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

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胜利完成，使得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尔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3.进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仍然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严重任务。为此，对外，毛泽东党中央按照七届二中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和总方针，必须正确解决如何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和应当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何种关系这两个重要问题。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历史状况、现实情况，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明确答复。所谓“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就是说：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讲到，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承认问题，不要急于去解决。当时的考虑是：一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在中国就一天不给它们以合法的地位；二是旧中国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新中国应该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后再同帝国主义建交，这对于防止帝国主义钻进来捣乱有好处。二中全会据此作出过相应的决议。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方针和《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新中国坚决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外国在华的驻兵权，并收回了外国兵营的地产权及征用了兵营和其他建筑，中国海关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起来，外国在华的内河航行权和自由经营权也被废除了。中国已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有香港、澳门作为我国对外发展关系的窗口，从这个大战略策略方针出发，毛泽东党中央决定把这两个地方暂时留在英国和葡萄牙手中。

关于“一边倒”。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就是，中国人民为了“达到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国际上正在出现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即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范畴）坚持敌视人民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还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一样。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决定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事实上，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有关于军事合作的条款。这个条约对于巩固中苏两国的国家安全，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

不过，苏联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新中国是存有疑虑的，他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按他的理解，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并非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说过，“一九四九、一九五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文集》第7卷，P42）我抗美援朝以后，他才打消了这种疑虑。有一个时期中苏关系发展得比较顺利，苏联对中国的建设给予了有力的支援。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一再告诫，中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周恩来还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对外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美国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的主要支持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同时，也曾主张“采取和美国以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尤其希望在两利的原则下发展（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当代中国外交》P30）

全国解放前夕，为了探讨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考虑到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这一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曾经通过黄华向他表示他可以私人身份来北平，中共领导人可以在北平接待他。由于美国政府坚决敌视人民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民关于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没能实现。美国政府在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公开对他们在中国的失败表示不甘心。他们把中国人民的胜利说成是中国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说什么“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现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而他们将“鼓励”“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当年，毛泽东曾经对这个白皮书批得体无完肤。然而，不想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美国当权者艾奇逊、杜勒斯们“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竟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及其后的徒子徒孙走资派们之手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这真是开了历史一个大玩笑！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直接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要不要参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临着的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毛泽东从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的战略全局出发，从解决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战略高度出发，在党中央开会讨论是否参战的问题时坚定地指出，“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当然，决定参战，就必须准备迎接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指出，我们要作好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样的准备；但同时要相信，“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同朝鲜人民一起,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前线司令部直接指挥和部署下，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最终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上述决策的英明。这个胜利，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获得了必要的教训，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场战争是解放战争在特殊条件下的延续。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不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中国的独立是不巩固的，中国人民要在和平环境中安心地进行经济建设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胜利，同时也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条了不起的经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01-106）对于这个问题，他后来还曾说过，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P43）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国就不可能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新中国的建立，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政权，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只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经济基础，作为政治的主体的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特别重要的中心工作来抓。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反复地强调，“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软弱无力，无法实现。”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能否领导人民做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这是一个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能否开展的极大的问题。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需要党和政府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正确的政策。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以后，如何对待外国资本、地主经济、官僚资本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关于外国资本。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党中央曾经设想，独立的新中国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接受外国投资。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对外资企业应分别先后缓急给予正当解决的决定，对外资企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不同的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分别对待”的方针。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只没收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财产，一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财产均不没收，只是废除它们依靠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一般外资企业只要遵守中国法令，不危害国计民生，可以继续经营。全国解放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有一千多家，主要属于英美垄断集团。由于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遂对这些外资企业进行了监督、管理。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后，悍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赴中国港口。中国政府至此乃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在华财产。其他外国在华企业，由于不再享有原先的特权，特别由于美国实行封锁禁运，大部分陷入瘫痪状态。它们中间，有些企业申请歇业，有些企业自行放弃经营，有些企业自动要求转让给中国政府以便抵偿他们在中国的债务，有些企业则由中国政府作价收购。这些被征用、收购的企业，随后即成了中国国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地主阶级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的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它是在土地改革中被消灭的。如前所述。

关于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主义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在生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经由一般垄断而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它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工商业，而直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的发展在根本上并不等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它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垄断的国家政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管的日、德、意在中国的企业，以及他们靠反革命武装所经营二十多年形成的、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官僚资本集中于大城市。随着解放战争中大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已经开始没收了一部分官僚资本；到1949年底，中国大陆的官僚资本企业已经基本上被人民政府接管。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要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中也有一小部分是由没收的敌伪财产（日德意企业、伪满和汪伪政权的公营经济）或被征用、收购的若干其他外资企业转化而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原来解放区的公营经济。由于官僚资本是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占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这就使得在主要由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一下子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人民政府在接管城市时，对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是区别对待的。具体地说，对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原则上是打乱、解散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彻底打碎反革命的国家机器；而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则原则上不是打乱、解散，而是先原封不动地接收下来，而后逐步进行改造。中共中央指出：“现时资本主义的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不仅为我国准备了科学技术，同时又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发扬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去掉其不合理性和反动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P314-315）这种分析既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得人心的。正因为如此，人民政府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接收进行得比较顺利，生产很快得到恢复；随后，经过民主改革、生产改革，这些企业成了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分析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存在五种经济成分，是符合实际的。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的基本经济纲领就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此，就要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二中全会认为，利用、限制和改造（当时还没有直接用改造这个词）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首先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中表现出来。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不胜其苦。新中国成立前后，物价仍在剧烈上涨。从客观情况来看：当时解放军正在向全国胜利进军，军费开支浩大，1949年军费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为了稳定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人民政府对国民党留下的大批军政人员原则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样，连同原先解放区的脱产工作人员在内，人民政府需要保障900万人的生活。这些浩大的军费和公教人员的生活费支出，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但当时物价之所以剧烈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投机资本利用上述情况在市场上兴风作浪。

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不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新生的人民政权就可能站不住脚。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了以打击银元投机和打击粮食、棉纱棉布投机为目标的两次经济战线上的“战役”，第一次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第二次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把投机资本的冒险活动有效地压制了下去。到1950年3月，全国市场物价终于完全稳住了。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斗争，是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的工作结合进行的。过去，由于敌人的分割，各解放区是分散经营、各有币值、各管收支、各自供给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全国统一以后的形势的需要。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的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在管理上应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在当时情况下，我们的收支状况虽然紧张，机动力量有限，但是，如果能够集中起来有重点地使用，还是可以办成一些事情的。也就是那时常讲的一句话：做经济工作不能撒胡椒面，而要必要的物力财力首先解决重大问题。为此，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个决定，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使然，并不是照搬某个外国模式。

1950年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基本停止，物价更趋稳定并略有回落。这就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曾说过，这个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在旧中国吃够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苦头的中国人民，为此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示了无限感激和钦佩之情。这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工作方面也是完全有办法的。他们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途由此更加充满了信心。通过这场斗争，社会主义经济也真正掌握了市场上的主动权。正是这场斗争的初战胜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才开始树立起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权，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去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使之各得其所。

不过，统一财经、稳定物价，还只是使中国的财经状况得到初步的好转，而不是根本的好转。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指出，为了实现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前面已经讲述了土地改革问题，这里简要地说一下调整工商业的问题。

市场物价稳定以后，1950年3、4月间经济生活中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等现象。私营工商业之所以发生困难，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随着物价稳定，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上原先那种虚假的繁荣现象不再存在了，这就使得一部分商品一时销不出去；由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私营工商业原先经营的面向国外市场和面向达官贵人等的产品，这时也找不到销路了。而商品滞销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的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太低，这个问题在虚假购买力消失之后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从工作上讲，人民政府为了平抑物价而采取的紧缩银根的政策，虽是必要的，但也对于正常的工商业的经营活动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毛泽东指出，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所以，“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毛泽东文集》第6 卷，P49）

调整工商业的内容，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方面。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其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其主要措施有：投放货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开展城乡交流；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合理确定工缴费；在商业方面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并调整价格以便使零售商有利可图；等等。这些措施迅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党和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对原先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改革，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了；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通过调整工商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困难也得到了克服；而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步缩小直到基本停止，以及由于对干部实行低薪制、供给制等等，国家所需的经费也相应地有了节减。这样，国家的财经状况就得到了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20%。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178.6%，比1936年增长126%；农业（包括副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36年增长185%。人民生活也有了切实改善。

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的胜利完成，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

5.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初开始的“五反”运动，是继争夺市场领导权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严重的较量，这个斗争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98）这个斗争，也是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为了首先抓好共产党自身建设，“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能够合格，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的腐蚀、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任，所采取的重大政治运动。

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和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市场购买力逐步提高，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克服了一度遇到的困难，而且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反限制活动也加紧起来。许多不法资本家通过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即采取“五毒”行为，向工人阶级实行猖狂的进攻。这种进攻，具有严重的性质。据京津沪等9个城市的材料，45万私营工商业户中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者达34万余户，占76%。一些不法资本家的活动是有组织的。有的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权甚至被他们所篡夺。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滋长了贪污腐化行为，有的甚至蜕化变质，成了贪污腐化分子

毛泽东对于全国胜利以后党内可能发生腐化现象的问题具有高度的警觉性。前面已经讲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发出过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告诫。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说是“进京赶考”，并且特别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当他发现党内确实有人被糖衣炮弹打中这样的情况以后，毛泽东坚决地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停止许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公开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认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对有问题的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P190-191）

在“三反”运动中，首先由领导干部检查官僚主义、右倾思想和某些浪费现象；接着号召坦白和检举，并且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打虎队”，围攻大贪污分子；最后进行核实问题、定案、处理。在整个斗争过程中，贯穿着批判资产阶级丑恶思想的教育。

当时担任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负责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领导的机构）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他深有感触地讲到，“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他讲到，当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均担任过天津地委书记）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曾要他把自己的意见转报毛主席，即考虑到他们过去有过功劳，是否可以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147\152）

“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这场斗争“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贪污腐化行为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不发动群众，不可能把这种行为揭发出来。不过群众运动的高潮起来以后，往往会发生过火行动，造成扩大化的错误。当“三反”斗争出现扩大化的苗头时，毛泽东即强调指出，“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毛泽东文集》第6卷，P204）由于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三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反”斗争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表明，“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往往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因此，1952年初，在“三反”斗争进入高潮的同时，与“三反”斗争相配合，中共中央决定在大中城市中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毛泽东强调，必须“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他要求各级党委严密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毛泽东文集》第6卷，P192）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展开斗争。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发动广大工人、店员群众对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揭发、检举，同时要求不法资本家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政务院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规定：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文件把工商户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在一般情况下，守法户占10%-15%，对他们当然不存在退罚的问题；基本守法户占50%-60%，只要他们退出违法收入的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只要他们退出违法收入，而不处罚他们。这样就安定了95%的资本家，使仅占工商户总数5%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完全的孤立，就是在资本家中间也陷于孤立，从而有利于争取和改造大批资本家，彻底粉碎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对运动的反抗。

到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工人阶级赢得胜利而宣告结束。

6.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整党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5月，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全国胜利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曾经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便通过整风，使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搞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所在。这次整风，是在当年夏秋冬三季进行的。1951年3、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要求通过整党，解决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许多思想上、组织上不纯的现象。会议之后，首先在全党普遍进行了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教育，并且经过典型试验，各地各部门都适时地开展了整党工作。1952年2月和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和《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据此，党的各级组织均结合三反斗争，对党员进行了坚持共产党员标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教育；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妥善处理丧失党员条件或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并且把三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批优秀的非党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

“三反”、“五反”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整党运动。经过斗争，我们对“五毒”、“三害”已提高了警惕性，并在运动中解决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这一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糖衣炮弹曾经打倒了某些立场不稳、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的人们，却不能打倒久经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所教导的中国共产党。大批贪污分子被清除之后，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去腐而后生肌，在组织上也比过去健康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清除身上的痈疽，这充分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避免李自成的血的教训，经得住胜利的考验的，是可以脱出历史上剥削阶级由胜而衰的周期率的。毛主席共产党更加得到人民的热爱、信任和拥护。

有的老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民的传统的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干才，现在认为是可耻了”。（薄一波：《为巩固“三反”、“五反”的伟大胜利而斗争》）这就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和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工人监督在许多企业中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能力，不能不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威力压倒了。五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五反运动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步骤。

7.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中，其中一项就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同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两种偏向，“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P19）

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及各项社会变革的迅速发展，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也不断得到改造和扫除，无产阶级的进步的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在广大人民中间逐渐被接受。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进行改造，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提上了日程。

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几乎是文盲，基础教育极为薄弱。在城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工人、贫民子弟一般读不起书；在乡村，还有相当多的私塾教育，贫苦农民大多无钱入学。旧式教育对于传播民族文化有一定作用，但是它渗透着大量封建的内容和毒素；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科学技术进步培养人才，但因为教育主办权多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所控制，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旧有学校教育事业远远不能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极需要革故鼎新，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使教育事业从过去掌握在剥削阶级和少数人手中，转变为由党和各级政府掌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二是使教育事业从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转变为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服务。党和各级政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强调对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不能采取像摧毁反动政权机构那样的做法，而应采取先妥善接收，再逐步改革的谨慎政策。对原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类公立学校，一律实行接管，各学校的教职员除极为反动的个别分子听候处理之外，按照原职原薪继续工作。对私立学校，一律维持原状，学校工作照常进行。这样，既充分发挥了旧有学校教育事业能为新中国和人民服务，又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稳定，能够逐步适应新中国的需要。这个政策受到社会各界和学校教职员的拥护和支持。在接收学校后，首先废除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废止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带有反动性的课程；建立革命的政治教育，增设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新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入学校。原有教育事业回到人民手中，为建设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创造了基础条件。

改造和接办教会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许多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这些教会学校在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的原则下，继续接受外国津贴。但是，某些外国教会却藐视这个原则，无理干涉学校行政，阻挠学校改革，或以断绝经费来源相要挟，或利用教会学校暗中进行反动宣传和敌对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开始接办教会学校的工作。1950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教育部明令将违反中国法令的罗马教廷主办的辅仁大学正式接收自办。同年12月底，针对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的挑衅行为，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教育部随之贯彻执行，继辅仁大学之后，全国各地对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514所中等学校、1133所初等学校实行接办，分别情况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或有中国人民自办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

为培养工业建设人才，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一是对许多大学的文、理、法学院或系实行合并，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二是将各大学的工学院和工科各系实行合并，组建多科性工学院，或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工学院，基本形成机械、机电、土木、化工等主要专业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同时，进行师范、农林、医药等院校的调整。经过调整，大多数省份拥有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到1953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1所，其中综合性大学14所，工科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其余为财经、政法、少数民族等院校。全国初步形成学科、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学校体系。1952年，政务院决定实行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原有79所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首先从文学艺术方面着手。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给大会发来了贺电。贺电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党号召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这给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一届文代会使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分离的两支革命的文艺队伍汇合在一起。五四以来处于分散形态的“新文艺运动”由此进入了“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与会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在文艺思想、文艺方向上形成共识，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确定为今后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大会还成立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类文艺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