压发生了…… 匈亚利事件为中共敲响了警钟。毛主席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匈亚利的教训，要尽可能减少执政的错误，尽可能减少党的干部的行为错误，尽可能加强党和全体人民的血肉联系。为此他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退居二线，将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交给刘少奇来负责，自己主要搞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第二，他认为必须以匈亚利事件为契机，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全面检查我们的思想，全面检查我们的政策，全面检查我们的作风。 毛主席决定退居二线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他从苏联和匈牙利的教训中感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还不够完善，还需要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而当时党内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选无疑是他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苏联共产党没有注意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当老的领导人去世后，党立即出现多个“山头”争雄的混乱局面，致使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得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决定把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刘少奇。使刘少奇有时间建立自己的威信与权威，使自己去见马克思时，刘少奇可以继续有效地领导这个党向前进。 关于进行一次全党的整风的原因，他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减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说：“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又说：“……搞官僚主义，见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干部如何能够逃脱匈牙利共产党的命运呢？必须在党内全面揭发这些错误的东西，通过批判与自我批评来提高党员们的思想水平，改善党员的作风。 所谓旁观者清，毛主席主张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知识分子，他是信任的，他说：“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凡是多少有些思维能力的人不难看出，毛主席当初确实需要党外人士协助他实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目标；可以看出他确实有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相结合的思想。所谓“阳谋”之说，实在是出于对后来出现的“阴谋”之说的愤怒。 但是，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不是全党的共识。有文章指出刘少奇就主张把整风限制在党内。一方面他认为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是其次；一方面他认为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可能会招致资产阶级向党进攻。从后来的事实看，刘少奇代表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观点。 如果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有如今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容忍“言论自由”的肚量，那么那次整风本来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那些作为发动“反右”运动的理由的所谓“反党言论”，比起“改开”以来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批评来，实在是的小巫见大巫。不要说当初绝大多数民众高度信任、拥护共产党的政权，就是今天党自己都承认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时，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全面进攻，“共产党”政权不是仍然“岿然不动”吗？ 不就是以“没文化”为由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吗？不就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吗？最过分的不就是要求“轮流坐庄”吗？有什么了不起？不仅可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大辩论——有广大工农的支持共产党稳赢不输，更可以暂时不予理睬。整风是大事，混在帮助党整风中的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完全可以待整风结束之后再来处理。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二十二年得来的，人民与政府血肉相联，哪里会被一帮摇笔杆子的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威胁而乱了阵脚实为不智。 可是一九五七年不同于二零零七年！五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自身的幼稚和错误，被各社会主义国家内急于“先富起来”的高层官员和一直想扳倒共产党的资产阶级势力抓住了把柄；于是先是“改开”，紧接着是全线崩溃。中国也走上了“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不仅是宽容的，简直就是亲如兄弟。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仅可以商量，更在实际上广泛被接受并实施。只有“轮流坐庄”不能接受。“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还不想放弃。” 五十年前的观念与今天完全不同。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政治目标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影响。提出“轮流坐庄”尤其大逆不道！不仅是共产党高层，就是普通党员，普通民众，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提出“轮流坐庄”就是“谋逆”。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承认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权 “合法性” 的来源。当然，中国人没有考虑过“合法性”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个无需讨论的“公理”。反对这个“公理”，反对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谋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该杀头的大罪。 所以，一九五七年共产党整风时质疑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反对工农干部执掌各级政府，反对工农干部领导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个言论问题，而是涉及到“谋逆”！这几乎就是全党干部的共识。 由于当年的档案一直没有公开，我们无法了解当年党内高层那些主要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可是国内外都有人发表文章指出，当年党内高层对毛主席放纵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十分不满，他们把党外批评与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联系起来，认为应当发起反击。 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也确实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学生集会和其他人群的集会。这与匈亚利事件最初的表现相似。所以当党内的高层干部指责毛主席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已经导致资产阶级全面向党进攻，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时，毛主席对党外知识分子信任动摇了。尽管毛主席对“头面上”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多很熟悉，甚至私交不错，可是匈亚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毕竟是毛主席心头的一片乌云，毕竟党内高层多数人强烈要求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主席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定，——反右开始了。 不仅如此，五六、五七年的大好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运动，使得党内高层产生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反右”被当作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有力手段，使得“反右”看起来更加正确了。 “闸门”一开，想控制党内官员们对知识分子的愤怒是不可能的，在DXP的亲自指挥下，反右运动一下子席卷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其中，连小学教师也不能幸免。戴上“帽子”的有五十多万，受到批判而最终没有“戴帽”的则要更多。可叹那五十多万人的前途从此暗淡无光、灾难重重…… 从后来我接触到的那些“右派分子”中，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当初并非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主要是对某些基层干部表现出来的官僚作风，瞎指挥不满。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更是对新中国充满感情，真心实意地要帮助党整风。真正想“轮流坐庄”的不足万一。这是一支多么宝贵的知识分子队伍，可惜从此离心离德！ 尽管“反右”的板子主要打在这五十多万人身上，可是几乎全体党外知识分子都“吓破了胆”。不仅是党外，党内的知识分子也得到了教训——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唯上级意志为准的思想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 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形同虚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予的联合政府逐渐蜕变成了完全的一党政府。共产党的执政失去了原有的监督与协助。 与苏联模式不同，新中国建国开始走的是一条多党联合政府的民主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呼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参予。1949建立的新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并且创立了类似西方议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在第一届中央政府之中，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仅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且确实拥有实权。可是自从“反右”以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渐“边沿化”，逐渐退出了。政协也成为组织民主党派学习共产党的政策的“学会”。中国实际上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一党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两个总根源之一。 第二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刘少奇为首的一些高层干部在党内的影响开始超过了毛主席——毛主席失去了在党内高层干部中的思想上的统帅地位。刘少奇、DXP在反对邀请党外人士参与整风，在“反右”上立了“大功”，使得大批已经开始陷入官僚主义的干部纷纷投到刘少奇、DXP旗下。毛主席错看了刘少奇！毛主席在党内成为“少数派”。整风不仅没有遏制官僚主义，反而使得官僚主义开始占了上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一系列错误的另一个总根源。 五七年整风与“反右”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第二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