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系列专题：六十七、 周恩来的文革岁月（四） 四十五、大批极左思潮 周恩来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从批判极左思潮人手，“在具体工作中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倾向”。他在不同场合要求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工作来批判肃清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反对空头政治，放宽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工矿企业中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周恩来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他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的"马蜂窝"。这年七月间，周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的建议，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中"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办好，并用少有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来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见回国述职大使的机会，在纵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同时，有意识地把"要批透极左思潮"作为整个报告的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强调指出：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像调回驻外使领馆中搞极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来这篇批左的讲话尽管只是在外事系统内部作了传达，但在社会上很快不胫而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出：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有可能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他向张春桥、姚文元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 围绕批左还是反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打着批极左的幌子，攻击文化大革命。由于周恩来在思想上与右派有许多共鸣的地方，因此，在党内的政治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往往比较迟钝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国庆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从全局上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根据这一精神，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 张、姚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周恩来在最后审定国庆社论稿时，不再坚持一定写上"批判极左思潮"一类字句，而是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张春桥布置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围攻。 《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前一段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 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合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张春桥在报告上批道：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江青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著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周恩来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同意删掉中联部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他说： 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８月１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姚在８月８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还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上海《文汇报》的《文汇情况》３１２期于１１月４日刊登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说工人们纷纷指责人民日报10月14日发表一个版的文章，特别是龙岩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批判工人群众！ 这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我不相信《文汇报》说的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会这么快。 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 姚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红旗》杂志第１１期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正确路线”，姚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并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十二月六日，毛泽东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我处还有陈浚同志一封信，我还没有看，待看后再传。" 十二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王的信。 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便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谈话"，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开门见山地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并提出："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 “我认识这个王若水，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里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 接见开始时，周恩来先讲话，他说：“收到了王若水同志的信，主席批给政治局办。还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的信，都联系到你提出的问题，就是左右问题。” 周接着解释了他８月的讲话，说那是讲外交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的。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同志"至于林的路线，那是右到极点了，不能说还有左的方面。但是，中央报纸上出现过这种提法，我们没有指出，我们也要负责。周还说：“现在批林是要批他的反革命，要揭露他。这是我们的主要矛头。” 周对王若水说："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最后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 张春桥说：“他们讲吧。” 于是，王若水接着讲：林彪搞阴谋政变，这是极右。但他欺骗性大，流毒广的是他搞极“左”。这才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批判，以肃清影响。王还回顾１９６７年主席曾讲过要批判极“左”思潮，深挖“５·１６”反革命集团，也讲过批无政府主义。中央文件上也多次讲到批极“左”。王还念了中央１９７２年第３１号文件说的“‘５·１６’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王还指出，当时形势可以说“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当然右的也要注意。实际情况是“左”的危害大。只有认真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很好地反对右的错误。 王讲话后，江青发言。她说：“你组织的这篇鬼文章矛头是对着群众！林彪的路线是极右。至于某一时期利用形‘左’实右，那同时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客观上起了挑拨作用。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的讲话来利用。好像春桥、文元和总理闹别扭。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对立起来呢？” 张春桥接着讲了话。他说：“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可大了！我为了维护党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讲。” 张还说：“王若水同志的信引用了我说的一大段话。其实那些话也不是我的。……” 接见快结束时，江青说：“这个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在全国起了干扰批林的作用。”她交代《人民日报》“要展开一场大批判，就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场批判，《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可能出来了。” 右派们认为：“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林彪事件后，政治上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肃杀之中。” 四十六、批评外交工作中的错误 外交部起草的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周恩来表示接受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话中，"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他还在事后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谈话手稿笔录，说"如仍有错误，请即指正"。 外交部的一篇文章 这时，外交司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七月一日）。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周恩来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部通报。王海容、唐闻生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并相信美国方面对中美和解的诚意，警惕美国借此打"中国牌" ，"踏在中国的肩脖上向苏联跳"。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人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文章居然跟着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这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意。 七月二日晚，王海容把毛泽东的意见告知了周恩来。 七月三日晨，周恩来在准备到玉泉山接受治疗之前，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同志，根据毛泽东对《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所作的批评，承认他自己"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外交部"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小极性"。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外交部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这是"右的"，表示"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很好领会和认真执行王炳南的指示，没有做好总理的助手，干扰了主席和总理，使我们深感沉痛和不安。对于这一严重的错误，我们负完全的责任"。 七月四日，毛泽东在见张春桥和王洪文的谈话中说： "都说此文不错(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注)。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冲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周恩来在信中检讨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毛泽东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他对周的信作了批示，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应研究改正办法。"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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