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只要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 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 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话说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5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 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证明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2月底，西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围宜打援”的战术，发动了宜川战役。 宜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此役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29军军部，整编第27、第90师及整编76师24旅，共5个整编旅，约29500万余人。 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见突围无望，急电胡宗南说：“败局已成。”然后引爆手榴弹自杀身亡。整编90师中将师长严明及整编31旅少将旅长周由之、47旅少将旅长李达、53旅少将副旅长韩指针被击毙。整编第29军少将参谋长刘振世、整编第27师少将副师长李奇亨、整编第90师少将参谋长曾文思、整编第24旅少将旅长张汉初被俘。 1948年3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等人：庆祝西北野战军歼灭整编第29军军部、第90师、27师等部的巨大胜利。 3月3日，毛泽东指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令小个子西北王胡宗南非常尴尬的特殊通告，通告中说： 受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委托，特此通告阵亡的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及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的亲属好友，如果前来运回2人的尸体，解放区军民将予以方便。 3月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说： 宜川战役“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经此役后，胡军除守延安之17师两个旅，近由豫西开返潼关之第1师约两个旅尚有较强之战斗力外，已无主力。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在哈尔滨的朱学范。 原来，朱学范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在1月中旬与刘宁一、俞志英一行3人，经布拉格、莫斯科于2月8日到哈尔滨的。2月9日，朱学范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他写道： 毛主席、周副主席鉴： 学范已和宁一兄到了哈尔滨。在巴黎时，看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这一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范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范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行动，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的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 谨此向你们致革命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在3月4日的电报中写道： 朱学范先生： 接2月9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此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3月7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他在评论中把西北野战军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冬季整训正式定名为“新式整军运动”，他写道： “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5个旅。”“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自此以后，人民解放军各部全面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3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商议了东渡黄河的事情后，召见了叶子龙、汪东兴。毛泽东说： “中央前委商议，准备东渡黄河。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找你们两个，就是商量一下，咱们什么时候过黄河？准备怎么过法？具体由谁去组织指挥？” 周恩来说： “现在正是黄河上游化冰的季节，我的意见是不是3月下旬东渡黄河较为适宜。” 任弼时说： “东渡黄河要准备船，要找有经验的船工，和他们商量看什么时间过河合适，一定要保证安全渡河。” 叶子龙说： “争取用10天时间完成准备工作，我提议由东兴同志具体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汪东兴说： “渡河的工作需要仔细策划。渡船、技术船工、木材，还有粮食、草料、治安工作，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援。” 毛泽东说： “我同意子龙的意见，由汪东兴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派给他1个连的兵力，除担任渡河的警卫外，还可以在准备工作中担任劳动力。给他1部电台，1名报务员，1名译电员，随时将准备工作向前委报告。渡河的准备工作对外要注意保密，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侦察到我们的动向。 我们马上发电报给陕甘宁边区的林伯渠同志，请他派得力的干部协助你。同时，我们给贺龙同志发报，请他通知晋绥边区政府在东岸接应。从明天开始，10天内准备就绪。” 周恩来说： “东兴同志，主席的指示很明确，考虑也很周到，你明天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布置，争取11日出发去进行准备工作。东渡黄河是一项大的战略行动，任务很艰巨，就拜托你了。” 汪东兴说： “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请各位首长放心吧。” 3月10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将“亚洲部”渡过黄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消息告诉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 周恩来在任弼时、陆定一驻地扶风寨窑洞后面的空场上，召集“亚洲部”所有人员开会，首先宣布了宜川大捷的消息，他说： “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西北野战军在宜川一带打了胜仗，敌29军军长刘戡也被打死了。” 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久的掌声。周恩来接着说： “同志们都熟悉这个人，他在陕北整整追了我们1年，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梦想搞掉我们中央机关，现在把他自己搞掉了。本来想活捉他，向他算算帐，没想到他自杀了，算是便宜了他。”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周恩来待笑声平息下来，又说： “我中原、华北各野战军从去年夏季起，渡河南进，调动了蒋介石中线的军队，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一连解放了很多大城市；晋察冀、山东、苏北和各路野战军，也都在去年大量歼灭敌人之后，完成冬季整训，又开始了春季攻势。目前在各个战场上，都打得蒋介石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全国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人们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静片刻，立即欢腾起来，鼓掌，欢呼。周恩来等大家稍稍平息下来，又说：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一是目前党中央过黄河是否适时？二是陕北籍同志的去留问题，谁愿意到华北工作，谁愿意留在陕北工作，可以自己提出要求，由组织决定。毛主席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全体同志，让大家充分讨论，自觉地来处理这个问题。陕北籍的同志，愿意跟机关走的，我们欢迎；愿意留在陕北的，我们支持。因为陕北也同样需要干部。” 会后，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们进行了讨论，他们说，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应该到华北去。至于个人去留，大多数人摩拳擦掌要跟着毛泽东走，只有张瑞岐有些犹豫。他一是陕北人，二是年岁大了，有意留在陕北，可又舍不得离开毛泽东。 正讨论间，毛泽东推门进来了，大家忙站起来。毛泽东摆摆手，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问道： “讨论的怎么样？谁想走，谁想留呀？” 马汉荣抢着说： “我可不留，我正想跟着主席去见见大世面呢！” 毛泽东平时就很喜欢马汉荣，他年轻活泼，好说好唱，从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有一次大家问他火车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说：“火车，火车，一定有火。”一句话把毛泽东逗得大笑起来。毛泽东想起马汉荣那句话，就笑着说： “好，我一定让你坐上火车！” 毛泽东又看了看张瑞岐，问： “老张，你这老陕北，打算怎么办？” 张瑞岐参军多年，很少回家，30多岁了，家里也给他定了亲，平时闲扯时，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总是吧哒着小烟袋，不慌不忙地说：“打败了胡宗南再说吧。”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好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听说你想留下，留下也好。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对这里很有感情，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突然要离开，心里还不好过呢。将来，我们也要回来看看的。” 张瑞岐说： “我想把主席送到华北，再回陕北来工作。” 毛泽东也舍不得张瑞岐这样的老实人，就说： “那就这样吧，先到华北看看，再回陕北工作。走远些，开开眼界，将来回来工作，也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物跟老乡们说说了。” 3月14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及陈谢兵团攻克豫西重镇洛阳，全歼国民党守军近20000人。 3月14日，毛泽东致电陈士榘、唐亮、刘伯承、邓小平、粟裕说： “打南阳有两方案，甲、走伏牛山东麓直打南阳。乙、先打商县、洛南（有65师4个团）、卢氏（情况不明，大约敌人很少）、淅川（有较强的反动民团），取得巩固后方再打南阳。以上两方案何者为适宜，望与陈赓商酌电告。” 3月20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通报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 “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的发展轨道。只要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3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3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5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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