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江青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 叶剑英在会见时说：处理党内的一些问题，总要经过一些合法的程序才行。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太大，他们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有些不妥当呀。许多老同志对此有反映，我多少做了些工作可很难有充足的理由。比如处理陶铸的问题，当初他出任中央宣传部长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我就有看法，认为他不适宜这个职务。但他毕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前的呀。不经任何手续，只是由陈伯达，还有江青同志的一次讲话就把他打倒了，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才好嘛，尽管他该撤。 毛泽东说：这事没和你商量过？ 叶剑英说：没有。对此老同志很不理解。不但我不知道，当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他们问李富春时，他也不知道，说没讨论过。 毛泽东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商量嘛。他们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会议上来决定。不过，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叶剑英说：许多问题我也不清楚。谭震林、陈毅他们说，如果开了中央文革小组随意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先例，其他人的政治生命岂不是更无保障了吗？主席啊，大家的这种安全感还是应该保障的，不然没法安心工作。 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有缺点和错误完全可以提。但不能像刘少奇那样肆意攻击。他和一些省市负责人说，十一全会以后是中央文革执行了反动路线，这个话是颠倒黑白。 叶剑英说：刘少奇那种恶意攻击，我们当然不能客气。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也不能把大多数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推到刘少奇那一边去。我们之所以能坐下来安心搞内部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全凭解放军镇守边关吗？ 毛泽东说：这个观点我赞成。军队要稳住，一定不能乱。革命造反派夺权，一是要有领导干部，二是要有人民解放军参加。没有这两条，他们夺不了权，即使夺了，也巩固不住。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周恩来等人出席。 毛泽东说： 今天专门谈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 前几天我说过，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你陈伯达就成了总书记了。你的官越做越大了，说话也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难道还嫌你的官职小吗？ 叶剑英说：有些人言行不一，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 李富春说：我看也是这样。别看有些人把毛主席捧得很高，实际上对主席的话各取所需，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并不执行。这个现象如果不纠正，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好。 陈伯达说：请剑英、富春同志说具体点！ 毛泽东说：我看你陈伯达就有这种表现！如果说具体些，这两个多月来的行为就足够了。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当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如果不扯到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上个月群众大会上，你一个常委打倒了另一个常委，还说是小小老百姓，我看那都是唬人的。 江青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毛泽东说：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你这个江青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有谁？我看只有你自己！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干的。我看了一月四日你们接见中宣部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记录，别人都没说话，就是陈伯达讲话，还有你的插话。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 江青说：陶铸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没人管，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革命。谁不让我革命，我就造谁的反。主席，你不让我革命，我也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说：我不是赵老太爷，怎能不让你革命？我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革命不能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群众呢？党的领导呢？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事情从不向我报告。还是对我实行封锁。只有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你们几个就不是这样了。总想对我瞒着什么。这种风气要改变，改变不了就要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就是没有实行起来。我看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好好批评一下陈伯达和江青。王力，你通知春桥、文元，让他们回北京专门开这个会。除了小组内部的人外，其他人先莫介入。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或者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在别的地方一律不准议论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李富春说：主席今天讲得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 叶剑英说：不是不便说，而是不敢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措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盖来。像这样，谁还敢讲话？ 毛泽东说：偏要讲，你们就来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怕什么，还能不给饭吃？共产党是不兴饿人的。只要给饭吃，照样要革命。我看，在我这里召开的会议范围要扩大，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要参加，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如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要参加。 周恩来说：是不是叶群、杨成武、萧华同志也参加的好？ 江青说：萧华不能参加！群众对他的意见相当大，总要考虑到造反派的情绪嘛。 这里，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不是说陈伯达、江青揭发陶铸的错误不对，而是说陶铸的问题在群众中公布，要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而几个老人的意见在于：“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措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盖来。”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不满。 十二、叶剑英等大闹怀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十六日下午，在中央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等人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拍着桌子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十六日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这两次会江青都没有参加），并于当晚写成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 江青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 当即安排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汇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江青会见林彪。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上闹事的这些人： 毛泽东说：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为什么不放一声。 （对周恩来说）会议是你主持的吧？ 周恩来说：是我，我没有主持好会议，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有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周恩来说：主席，不要生气，注意保重身体，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要批评就批评我！ 毛泽东说：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中央文革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请美国、苏联一起来。你们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周恩来说：主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不是这样的。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作检查。 康生说：你们看到了吧，我们毛主席义愤了，发怒了，毛主席是发无产阶级之怒！ 谢富治说：他们大闹怀仁堂的时候，我就劝谭震林、陈毅同志不要闹，不要发难，他们不听，他们把中央文革的忍让当作了软弱可欺，真正是岂有此理！ 叶群说：刘少奇、邓小平之流还不敢如此猖狂，他们比刘、邓、陶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说：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对付各种可能。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党答应么？ 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严肃批评他们几个同志的错误，让他们作检查。 毛泽东说：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毛泽东愤然离开会场。 周恩来说：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很难过，由于我自己没有主持好会，使怀仁堂会议发生了这样的偏差，让主席发火了，给主席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这么大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很内疚啊！ 叶剑英说：我也得检讨，我们下去后都帮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检讨，让他们赶紧向毛主席认错，请主席消消气，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康生说：不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充分证明，谭、陈、徐还有其他人在怀仁堂的活动是想搞政变嘛，完全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李先念说：总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好帮助他们的会议，不然没法向全党交待呀。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现在中央弄得乱轰轰的，不但下面的同志没法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谢富治说：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代表着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利益讲话，你们的屁股坐歪了，人民群众不答应，要求批判你们。这能把工作搞好吗？ 李富春说：怀仁堂的会议总理没有多大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是总理指定的几位副总理的小组长，主席批评伯达、江青的指示是我捅出去的，所以大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叶群说：我看现在不是谁先负什么责任的问题，林副主席始终认为右倾是最大危险。不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卫，所以主席刚才讲的非常明确，首先是批判谭、陈、徐，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什么也谈不上。 康生说：叶群同志说得对！ 周恩来说：我们很快就召开对他们三人的批评会。为了把会开好，我建议我们在坐的同志都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陈毅同志由我来谈话。谭震林同志由李先念和谢富治同志来做。剑英、先念和富治你们三人再做徐向前同志的工作。批评他们要严厉，不能姑息迁就，要把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原原本本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受到震动。一定要注意，防止他们出现对立情绪，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 毛泽东在卧室里说：你们就照总理讲的办！ 以上情况说明：江青虽然没有出席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的怀仁堂会议，但是，她在批判二月逆流中起见了重大的关节作用： 二月十六日下午，她听取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于怀仁堂会议情况的汇报； 要张春桥等人当晚写成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 江青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 当即安排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汇报。 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二月十八日，江青会见林彪。 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上闹事的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刘少奇大派工作组在革命群众中抓右派，是江青率领中央文革，迅速把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并在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以后北京以后，又迅速下至各大专院校了解情况，支持革命的师生批判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这次又是江青迅速把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揭露了二月逆流的真实面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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