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社会主义社会中质和量的统一，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毛泽东反复强调“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在实际工作中，要贯彻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思想：一方面，要重视数量，做到心中有数，他指出：“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 另一方面，要重视质量，反对片面地追求数量，他指出：“必须强调重视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 毛泽东反复强调，量变和质变也是对立统一的，并且提出了量变中有部分质变的思想，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这里提出的部分质变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贡献。他还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 这里，毛泽东在讲客观的量变质变过程时，贯彻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统一的思想。他进一步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这里说的‘边’就是哲学上说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或“关节点”，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量变）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事物就由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既然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统一的，我们就不能够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的作用而忽视、否定另一个侧面的作用，他指出：“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事，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这里说的保守、稳定是指事物的量变，进步、变革是指事物的质变。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的对立统一正是体现了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也是一个量变、部分质变、质变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通过量变、部分质变，实现各个领域的质变。这些质变，就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仍然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些部分质变汇合起来，最后达到一定的“关节点”，实现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就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进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二） 社会主义社会中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前进和曲折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指出，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统一的。他并且从多方面对这一原理作了解释和应用。 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不论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用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 这里不仅是运用了“两点论”、“一分为二”的观点，而且运用了“肯定和否定对立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其自身既包含有肯定的因素，又包含有否定的因素（积极的否定因素和消极的否定因素）。当某一事物处于肯定状态时，这种肯定并不是肯定它的一切因素，而只是肯定它的肯定因素；当某一事物处于否定状态时，这种否定并不是否定它的一切因素，而只是否定它的肯定因素以及消极的否定因素。这个原理作为方法论，就是要求我们，在观察一个事物时，不能肯定或否定它的一切因素。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次谈话中又指出：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从肯定阶段到否定阶段的过程，是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的对立统一。没有肯定阶段就没有事物的存在，没有事物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到事物的否定、发展。同样没有否定阶段，就没有事物的发展，没有事物的发展当然也就谈不到事物有肯定、存在（没有以前的发展，这个事物的存在从哪里来？）就某一种具体事物来说，既可以把它看作是某一发展过程的肯定阶段，又可以看作否定阶段。也就是说，相对于它以前的一个发展环节来说，它处于否定阶段；相对于它以后的一个发展环节来说，它处于肯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定，对共产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这也体现了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反复强调，前进和曲折是对立统一，他指出：“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 这里说的“上马”、“进”就是指的前进，“下马”、“退”就是指的曲折。前进和曲折是对立的统一，这种对立统一是肯定和否定对立统一的必然结果。事物中包含的新的、积极的否定因素和旧的、消极的否定因素，决定了事物由肯定阶段进到否定阶段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是新的、积极的否定因素发展起来，克服了肯定因素，事物就前进到上升的否定阶段；如果是旧的、消极的否定因素发展起来，克服了肯定因素，事物就会退到下降的否定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将是有进有退，总的趋势是前进，但是，是波浪式地前进。他指出：“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的还是促进。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确实是波浪式地前进的，其中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毛泽东高瞻远瞩，早在五十年代就告诫人们，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某种复辟、倒退现象是可能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是很可能的。”“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发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现在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或正在走回头路。反动势力庆祝他们的胜利。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的下面几段话特别具有现实意义：“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取得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地发展。” 还是毛泽东说得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乐观主义的根据是什么？就是：一切新生事物都是不可战胜的，一切反动势力总是要灭亡的。毛泽东指出：“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 （三） 社会主义社会中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毛泽东指出：“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 所谓共性和个性，也就是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关于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他在《矛盾论》中作了深刻地论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结合中国的实践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的具体体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仍然必须加以坚持。毛泽东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等，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相同的，在小的原则和这些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又是不同的。正是根据这个原理，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有人说，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没有“中国特色”。其实，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过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盲目照搬资本主义西方的模式而已。 毛泽东强调，在艺术上也要做到一般的原理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这是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来说。就艺术形式本身来说，还有一个一般艺术原理和民族形式的关系，他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 音乐同样有一般原理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问题，他指出：“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的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毛泽东强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也要做到学习一般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他指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 （四） 社会主义社会中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经常提醒人们注意“现象和本质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表现为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因而人们可以通过现象认识本质。他指出：“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另一方面，现象和本质又是对立的，人们只有经过科学研究才能透过现象认识本质。他指出：“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 假象不同于一般的现象，是以否定的、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象，人们必须善于识别假象认清本质。他指出；“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这是一条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原则。毛泽东特别注意这一原则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他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他在论述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方法论时指出：“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战胜大而强的敌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同样有一个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问题。他在总结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集团作斗争的经验时指出；“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人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人们的不正常的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岗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迷惑。” 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共产党发生巨变，主要是由于领导层、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出问题，而这些人都曾经被看作是“理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班人”。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五） 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和现实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指出：“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 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成功地把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这一原理运用于实践，提出了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的指导原则。他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在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他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观点，对立统一观点，出发的。” 这里说的“过程的两重性”主要是指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发展过程。就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可能性来说，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将转化为另一个事物，其本身终究要消亡，因此，在战略上必须藐视它；但是，由事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条件，通过复杂的斗争，经历曲折的过程，因此，在战术上必须重视它。毛泽东对这种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指出：“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 毛泽东指出：“虚假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 这里说的虚假的可能性也就是通常说的抽象的可能性，即虽具备变为现实的根据但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变为现实的条件的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是统一的，它们都有具有变为现实的根据；它们又是对立的，一个不具备条件，一个具备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互相转化：抽象的可能性具备了条件，就变为现实的可能性；现实的可能性丧失了条件，就变为抽象的可能性。他还指出：“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头，这些人应当提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头脑过热，就会把抽象的可能性当成现实的可能性；头脑过冷，就会把现实的可能性当成抽象的可能性，或者是不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去创造条件把抽象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毛泽东还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好的可能性和坏的可能性的统一，要从最坏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他指出：“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布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情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性。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是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建国以来，毛泽东总是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出现全国性大乱子的可能性，有挨帝国主义打的可能性，有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有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可能性，有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可能性，等等。实践证明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或“杞人忧天”。今天，这些最坏的可能性不仅从抽象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有些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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