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1970年11月1日、9日、18日、20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1970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几次谈话（摘录）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1970.11.04： “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年3月24日、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1967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1970.11.09：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1970.11.18： “……后来又利用了48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516’，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1970.11.20：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 在座的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 韩丁：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我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据说那天有人打算把我抓起来。不过，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传闻。 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我坐在他的右边。他左边坐着谢富治副总理。离我稍远一点是“六一六”（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刘令凯，他曾号召打倒陈毅。我同意出席这个会（这样可使这个会合法化），但这个会只限于批评陈毅，而不是打倒他。因为刘令凯曾公开宣称要打倒陈毅，刘应当是没有发言甚至到会的机会的。所以当我一见到刘令凯也在，我就问宋远利，是谁让他进来的，他为什么在台上。“他在台上呆着会好些”，宋说：“那杨他就不敢捣乱了。” 但这些学生们自食其言。会议刚开始，就从二楼前座放下一块大标语布，上面写道：“打倒陈毅”。如果要在这一大群人面前表示抗议，就应当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所以我决定不出声。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他答应不让刘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 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他。 韩丁：陈毅的事件已解决了吗？ 周：今年（一九七一年）五一劳动节时，当陈毅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感到十分惊讶。陈毅病了。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天安门的。他被新选为中央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不但中央情报局未及时得知，而且蒋介石的情报局也未及时得知。他们的运气都不好。当蒋介石得知陈毅在天安门上时，他大骂他的情报局笨蛋。 韩丁：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项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这可能是过分夸张的胡说八道而已。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敢动手的。天黑后，周围没人时，这才是他们选择干他们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在外文出版社内出现过。几个好同志被谋杀了。所有这一切，直到去年才被发现和揭发。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一九二四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但他们要我书面骂他。当时我们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一九四五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二十六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的斗争去教育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上述情况说明：一九六九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片面强调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方针和口号，在吴德等人的推行下，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把大 批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起最大的冤案，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 三十二、设国家主席与修改宪法 七0年三月八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四月十一日，林彪经过再三斟酌后，提出了他的三点意见，绕过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直接建议仍然由毛泽东兼任这一职务，称："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表示"可设可不设"，而"他自己不再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在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态："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随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乃至引用历史上三国时代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他单独谈话，表明白己的态度。谈话后，周恩来的态度有了改变，不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张春桥同吴法宪又为宪法草案中的一些提法争吵起来，张先是以宪法序言中已经有了类似的内容为由，提议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后来又大讲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过"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个讽刺"一类的话。早就对张春桥不满的吴法宪认定他这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林彪，于是反过来指责张"想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双方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林彪本来就因毛泽东有意让张春桥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视其为眼中钉，这回见他竟敢在自己头上动土，公开否定他本人对毛的权威评价，更是怒火中烧，决心抓住这件事把张春桥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为此，林彪原本准备直接给毛写信，后经叶群劝阻后，又决定自己暂时不出面而先由手下的几员大将出马。 于是，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立了功，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打招呼，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分头去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论"天才"的语录，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同江青"那一边"展开斗争。 周恩来要求双方消除误会，注意团结，避免公开表明自己的倾向，尽量在表面上下偏不倚，在私下里，周对吴法宪表示，支持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写入宪法的主张。 八月十七日召开的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准备同江青那一边激烈交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结果根本斗不起来，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对此，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为此特意询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张表示：我有意见，但不能讲，一讲又跟吴法宪吵起来。倒是康生若有所指地回敬了吴法宪一句，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硬的。周恩来见状，生怕双方又吵起来，随即宣布散会。 林彪感到失去了一次整垮对手的机会而心有不甘。同时这次不战而胜，也给林彪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张春桥已经自觉输了理，因而这正好是一个趁胜追击，一举拿掉他的机会。于是，林彪把目光转向了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向手下的几员大将放风说：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坚持两点：一是设国家主席，一是坚持天才的观点。"要他们做好准备，带著马、恩全集上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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