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

毛泽东哲学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

甄岩

一．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一）认识和抓住新中国初期的主要矛盾，并给予正确解决

在建立新中国之初的历史转变关头，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全力认识和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正确解决，促进矛盾向有利于我党领导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面转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有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1947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是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同时，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周密部署。新中国犹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日，很快就要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亲自领导和指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又在考虑新中国建国之初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1948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如果我们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这个文件的前两章是毛泽东亲自执笔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长时期内占据优势的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代替”。（《毛泽东文集》第5卷，P57）

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工作部署。在作会议结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新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其他矛盾，如民族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等等。

而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继《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之后，在九月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同时，毛泽东深谋远虑，对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这个矛盾主要方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部署。

政治上。毛泽东在阐述政权建设时特别指出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所谓国体，是指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里，毛泽东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即就其主体部分来说与工农民主专政是一致的，但它比后者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因为“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人民民主专政在根本上是与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相区别的。“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之后，1949年2月初，在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谈话中，毛泽东就新中国政权的性质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可是，最近这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各级政府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人民又重新沦为“奴隶”、“仆人”，又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不知和蒋介石政权还有什么不同？！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这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那时的议会，不过是封建军阀的工具而已。“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经济上。九月会议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形态。至于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究竟有哪几种，怎样对这些经济成分进行分析，毛泽东认为，那“还要考虑”。

当东北局报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的文件，经过刘少奇审改，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特别提到刘少奇在“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中指明是指“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我们整个的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毛泽东书信选集》P306）（点评：就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建国前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发生了根本分歧。刘少奇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其实质就是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毛泽东则认为，必须要对资本家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要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笔者）

之后，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曾讲到，关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他说，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他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可能会快些。

军事上。1947年继毛泽东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1948年9月会议，进一步作了部署，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继之，毛泽东和党中央亲自领导和部署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使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以和平解放北平为标志取得完全胜利。之后第二天，毛泽东在同米高扬会谈中，关于解放全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去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外交上。国际关系和新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大城市陆续回到人民手中，制定明确的外交工作方针已经提上了现实的议事日程。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改定的。《指示》说：“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关于外交关系，《指示》提出了“另起炉灶”的方针，即是说：“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使领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国家一样，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指示还谈到了外资关系及外贸关系。《指示》强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人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这个指示，突出地显示了毛泽东党中央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坚定的民族立场和人民立场，原则性和灵活性，阐明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两周以后，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进一步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子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工作中的又一项重要方针，即“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样，毛泽东就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已经清晰地绘制出新中国的蓝图，这也为之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抓好主要矛盾，

为新中国建立做好充分准备

1949年3月5日-1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组织和迎接全国胜利，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研究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途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在唯物辩证法统帅下，高屋建瓴，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用主要矛盾和矛盾转化的原理指导革命实践，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主要内容是：

1.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首先，军事方针。经过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特别是经过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今后解决剩下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乎天津（战争解决）、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等待整编）三种方式。毛泽东强调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准备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按照北平或绥远那样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我们必须注意和学会这种斗争方式。要注意，这仍然是一种斗争方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促进矛盾的转化，不是不用斗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鉴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干部去接管广大的新区，建立新的政权，毛泽东还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必须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必须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工作队的作用。

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向城市

1927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毛泽东指出，采取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今后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为此，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环境中进行各种新的形式的斗争。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仅顾城市丢掉乡村。

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只有将城市的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为此，他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党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3.强调了要正确认识和抓住主要矛盾，并且正确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他分析了全国胜利后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自从1948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开始提出新中国建国之后的主要矛盾问题，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思考和认识，到这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新中国的主要矛盾问题。这说明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中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深谋远虑。而且，要着重抓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入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还着重地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偏向。他指出，在旧中国的经济中，大约现代化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的现代工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本形态，仍将是大量的分散的个体的。对于这种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经过合作社经济，引导它们向着合作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容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同时，又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而这是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他并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作了展望。他说，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分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状况，由此所决定的阶级斗争的情况。这就给人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这就使各级党的干部干起工作来，头脑清醒，痛快淋漓，勇往直前。

4.而要抓好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转化，必须首先抓好党的建设问题。这是关键，是要害。所以，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特别强调：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对于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以后面临的新情况，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但巩固这个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强调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5.不仅要抓好党的作风建设，还要搞好党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建设。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还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专门讲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及其矛盾转化原理指导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光辉范例。

这主要是：

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问题就解决了。“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委书记即“班长”（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党委委员（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要“互通情报”。要不耻下问。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就是要正确处理领导和下层、领导和群众之间矛盾的辩证关系。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仍然是要抓好中心工作（即主要矛盾），并要兼顾好其他（次要矛盾）方面的工作。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要做到胸中有“数”。要出“安民告示”。要“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要力戒骄傲。要划清两种界限。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还要划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主要的和次要的。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所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至今仍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注意遵循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如今党委领导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不讲甚至根本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他们只知道个人主观武断、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一丝一毫的辩证法。

这样，经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的报告，就为新中国的建立，作了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等方面的充分准备。

（三）根据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好民主革命遗留问题，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形势，纷繁的工作头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何种方针，应当如何确定工作重点，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战略策略？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方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更是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搞好矛盾的转化工作。时时刻刻把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如前面所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建国后的主要矛盾，国内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那末，是不是新中国刚建立，主要矛盾马上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并没有机械地教条地运用主要矛盾的理论，而是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出发，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促进矛盾的转化。

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唯物而又辩证地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从古未有的伟大胜利。但是，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党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些老解放区的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还有新解放的三亿一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今年秋季就要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我党在领导完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这个重大任务，所面对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极为激烈的伟大斗争。

而解决这些敌人，就是当时我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敌对方面。这也是当时工作的重点。毛泽东正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为我党规定了“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面对这些敌人和困难，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主要是：

我们要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鉴于当时中国存在的客观情况，最后进一步强调了党的总的战略策略方针。他说：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要四面出击》）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强调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并且指出，为此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主要是：

1.开展土地改革，消灭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

这样一些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对于消灭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对于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深刻地变革地主阶级的反动经济基础，这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创造一个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极为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自指挥和部署，各野战军分别向我国的西北，中南，华南，东南，西南进军，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到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及少数海岛外的全部领土。使新中国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

以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从1950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比较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所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更合情合理，更得人心，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拥护，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其一，1947年土地法，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反封建，但也往往会损害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现时的规定，土地不打乱平分，而是中间不动、两头平分，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分给地主一份。这种政策和做法既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满足了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有利于团结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允许他们保留高于当地平均数的土地量；下中农则可以分进一部分土地），也可以避免由于土地关系的不必要的变动可能引起的减产等损失。其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富农在政治上倾向地主，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革命战争，由于革命战争要求农民承担出兵员、出公粮、出义务劳动等任务，为了更多的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提高他们支前的积极性，党采取了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全国解放后，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富农在政治上有了中立的可能，而农民的负担也没有战争年代那么重了，他们的某些需要可以采取由国家发放贷款等办法加以解决，因此采取中立富农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而只征收半地主式富农出租的土地。土改以后，富农一般占有相当于平均数两倍的土地。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地主，安定中农的情绪。再有，现时的土改政策规定分给地主一份土地。这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所搞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是根本对立的。现在这种政策，更有利于把地主分子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使得共产党进一步得到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农民的热烈拥护，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使得农村生产力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推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2.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与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着重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五种反革命分子。

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规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使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达到了如期的目的。

为了保证镇反运动的胜利进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第一，对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毛泽东指出，那些南霸天、北霸天，“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要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第二，要实行群众路线，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因为只要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检举、揭发、追捕反革命，反革命就无处藏身；群众起来了，不但使坏人逃不掉，也可防止好人受冤枉。第三，对反革命要打得狠、打得准、打得稳。所谓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毛泽东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打得准，就是不要错杀。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以此作为量刑的根据。在运动中，强调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捕人、判刑都有严格的控制，并经过精密的审查。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在群众运动高潮起来以后，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斗争中，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就是对于犯了死罪但其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者，还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毛泽东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建设”。这样，党政军经团各界中清出的反革命，十之八九的死罪分子就可以保全下来不杀了。他强调：“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诸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残余反革命势力，使得基层政权进一步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手里，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安定了社会秩序。

与土改和镇反运动相结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比如：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反对封建把头制度；在社会上，严格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经过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就迅速荡涤了这些在旧社会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赞许和刮目相看。这些污泥浊水，在毛泽东时代禁绝了三十年。可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时代”，也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这些丑恶现象迅即死灰复燃，把整个中华大地搞得乌烟瘴气，丑恶、腐朽、糜烂，不堪入目。

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胜利完成，使得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尔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