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在抓革命促生产中 九月三日，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干部向中央反映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批斗，生产陷于瘫痪的问题。周立即把这一简报批送给毛泽东。 又责成人民日报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先行发出。 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鉴于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已经起来"造反" ，导致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周恩来决定趁势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对工矿企业则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并重申了红卫兵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连，等等。 文件搞出来后，他先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果然，对此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可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青年学生们则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有的人还发火急电报给江青，称"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避免生出事端，马上采取主动行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 "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 毛泽东在考虑了几天之后，批示："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就在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规定下发后的第二天，他借着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在大会上着重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最后，他还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接着，周恩来搞出来一个财贸战线上的政策规定，以供下面遵照执行。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却被中央文革压下来。他为此专门写信给文革小组，催促他们抓紧核阅，尽快发下去，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好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后来改由中央批转了这个规定草案。 九、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有保留 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毛泽东所采纳。 张春桥在林彪讲话后的当晚向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赂线"的提法在语法上不通，建议再改回来。 毛泽东经过考虑后，表示不要再改回来了，以后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周恩来专门找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起草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谈这个问题，提出路线上的问题终归还是党内问题，不同意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王力则坚持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可以有所不同。 但这并不能说服他。踌躇再三之后，周又去向毛泽东反映这个问题：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泽东讲了这个提法的过程，周恩来表示"我懂了"。 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九月下旬，毛泽东对八、九两月运动的形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大会上的讲话中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毛泽东在国庆节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同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传达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十月六日，首都三司召开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志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在斗争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按照毛的部署，出面劝说党内高级干部打通思想。 周恩来对叶剑英说：“这一个文件（指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的重要指示）是最重要的武器，实际上是向一切反毛主席的人宣了战．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展开大斗争，我认为刘少奇绝对保不住了，就是他要下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毛主席和他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了。只是主席在讲究策略。” “我们怎么办，”叶剑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紧张。“刘少奇一倒，邓小平也得跟着倒，他们两人分不开呀。” “分不开就一块打倒，这是当前的主要斗争，不过时机的掌握要得当，还是听从毛主席的安排。”周恩来说。 叶剑英说：“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别有用心地说：‘整个的革命形势好的很，越来越好。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的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么一说，我看他们的矛头就不仅仅是对着刘少奇的问题了，而是另有所指。他们还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流毒，才能贯彻无产阶级的十六条和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一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这些话，显然不是光指刘少奇。” “毛主席看来是让江青出山了，是不是？”叶剑英问。 “是的，主席很信任她，”周恩来说：“她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只能是顺应潮流，为了保持革命的晚节，剑英同志，要忍耐啊!” 叶剑英点点头：“是的，我只能如此。” “行了，剑英．你现在不要在军队里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再谈吧，不过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要和军队的干部们打个招呼，你看跟谁讲比较合适？” 叶剑英提了一串军队干部的名字，他预言，如果毛泽东不采取主动的措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明确地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刘少奇的死党，很可能制造事件。 “反正我已经和林彪同志打了招呼。”叶剑英说，“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跟毛主席讲一讲。当然，我们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新的混乱了。”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叶剑英说：毛泽东要抛开了我们而行动，这样更可以打击刘少奇的力量。”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周恩来说，“完全可以用健康方面的原因嘛。” 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们不要再扩散了，我对主席指示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 叶剑英对周恩来的这种突然的表态大惑不解，但是他知道再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无关大小，都应该把它丢掉，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这个年代比斯大林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更伟大。我们还有世界革命的问题，个人还有什么舍下得丢掉的? 还说，"轰一下怕什么?不是敌人，打错了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要受得住才行，要经得起考验。过去革命是敌人考验我们，现在则是在群众运动中考验我们。" "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说："群众的批评是不那么好受的，不如顺耳的话那么好听，但是它对你有好处，是真正的爱护领导。良药苦口利于病。" 提出：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当然不是革你的整个政治生命，这是要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只要紧跟主席，立场对头了，就有可能不致掉队太远，或掉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周恩来相遇后，很想说几句话，他刚开口说了句：“恩来，你好”。 周恩来就打断了他的话：“少奇同志．你不要有任何幻想了，除了认真地作检查外，你再没有任何的出路。” “我想和你聊聊我究竟应怎样检查才好，许多所谓的错误都是在中央会议上决定的。我们总得一块商量商量啊!”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并非如此吧。你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和毛主席分庭抗礼。这一点，你自己最清楚。从六十年代以来．你对毛主席的态度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呀，这一条你还要和谁商量呢？” 刘少奇作了检查后，与会者对他的批判空前激烈，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气氛紧张极了。 周恩来提出质问：“你支持薄一波等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写《反共启事》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很多的同志又提出来了，你有责任把它说清楚。中央希望你还是实事求是，不要推卸责任。”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讲过一次了。我再作一个声明：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是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庆施问我是否可能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他：‘你的意见如何?’他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当即将这种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陕北的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覆，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他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覆。当时，我只认识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经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他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汪东兴同志让我看了他们搞的《反共启事》，我才知道。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摇头说：“你还是老一套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柯庆施同志已死，无法对证，你把责任完全推的一干二净，我看你是无法过关的。” 周恩来在前一段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发表长篇讲话，实际上他是具体日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分别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等人打招呼，让他们在会议上敞开思想地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个人的正式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林彪在会上的讲话，表示自己要努力紧跟毛、林，说：学主席，可学而不可及，但应学习主席的接班人林彪，不能有任何动摇。 对毛泽东最新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搞五年的设想，周恩来含蓄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承认毛在政治上"有远见"，然后又对毛的设想加以解释，提出运动应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说："我们应该设想，有缓有急，有张有弛，客观上也要松弛波浪式发展。" 对运动的态度，他结合个人的体会，强调说："首先，放手支持；其次，挺身而出欢迎；第三，敢于讲政策。" 周恩来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刘少奇、邓小平："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对于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对于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小平同志对于近十年来辜负主席和全党的信任和期望，距离毛泽东思想日远，甚至格格不入，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日久，思想作风日益退化，把书记处形成独立王国，以至党中央各部委没有一个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没有做更深刻的揭发，在检讨中又还有一蹶不振的思想情绪，这是值得小平同志深省的。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有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示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我必下定决心，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得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准备到天安门去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后，便连夜接见他们，进行劝阻。他表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不是普通的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并有意点出：你们往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外国人就会认为是中央默认的，就会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连主席也会被动。 十一、被批评"和稀泥，搞折衷主义" 九月下旬，江青指定张春桥主持由中央文革召集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会。会上，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指责他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搞"折衷主义"。还提出真正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江青在听取汇报后，立即表态同意蒯大富的看法，说周恩来"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主义"。 陈伯达也附和说：总理就是旗帜不鲜明。 文革小组会议随即作出决定，把座谈会的记录送毛泽东。 （江青在陶铸被打倒以后，批评周："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在接见几个红卫兵组织时，特意说：“你们知道吗？今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对刘少奇、邓小平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伯达、康老等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刘与邓的检查很不像样，广大群众和与会者都不满意……” 有人问：“为什么周总理没有讲话？” 关锋说：“他？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和他也在进行着斗争。他从历史上看，也是一直反对毛主席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我认为．周恩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块绊脚石。” 十月间，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批评他搞"折衷主义"，称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 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姚文元在讲话中借鲁迅之口，提出批判"折衷、公允、调和、平正"的态度。 在随后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批驳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平正的"和事佬"和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说："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衷。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人贴出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称邓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等的谈话中承认刘、邓两人"犯了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犯路线错误并不是反党，我们还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帮助他们改。 周恩来还借机回应了中央文革攻击他搞"折衷主义"的指责，说：中央决定让我去解决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我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都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可是另外也有好处。我这个人总是有一点妥协性，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尖锐、明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十二、在工交座谈会上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 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马上和陶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张签字同意了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在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张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局常委碰头会上，周恩来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 陶铸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 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 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中央文革尽快搞出来。 陈伯达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 周恩来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 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 十一月十九日，周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向周打招呼，告以毛泽东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天之后，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 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 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 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来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谷牧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在为别人和自己开脱责任。 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完全清楚周恩来在其中所扮演角色，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只是督促他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新规定发下去。并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对他的警告，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恩来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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