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保护领导干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二月初，北京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死亡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又类似"自杀"。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与上述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这些人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实际上，周恩来的这些行动都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也是得到中革支持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央文革要北京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成都带回北京。周恩来下达了三条电话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污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的警卫员"趁没人的时候，向彭传达了周总理的三条指示。彭沉思了一会儿，问：‘真的?'警卫员说：‘真的?'他又问：‘还称我同志?'警卫员说：‘对!对!两次，清清楚楚。'彭抱着头，转向墙壁。警卫员看到他双肩在激动地抽搐。好一阵，他才转过身来……" 在保护党内高级干部的两份名单中，很少包括党内属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恩来的怨气很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 十六、贺龙问题 在一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离开会议原定的议题，提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表示："此事现在不议，"江青说："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而且可以说是文革初期在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花精力最多的一个，曾多次出面为贺龙讲话，化解社会上的倒贺风波，他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泽东所乘坐的第一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一九六六年底，贺龙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批斗。周恩来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贺龙的妻子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得到答复。贺龙决定去西花厅。当时周恩来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贺龙与周恩来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周恩来把贺龙留在自己的家中。周恩来夫妇对贺龙夫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 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 "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贺龙被周恩来送到西山象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 晏章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前往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写信给中央文革揭发：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林彪立即批转周恩来、江青等人，并指派空军组织人"调查"。调查组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加之。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周恩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赞成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央正式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经周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十七、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斗争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在军队开展"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始终按兵不动，与中央文革形成顶牛，双方发生过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林彪则首鼠两端，既不想改变紧跟毛泽东的姿态，同中央文革闹翻；又担心军队大乱，祸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后避免明确表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等人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陈、江指责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萧华是"资产阶级政客"，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 叶剑英、聂荣臻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此事。 周恩来立即回话：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并和叶剑英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泽东保萧的指示传达下来，军内造反派已经闻风而动，连夜抄家揪人。萧华从后门逃脱，跑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知道了毛泽东不同意揪斗萧华的态度后，纷纷向中央文革开炮，有的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江青追问昨晚萧华躲到哪里去了? 刚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既批评中央文革搞乱军队，又跟着中央文革批评萧华，并拍了桌子。 叶剑英为昨夜收留萧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并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 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 会后，叶剑英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全部端给了林彪。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 林彪，这回也站在军方将帅与中央文革斗争的行列里，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交待?是修正主义，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不就完了吗?!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叶群吓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劝说他千万不能和江青闹翻，无论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在叶群的死活劝说下，林彪的气慢慢消了下来，打消了要到毛那里告状的念头。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给军中老帅们很大鼓舞。他们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向他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 周恩来对此表示很赞赏，积极拉住中央文革进行讨论，虽然最后作了一些修改，但总算获得通过。 毛泽东在安抚军方将领的同时，作出了派军队"支左"的决定(后来演变为"三支两军" ，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毛泽东决定让军队介入运动，以期控制局面，帮助拥护响应文革的造反派完成夺权。"同时也考验军队干部。 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主席意识到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毛泽东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题目选的是擅自点名打倒陶铸一事。 十八、二月逆流 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使党内军中的一些元老产生错觉：以为反击中央文革的时机到了。 周恩来对叶剑英和陈毅说：“江青同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有主席作靠山。为了主席，我们也要和江青同志搞好关系。何况她的话大多都是主席的意思。我还是同意林彪同志的那句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们共产党员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只要常常想到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事情就都可以想通了。” 在背后，陈毅对叶剑英说：“总理是怎么啦?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那么粗暴地对待他，而他还是和风细雨地和他们在一起商量问题。换成我，可没有他的好脾气。” 叶剑英说：“这就是总理的功夫和道行。没有长时间的修养和锻炼．是不会有总理的韬略的。我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很清楚他的办法。你记住．不会忍耐的人，往往不会有他的成功。” “总理对主席的忠诚，我十分敬佩。但是总理对那女人的迁就，我可是不敢欣赏。”陈毅这么说：“以我看，江青你越是对她迁就她就越对你得寸进尺；你要是对她厉害一点，她也就老实多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对林彪耍过态度，相反她对林彪却是客客气气，满面笑容。因为林彪从来不给她开那个口子。” 周恩来听叶剑英给他转告了陈毅的话说：“真是不懂事!你们怎么随便议论这些事情呢？要是传到主席和江青同志那里．他们会怎样理解你们呢?剑英同志，请你以后再别在我面前提这些事情。” 叶剑英说：“总理，我记住了。今后再不会发生这种事。” 谭震林对周恩来说：自从去年底以后，农林口的运动更不好控制了，有人干脆把矛头指向了他。特别是陈丕显给他打来电话，向他介绍了上海这一段运动的情况后，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对陈丕显说：“你放心吧，就是拼上我的这个副总理不当，我也要替你鸣不平，我就不相信我这个毛主席的老战友还不如他张春桥值钱!” 周恩来说：“我也认为陈丕显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不能由我们来决定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和春桥，文元同志商量一下。” “究竟是他们听党的，还是党听他们的？现在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了？”谭震林说：“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千奇百怪的事情。如果允许他们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党马上就要灭亡了。” 周恩来严肃地说：“你知道解放军报的事情吗？一月十三日，主席的女儿萧力同志贴出一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露和批判了刘志坚同志的错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马上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胡痴等人也是利令智昏，跟着他们搞什么夺权，结果呢，被萧力他们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就连他们自己都是莫名其妙。林彪为此事专门给萧力他们写了信，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你考虑过这些事情吗？”他接着说，“刘志坚是林彪同志信任的人，但他都没有站出来替刘志坚说话，他也只是不表态而已。现在的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和思考，而不是意气行事。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难道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谭震林说：“现在动不动就要夺权，连我的权都要夺，根本不分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了。我就认为夺我权的家伙们都是反革命。难道连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权也要夺吗？” 周恩来说：“你应该相信毛主席，他是会正确地处理这些事情的。不久前，主席向全国的红卫兵推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写的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派大联合》。江青指示写了编者按，按语说：“这是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就是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必须打倒私字。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夺走资派的权，而且要夺我们头脑里‘私’字的权，让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头脑里占有统治地位。这样，我们才能形成浩浩荡荡步伐一致的坚强革命队伍。’震林同志，我希望你还是多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多考虑考虑现实问题，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谭震林说：“我自信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我的私心要比他们少得多。革命四十年，难道不比一些二十来岁的娃娃们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听江青个人的，她成了当代的武则天!” 周恩来制止道：“你已经头脑发昏了，我劝你不要往下说了。再说下去更没谱了。” 谭震林说：“我现在才真正认识到：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不该参加共产党，不该跟着毛主席跟了四十年。我这样跟下去还有什么好下场呢？让那些黑笔杆子们跟着他走吧!” “胡闹!”周恩来说，“你这样闹下去，只能是把事情搞得更坏，只能是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你迟早会后悔的。” 周恩来作了努力，但遗憾的是谭震林并没有理解他的一片苦心。谭震林回去以后．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几次议论中央文革的问题，越说越气。 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并没有因表面上有利的形势而过于乐观，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所以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冷眼旁观。其实，他的心情和元老们是相通的，对于他们展开的反击也乐观其成，希望借此遏止一下中央文革的势头，同时规劝毛泽东适可而止。又十分担心老总们开炮走火，过犹不及，导致整个形势逆转，把他自己也给牵连进去。 二月四日，经周恩来同意，中央文革发出对湖南军区关于关于取缔湖南湘江风雷的批复。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的谈话说：还有今年2 月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下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方面的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时，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辩解。 周恩来则一直静听双方的争论，同时批阅处理文件，始终没有表态，听任双方交锋，直到最后才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会，说：今天的议程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最后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要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陈毅还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在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他只是在李先念提到"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时，责问了康生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比如： 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时，他对谭是拍了桌子，叫他回来。 当陈毅提到周恩来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他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当陈毅讲了明显针对林彪，并且对毛泽东有所影射的话后，周又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大闹怀仁堂"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连续接见财贸部和国防工业部的造反派代表和干部和讲话中，对文革运动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该不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态度十分鲜明，措辞严厉，与"三老四帅"在会上的讲法并无不同。 周恩来在申斥造反派夺权后让党委靠边站的作法时，说：你们简直没有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并宣布：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责任还是部长、厅局长负。 周恩来说：这次对干部的批判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不到一年，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想到这，我就难过。"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周恩来在怀仁堂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泽东派汪东兴前来听会，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 会后，周恩来没有再向毛泽东作进一步的汇报。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江青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作了汇报。江青说：这是一次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三人连夜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早已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知了"大闹怀仁堂"的一些情况。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当叶剑英向他报告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时，甚至还表态支持叶的看法。 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汇报时，开始还面带笑容，像是在听笑话，但在听到陈毅发言中讲到延安整风那一段后，随即变色，在张春桥汇报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泽东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在听完汇报后，他沉吟了一会儿，表示：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要抓铁路和煤炭。 会后，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真比武则天还凶"，他写道：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更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下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收到信后立即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并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泽东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登门拜访林彪。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其实，这还是后来在传达时经过周恩来修改得比较委婉的说法。 毛的原话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毛泽东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康生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 周恩来说：在怀仁堂会议上，他们几个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讲了过头话，这主要责任在于他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恳请主席息怒。 毛泽东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 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周恩来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以供政治局生活会上批判之用。 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 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周恩来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缄默，只是在最后作会议总结时，对谭震林、陈毅等进行了批评帮助，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政治上从严进行批判，同时又为他们作了某种开脱，认为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一时冲动而讲了错话。 周恩来检讨了他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没有掌握好会议，应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负责，同时也为自己作了某种辩护，委婉地反驳了江青等人对他在路线斗争中"动摇"、 "和稀泥"的指责，只是承认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上"有些迟钝"，"不那么敏锐"，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尖锐的，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第一，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第二，在组织纪律问题上，我也是从不含糊的，党员总要遵守纪律。并举例说明对谭震林、陈毅等人的出格言行，他自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支持。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先是张春桥，后是江青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此后，中央文革取代了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毛泽东出于大局的考虑，看出陈伯达纯粹是个书生，办事能力很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乱局，指定由周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 三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连续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扬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毛泽东问周恩来：‘那几个老右们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还有点不服气？我看了他们的一批材料，都是很有趣的东西。林彪同志说谭震林在历史上就是反我的，而且是一贯的反。我不大相信这条，如果早就要我下台．他就应该和王明、张国焘他们联合在一起嘛。” “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个人认为谭震林、陈毅他们的错误极其严重，正像林彪同志讲到的那样：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大的反党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对他们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也赞成在群众中对他们展开不点名的批判。但是有几个人还是不要点名的为好，比如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李富春等同志。但是谭震林除外。谭震林在怀仁堂会上的表现完全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文革小组整理的这份材料你看了吗，”毛泽东把他刚才看的那份文件递到他面前。 周恩来说：“主席，我已经看过了。从这份材料里．也可以证实谭震林完全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顽固分子。江青同志当他的面几次说过要保他，他竟然说：‘我干革命从来就不要人保，我自己可以保得了我自己。’他把江青同志保他认为是不光荣的事。对他，我主张应该彻底批倒批透。” “这么说来，我是完全的孤立了。本来我还是想说谭震林的几句好话的。他还是有功的人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刘也是积极的。”毛泽东说：“他的这份材料，我看了三遍。他讲的，有些还是对的。并不都是黑话。比如说我讲的东西也有错误，这并没有错。我从来认为我不是一贯正确的。有人说他从娘肚子里生来就是正确，那是吹牛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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