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部分，为第十至第十一段。说明教育革命问题。 （1）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 （2）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 （3） 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 （4） 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第六部分，为第十二至第十四段。说明当前反右倾翻案风问题。 （1）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现在比较稳妥。 （2）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 （3） 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4）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要批孔。 第七部分，为第十五至第十八条。说明邓小平的主要错误及对他的处理。 （1）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2）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3）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 （4）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 （5）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 （6） 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7） 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8）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9）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的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10） 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相互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泽东这篇谈话的贡献就在于：继续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指导思想；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容许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 三、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问题 本书原文说：“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里固然有江青、毛远新等歪曲事实的因素，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作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导原因。” 一九七六年的所谓“四·五天安门事件”，需要作具体分析：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以后，各地群众纷纷自发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政治诉求。其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人。 第一部分人，主要是有感于周恩来的历史功绩，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贡献，以及他的伟大人格。就全国来说，这部分人占绝大多数。 第二部分人，除了上述立场外，还由于各种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压，因而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满，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江青或反张春桥的活动。就全国来说，这部分人仅占一小部分。 第三部分人，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打着悼念周恩来的旗号，以反四人帮为藉口，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实际是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全国来说，这部分人也只占一小部分。 所谓“四·五天安门事件”，当然不包括四月五日以前到天安门广场去进行悼念活动的人，也不包括四月五日仍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一般悼念活动的人，而特指进行反动宣传，制造反革命谣言，大搞打砸烧的极少数人。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总的来说，也是掌握了分寸的。按照本书的说法：“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总而言之，没有死一个人。对比一下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 四、关于毛泽东的政治遗言问题 本书原文说“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本书原文说：“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据说这个所谓毛泽东的谈话，是叶剑英最先传出来的。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过这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人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都听了叶剑英的讲话。可是，叶剑英在讲话中从来没有说明，毛主席这个讲话是对他说的；也没有说明他是从那里得到的。 有人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的许多档案中，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除了本书以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收录以外，其他有关党史、毛泽东的正式出版物，都加以回避。 以后，网络上有文章说华国锋在与人谈话时否定了毛主席有这次谈话，毛远新也否认有这次谈话。 既然没有根据，他们为什么如此热心地传播呢？（新华社网站今年又发表了一位毛主席身边的一位女服务员亲身参加这次谈话翻译别人听不懂的毛主席的话的经历。） 从本书及其他一些文章透露出来信息，可以看出他们的用意是： 第一，证明毛泽东的前半生是值得肯定的；毛泽东的晚年是应该否定的。只作了文化大革命一件事，而且“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第二，证明毛泽东“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第三，证明一九七六年搞的十月政变是有根据的、必要的：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身后局势的几种可能性：和平中移交或者动荡中移交、甚至是血雨腥风中移交。 然而，1976年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中央下发了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其中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论述：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将毛主席的这些话，同出自叶剑英之口转述的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根本不可能引伸出他们的那些含义。 2005年4月20日初稿 2013年11月27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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