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毛主席重要指示》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说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第三节 四五天安门事件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⑥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 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 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 第四节 毛泽东的政治遗言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暄”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二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八月三日的来信。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四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 这篇报道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0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0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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