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冲突无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驱车绕道上山来会叶剑英。 警卫通报后，叶剑英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他能来，迎到走廊里说：“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李先念说：“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着走进屋里坐下，两人谈起来。 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 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叶剑英说：“你说，他的办法（指在中央全会上上解决‘四 帮’的问题）好吗？”“根据和大多数同志商量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三个方案： 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这四个人的职务； 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他们采取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 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的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究竟哪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易于取胜，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李先念说：“我倾向于第二个方案。” 叶剑英说：“不知国锋同志同意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李先念说：“他对江青一伙还没有真正认识透，也可能还有幻想。不过，等政治形势进一步发展下去，我断定他的主张一定会和我们接近的。” 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订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 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邓颖超访问叶剑英。 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解决“四人帮”问题，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毛泽东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 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 叶剑英还接见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粟裕、宋时轮等，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同时，他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他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叶剑英接沈阳沈阳军区打来的电话：有人要带坦克师向北京逼进。 叶剑英打电话将此事告诉聂荣臻，并要聂命令军委办公厅，把今天的情况，原封不动地向华国锋汇报。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叶剑英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要“以快打慢”。要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李先念赶到叶剑英处。 李先先说：“华国锋催你赶快动手”“《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讨伐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文章，他断定矛头是对着他来了，急不可待地要你快些动手。” 叶剑英说：“他想让我一个人决定时间，不，我要和他一起研究，他必须亲自出面指挥，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事已至此，最好在一两天之内就行动。” 当即约好，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在另一个地点碰头。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在碰头中，叶剑英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经过商议，决定五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经过商议，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 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场地的确定，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周密计划，慎重审查，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 同时，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聂荣臻，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元老派搞政变的预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林彪事件是文革派内部一场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造成了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他们开始通过个别串联，酝酿发动政变。 第二个阶段，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以后，元老派中的一些人认为，邓小平主持了中央工作，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左派江青等人有所批评，这是搞垮文革派的好时机。邓小平、叶剑英利用一九七五年五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个别串联、打招呼，布置发动政变的基本骨干力量。 第三个阶段，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核心、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人，一方面积极在元老派中进行串联，制定政变方案，组织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加紧与新贵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联络，抓住了华国锋，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减少许多阻力了。 其实，反文革的政变活动，此前还有过两次：一次是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大闹怀仁堂”，那是一次遭遇战，事先没有经过周密的策划，遭到迎头痛击。另外一次是一九七0年九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以及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发动阴谋杀害中央领导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很快就败露了，导致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 所以，十月政变的发生，与文革左派领导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活动，没有必然的联系，一切所谓文革左派领导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抢班夺权活动，都不过是制造出来的借口，因为这次政变是在毛主席逝世前就开始策划了的。 四十四、新贵派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六年七月，汪东兴故意多次找华国锋谈心， 汪先说，「万一毛有意外，我会象尊重毛一样来支持你的。」 不久又说，「江青他们处处向你进攻，让你为难，你要当心呀。」 最后汪摊牌了，「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上海带头围攻你。工作已经很难办，你看什么时候把江青干掉算了，怎么样？」 华支支吾吾，没敢回答汪。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深夜，叶剑英走访汪东兴。 叶剑英说：“我和老同志们议论了一下，认为现在到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汪东兴说：“在这些问题上，我坚决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剑英说：“你要考虑一个完整的方案。” 汪东兴说：“这还须从长计议，范围无论如何不要大了，但一定要有华总理指挥，而且要绝对保密。”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汪东兴向华国锋“汇报”工作。 汪东兴说：“我建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一下毛主席的文件保管保管问题，不能容许江青凌驾于中央头上。” 华国锋说：“政治局其他同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九日，华国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远新和汪东兴等人开碰头会。 江青提出：郑重的请求中央政治局常委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我和远新整理。 汪东兴表示反对。张春桥、王洪文表示赞成。 华国锋说：“文稿先由办公厅封存，将来再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应该听取广泛的意见，不然会出差错的。” 随后，华国锋让汪东兴把这次次会议的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华国锋连续接了毛远新、江青的电话，接着又接待了张春桥，都是谈关于毛远新的去留问题。 紧接着李先念来访。 李先念说：“王洪文最近到上海，你知道吗？” 华国锋说：“他跟我说了，有什么情况吗？” 李先念拿出一叠材料： 一份是，王洪文在上海接见部分军队干部的讲话。王说，赫鲁晓夫可能在中国上台，要求军队听从上海市委的安排，尽快把上海民兵按正规军队的要求武装起来，发枪、发炮、发一切战备物资，以应付突然事件。其中有发放武器的具体数目和时间。 一份是，最近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清华大学写作组整理的几位中央领导人的罪行材料，名列前首的正是华国锋。 华国锋看完后说：“他们整来整去，真要整到我的头上了！”“其实，毛主席的手令是写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大胆地干吧，你办事，我放心’。老人家还亲笔给我写到了纸上。” 李先念知道这是中央工作中正常的几句话，但在这时，可以发挥原子弹一样的作用，他说：“这可是我们讨伐‘四人帮’名正言顺的圣旨。”并说“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华国锋说：“我考虑得差不多了。我们分头准备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南海值班的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找到李先念，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华国锋说：“我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 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 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们（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 李先念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和华国锋在玉泉山，叶的新家谈了第一次话。 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华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 叶表了态：「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华国锋在国务院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约李先念、吴德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吴德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吴德说：当然知道。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他们认为：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他们还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汪东兴说：“会议只是讨论一般性的问题，算是一次火力侦查，摸摸底。” 叶剑英说：“好，让双方都来一次预演吧”。 他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吴德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七日，华和叶一起到中南海汪的住处「南船坞」和汪商量。这次三个人开门见山，就谈如何解决四人帮。 华国锋还想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汪东兴反对说，「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人比你的多。而且开会人多手杂，怕出意外，不如学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由我们来干，秘密逮捕，这样反而有把握。」 叶起先只是听，看到汪的决心很大，非干不可的样子，心里暗暗高兴。说，「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以快打慢。具体怎么办，东兴你自己决定，我们用不出力，但我们做你的后盾。」 华看叶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叶还建议事情成功后可由元老派的一些人出面帮助维持局势。 三人商议后，叶就去向许多中共元老们吹风，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要苏振华、秦基伟、耿彪等人和他保持联系。元老派的人早在毛病重期间就埋伏在上海，现在更加密切注意上海方面的动静，作好了各种准备。即使汪东兴不发难，早晚元老派也要利用民心和文革派最后摊牌。现在，各路人马开始秘密行动起来，互相串联，许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家庭开始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不再是以前无目的地空发牢骚而已。 但是，叶虽然和他的老朋友们谈论四人帮如何如何不好，以及如何如何对付四人帮等等，却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三人合议的事，更没有提到汪东兴即将行动。李先念虽然先前给华国锋传过话，知道要解决四人帮，会有大变动发生，但这时也不知汪东兴的具体政变计划。叶、华和汪三人最担心的是，一有风吹草动，江青他们跑到上海去。 这时，姚依林悄悄地到了上海，用了一个化名，住在一家旅馆里。他手下有一个小组。他们利用一些个人关系，专门收集上海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因为元老派担心上海和北京的电话联系可能被文革派偷听。后来他对自己家人说，「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二九年就搞过，这次又用上了。四人帮哪是我们的对手，差得远了。」在十月六日之前，他都不知汪东兴即将发动政变。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