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在其著名《论十大关系》中也阐述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基于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革命是后进的’等基本国情，毛泽东把对外开放简洁归纳为“向外国学习”。具体说来，毛泽东在这里的对外开放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有它的短处”。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是”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它“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要敢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第二，“向外国学习”的全面性。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就从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两方面强调了‘向外国学习’的全面性。
第三，对外交流的途径。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总体上还比较落后，我们当然首先是向外国学习，尤其是要注意“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同外国的交流，如把“学术论文”，“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等等。至于加强交流的具体渠道，毛泽东也曾有设想：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
第四，“向外国学习”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有重点的学习，而不能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再比如，在“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易，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
第五，“向外国学习”的长期性。毛泽东强调，不仅现在我们落后时要向外国学习，就是“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我们“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要向人家学习”，甚至“一万年都要学习”。
（以上材料见《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63~65页）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同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外交官谢思伟的长谈中，就希望到美国去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但由于这年四月罗斯福就病逝了，才未去美国。
1949年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党中央就派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为南京外办主任。当时黄华以学生的身份拜访了司徒雷登。当司徒雷登提出要求要到北平时，中央很快就同意了。只是由于美国敌视中国，不同意司徒雷登北上，并要司徒雷登马上回国，司徒雷登这个要求才未能实现。而不是中国不愿意与美国接触。
（参看《一代巨人毛泽东》第256~257页）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易，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易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易，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易。”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同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同上书第1466页）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5页）
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访苏期间，给中共中央的信说：“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易，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同上书第197页）
1950年1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和中央的信中说：“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指当时的泰国——引者注）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恩来离京后，请少奇陈云一波注意此事为盼。”
（同上书第218页）
1954年夏，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英国人艾德礼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
（《一代巨人毛泽东》第206页）
1956年5月，毛泽东、彭真等在广州先后召开了20次会议。其中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向毛泽东报告当时香港的情况，说到当时香港各银行充斥着游资，存款利息急剧下跌，毛泽东指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他又叮嘱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农讲所馆长卜穗文介绍，作为国家领导人提出利用外资，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 1956年，“八大”前夕，毛泽东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
“八大”报告初稿，毛泽东看后批示：“没有对外商业”。在看第二稿时，毛泽东加写了：“并且只要有可能，就要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
（《毛泽东晚年岁月》第27——28页）
在那个时候，在对外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要超前得多，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有两点可以证明：
首先，上面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就可以证明。建国初期，我们管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就只考虑给社会主义国家搞进出口贸易，忽略了给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在百忙中连写两封信提醒要注意给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其次，“八大”那样重要的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人居然没有提对外商业，毛泽东提醒后，他们也还重视不够，因此，毛泽东在看第二稿时又加了一句话，作进一步强调。
从以上情况看，说毛泽东搞闭关锁国是没有根据的，有的人是胡说八道。而有些领导人也跟着胡说八道，就有伤大雅，贻笑大方了。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不只表现在在口头上，而且还表现在实际行动中。本来建国初期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很积极与我们经贸往来，特别是英国。但由于美帝国主义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不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交和经贸往来。那时的美国比现在霸道得多，它说“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敢说“不”。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邓小平文选》普及本第二卷，第122页） 因此，不是毛泽东不开放，而是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有的人口口声声说学习邓小平理论，而邓小平说是“人家封锁我们”，有的人却说是我们“搞闭关锁国”。这种人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耻辱。 在毛泽东时代，即使在美帝国主义封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是闭关锁国。因为我们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经贸往来，也引进了外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准向我们开放，我们就争取和他们的人民搞民间贸易。比如每年春秋的两次广交会就是对外开放的实例，即使在文革中广交会也照样进行。 因此，说毛泽东搞“闭关锁国”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必须指出：是美国向中国关门，美国的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敲开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