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 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三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同意发表。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指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如下：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闹（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 “电话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② 三月三十日，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引者注：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贺龙等军委常委信），请审批。 军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四月一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 毛泽东在四月一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四月十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纪要》的核心段落，是这么一段话：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摘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三、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王力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都不是中央委员，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伪》。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 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另外增加了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 ○一医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他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江青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她还出席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说，内中好的只有七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对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认为： 《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 《战火中的青春》——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队形象！ 《哥俩好》——写中间人物！充满了低级趣味！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充满人性论。 《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 《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 《花好月圆》——片名就没有阶级斗争！写多角恋爱，太低级。 《五朵金花》——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也很有问题。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 《雷锋》——影片中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错误。 《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 《红霞》——宣扬假投降、美人计。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 《人民的巨掌》——为反革命杨帆翻案。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宣扬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江青来到了上海，她跟张春桥一起，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摘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声言要对文艺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这个报告，于六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 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 会议。松散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才正式召开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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