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七、政治局批周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 11 月10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同行的官员洛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基辛格先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5、6月他访问苏联时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情况。他说：“自那时候起，苏联已三、四次在限制核武器会上提出与我们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这样做意味着苏联应与美国享有同等权力，并且还要有足够的武器摧毁中国，这些武器还应随着中国的形势变化而每年有所增加。” 周恩来质疑地问：“苏联有人造卫星，每天都可以观测中国。那他们还想要交换情报？” 基辛格解释说：“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个暗示，当作一个合作的标志，而不是单单情报。苏联突然袭击时减少军队伤亡和提前报警的技术建议，并表示可以由随行的豪尔司令来具体介绍。这件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 11月11日下午，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基辛格钦佩地对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恩来马上制止他的话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刚才说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他对基辛格的用心一目了然，。据《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记载：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毛泽东说：苏联统治不了，它野心很大，能力不够。你看，你们当年在古巴把它一威吓，它就跑了。它在亚洲要对付这么多方面，要对付太平洋、日本、中国、南亚，好几个国家。统共只有一百万军队，守也不够，更谈不上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 基辛格立即矢口否认美国想这样做。 毛泽东下结论说：所以我的意见是苏联野心很大，欧洲、亚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它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当基辛格说到他对周恩来说过苏联首先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时，毛泽东笑了：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指头。毛这个比喻的意思是：首先，苏联不会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与苏联拥有的几千枚导弹相比，中国的几十枚导弹对它构不成威胁，苏联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其次，中国人从不迷信核武器，当年没有核武器，中国还是敢于在朝鲜与美国交手。 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哎，一样。” 美方态度暧昧，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时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中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显然，基辛格没有能挑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恐惧，美国提供情报援助的建议也没有机会向毛提出来。 11月13日晚，基辛格与周恩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再次进行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 基辛格进一步提议：“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提供援助，一、如果这场战争（指苏联袭击中国）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在装备上及其他方面给予援助。”“目前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你们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递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消息传给你们。”“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上签署协议，就像我们和苏联签署的一样，并且也建立一条热线。”基辛格还说：“我只是在考虑如何建立一条直通北京，且能避人耳目的热线。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是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对此，周恩来只谨慎地回答：“至于你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必须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离去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双方都用得着。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 当晚的会谈一直进行到0时30分。结束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现在太急了，基辛格的问题要马上答复，要报告主席。立即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14日早上7时3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基辛格留下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建立热线的，另一份还包括共同防止苏联袭击的内容。 美方建议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周恩来仅同意指定黄镇继续与基辛格交换中美情报合作问题。实际上，由于此后周受到批判，中方再也没有提起协议问题。 根据现在解密的材料：美国确实有一个“核保护伞”计划。 1973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核武器应用政策草案，其中关于“中苏案例研究——一个例子”假设提出：“苏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清除中国的核能力。在用核武器打击了发射场之后，苏联空军夺取了某些中国核武器发展和制造设施，并开始从蒙古和中亚进行地面会合作战，并威胁侵略满洲”。“此时，中国向美国寻求帮助”。报告提出美国的对策是，用核武器袭击苏联军队，支援中国： 两个地区核选择被加以讨论：用战斗轰炸机对中国境内某些苏联控制的空中支援机场进行打击，以及用战斗轰炸机对侵入中国境内的苏联核能力进行打击。 四个有限核选择被加以讨论： 1、 B-52打击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 2、用B-52或北极星导弹打击苏联的铁路和公路走廊以截断其供应。 3、用B-52和海军飞机打击经挑选的空防系统。 4、用B-52和北极星导弹打击苏联在本土基地的常规力量。 基辛格这次也是带着这个“核保护伞”计划来到北京的。但基辛格鉴于以前黑格提出“保护”被中方怒斥的教训，只谨慎地提出了建立热线的建议，也没有要求任何交换条件。周恩来也确实对美方提议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虽然他没有做明确的许诺，也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才能决定。 毛泽东是否同意了周、基13日晚会谈时基辛格提出的建议。据乔冠华回忆，14日早晨会谈前周对他说，毛主席同意了，现在就答复基辛格。但是，据张玉凤的回忆，周确实事前没有报告毛，其他有关著作也都记载是周恩来当夜因毛已睡并未能见到毛，没有来得及报告。这种情况发生在毛泽东已经批评外交部《新情况》的时候，必然引起一些复杂的变化。 毛泽东的态度是，一方面作出联美反苏的决策，一方面警惕美国利用苏联压力打“中国牌”和控制中国的图谋，因而强调反对“投降主义”。 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汇报，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加以核实。王海容、唐闻生对有关人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信，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从11月21日到12月5日，政治局天天开会“批周”。 江青率先在政冶局会议上发言：说周恩来既有"左"的情绪，"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又质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否犯了"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难接受这样批判，在会议上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由于周恩来的顶牛，毛泽东随即指示扩大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让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飚参加以外，还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足足讲了八个钟头。同时，又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还针对有人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意图。会后，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这便是在一些人中正式形成所谓"四人帮"议论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江、张、姚、王的代称。 会上，江青把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说成是周恩来"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江青此举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无异于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 邓小平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检讨。在此之前，周恩来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 周恩来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毛泽东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毛泽东对周恩来自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当着外宾的面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还指着王海蓉、唐闻生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 会见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海蓉、唐闻生谈话：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一注)才是迫下及待。" 半个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四十八、批林批孔 一九七三年底，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这表明：他当时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的意义，没有理解、消化，主张按兵不动。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他在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时提的还是"批林整风"，而不是"批林批孔"："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四年，祝主席吃好，睡好、身体好，领导我们依靠人民，进行批林整风、拉美整苏的斗争走向胜利，并随时准备打仗!" 一九七四年春节放假期间，接连召开了军队和中央党、政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江青"擅自"召开的。实际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一·二五"大会的通知，并根据江青的提议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了讨论的内容，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会上，迟群、谢静宜两人在讲话中扯出"走后门"的问题，针对叶剑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福建当兵一事，指称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 。江青的讲话中，几次提到名字，整个会场气氛紧张。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检讨，承认这次会"开晚了"，"抓晚了'，并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 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之初，周恩来因担心局面失控，再度出现文革初起时那样的天下大乱，曾向毛泽东建议对军队、党政机关和生产部门"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下达"。二月六日，周恩来又改变了态度，在向毛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时，收回这一提议，表示： "目前批林批孔运动在各地各单位还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因此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一些框框，不如看一看。" 他还在报告中说："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的政治局面，如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叶剑英因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面上是检讨自己，实际上告了江青一状，而周恩来则趁机在一旁为叶帮腔，对批"走后门"问题向毛泽东进言说："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由此，毛泽东二月十五日对叶剑英的检讨信作了批示，表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批评江青等人是在搞"三箭齐发"，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 四十九、向杨成武作检讨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三次报告。 一九七四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谈话。 据杨成武回忆：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 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杨成武的大女儿--注)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五十、风庆轮事件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交通部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 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专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我们的政"，建议"政治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在风庆轮问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至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邓小平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在十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要邓小平当场表明态度。邓小平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追问下，邓小平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散会后，江青等人在钓鱼台商量向毛泽东汇报。 十月八日，王洪文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让上发生的争吵情况，并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却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周恩来分别找各方谈话：他一方面向邓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决；另一方面，他出面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泽东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小平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小平要站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都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小平，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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