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宋江式蜕变”

　　反过来赔偿

　　苏卡指出，特别不公平的是，非洲民族议会拒绝真相委员会所提的企业赔偿。而政府还继续支付种族隔离时期留下的债务。在政权移交头几年，新政府每 年花费300亿兰德(约45亿美元)偿债——而政府最后支付给逾1.9万名种族隔离的杀戮与酷刑的受害者及家人。总共才8500万美元，比起前者显得微不 足道。曼德拉曾说债务负担是无法履行《自由宪章》承诺的最大障碍。“那300亿(兰德)我们无法用来兴建在执政前规划的住宅。无法让我们的孩子上最好的学 校，解决失业问题，让我们拥有就业的尊严，有足够的收入，能够提供居所给所爱的人，给他们食物……我们被继承的债务所捆绑。”

　　虽然曼德拉承认支付种族隔离时代的债务已变成难忍的负担，党却反对所有违约的建议。他们担心的是，尽管有强力的法律理由证明这些债是“恶债”， 采取违约的做法会让投资人视南非为危险的激进国家。刺激另一波市场震荡。非洲民族议会的长期党员、也曾在罗本岛坐牢的布鲁特斯(Dennis Brutus)，便直接冲撞这道恐惧之墙。1998年，眼看新政府财政艰困，他和一群南非行动者认为，他们支持长期运动最好的方式就是发起一个“债务大 赦”运动。“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很天真。”现在已70多岁的布鲁特斯告诉我，“我期待政府会感谢我们，因为草根运动挑起债务问题可能凸显政府承担债务的困 难。”出乎他的意料，“政府拒绝我们，并说：‘不，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支持。’”

　　最让布鲁特斯这些倡议分子愤怒的是。非洲民族议会决定继续偿付债务造成的有形牺牲。例如，在1997年到2004年间，南非政府出售18家国营 企业以筹资40亿美元，但近半数的钱用来偿债。换句话说，非洲民族议会不但未履行曼德拉当初承诺的“矿场、银行和独占工业国有化”，而且为了偿债而反其道 而行——变卖国家资产以偿付压迫者留下的债务。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些钱真正的去处。在转型的谈判期间，戴克拉克的小组要求，保证所有公务员在政权移交后能保住工作;他们宣称，想离职的人应该获得优渥的终身年金。对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安全网可言的国家来说，

　　从十多年前南非大幅转向撒切尔主义以来，滴漏式正义的实验结果惨不忍睹：

　　从1994年非洲民族议会执政以来，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增加一倍，从200万人到2006年变为400万人。

　　从1991年到2003年，南非黑人的失业率上升逾一倍，从23%变为48%。

　　南非3500万黑人公民中，只有5000人年所得超过6万美元，而在这个所得级距的白人人数是20倍，其中许多人的所得远超过这个金额。

　　非洲民族议会政府已兴建180万户住宅，但在同一时期失去住宅的人高达200万人。

　　在民主政体头十年，将近100万人被逐出农场。

　　这类驱逐事例意味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数已增加50%，在2006年，每四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贫民窟的陋屋中，其中有许多没有自来水和电力。

　　也许违背自由承诺最好的判断标准是，南非社会不同的部分对《自由宪章》的看法，不久前，这份文件还被视为对南非白人特权阶级最大的威胁。今日它 在商务俱乐部和高级小区却大受欢迎，被视为善意，几乎带着奉承意味而完全不具威胁性，像是装饰用的商业行为准则。然而在像通过这份文件的柯利普城这类偏远 城镇，它曾象征无穷可能性的承诺。如今却充满不堪回首的苦楚，许多南非人完全抵制这项政府筹划的周年庆典。“《自由宪章》写的东西很好，”德尔班刚萌芽的 贫民窟居民运动领导人齐柯德(S`bu Zikode)告诉我，“但我所看到的尽是背叛。”

　　到最后，放弃《自由宪章》承诺的重分配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却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个：所有国家都这么做。帕达雅奇帮我整理出非洲民族议会领导阶层 当初从“西方政府、IMF和世界银行”得到的信息。以他们会说：‘世界已经改变;这些左派的玩意儿已经毫无意义;这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就像甘米德写 的：“这是非洲民族议会完全未加防备的攻击。主管经济事务的重要干部经常进出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机构的总部，1992年和1993年，有几位非洲民族 议会的幕僚(其中几位完全没有经济资历)还参加外国商学院、投资银行、经济政策智库和世界银行的短期主管训练计划。他们在那里被‘不断喂养新自由主义观 念’。那是一段天旋地转的经验，从来没有一个等着执政的政府被国际社会如此百般诱惑。”曼德拉在1992年的达弗斯世界经济论坛与欧洲领导人会面时，便受 到这种精英版的强大校园同侪压力。当他指出南非想做的事激进程度还比不上二次战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时。荷兰财政部长驳斥这种模拟说：“那是我们当时所知的 情况，但现在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全球化的过程已经生根，没有经济体可以自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

　　像曼德拉这样的领导人周游列国时，他们不断被灌输连最左派的政府都已拥抱华盛顿共识的观念：越南的共产党已这么做，波兰的工会和终于摆脱皮诺切 特掌控的智利社会民主党政府也是。即使是俄罗斯人也向新自由主义看齐一一在非洲民族议会如火如荼进行协商时，莫斯科正陷于政商集团争食大饼的狂热，快速把 大批国家资产卖给党官僚改行的企业家。如果连莫斯科都已屈服，南非这支衣衫褴褛的自由斗士又如何抗拒如此强大的世界潮流?

　　至少这是律师、经济学教授和社会工作者兜售的信息，这些人形成了迅速扩张的“转型”产业——一群群的专家往返奔走于遭战乱蹂躏的国家和陷入危机 的城市，提供惊惶未定的新政治人物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新特效对策、来自华沙最振奋人心的成功故事，以及来自亚洲新兴国家最让人敬畏的怒吼。 “转型学家”(transitionologist，这是纽约大学政治学者柯恩[Stephen Cohen]给他们的称呼)天生就有一项优势可以凌驾他们提供建议的政治人物：他们是高度机动的族群，而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天生就倾向往内看。基于这种特 质，领导大规模国家转型的人大都专注于自己的故事和权力斗争，无法注意到国界以外的世界。这确实不幸，因为如果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能透视转型学家的说 辞，自己发现莫斯科、华沙、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首尔真正发生的状况，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将大大不同。

　　节选自《休克主义》第十章：《锁链下诞生的民主--南非被捆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