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过去的“农业”社会主义

　　此后，工作组便做支书张振生的工作。但原先对扩大规模持保留意见的张却支持耿老板。工作组召集由96名党员组成的五公支部开会。值得注意的是， 没有一个党员屈从于压力。最后，工作组召开全体社员会议，组长郭方在会上宣布，上级领导很不满意。他要求缩减到80户这一规模，而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超 过这个数字则难以解决管理上的问题。(P209)

　　几个星期过去了，郭方对耿老板和张振生的抵制很生气。对外地人逃避窘迫时手忙脚乱的形象，幸灾乐祸的村民记忆犹新，抱怨牙疼的郭宣布，他要去饶 阳治病，并指示副组长主持三天工作，然后就去了饶阳。在那儿，他向上级回报了耿的不合作态度。在邹村集市上，有关五公陷入混乱、大社失败了、“个人自由” 受到侵犯的谣言四处流传。有关可疑分子控制了五公支部的谣传甚广，还有人说张振生、耿长锁和五公96名党员都受到了审查。(P209-210)

　　工作组组长郭方回到五公，宣布了林铁的指示：缩小合作社规模。指示要求村党支部命令党员们放弃这一试验，而拒不接受就是违背省委最高权威的指示。

　　这一次，工作组有了战果。有将近80户农民宣布退社。而更刺激点儿的是，有20名党员，其中包括西村老党员、前支书和民兵队长徐满堂提出退社，并与其他党员组成小合作社。共有108户社员退出，287户留了下来。(P210)

　　从经济上看，忠于耿的农户与退社农户之间，主要差别在于占有土地多少。留在社里的农户人均土地2.5亩，退社农户人均3.8亩。(P211)

　　定县专区行署与河北省水利厅联合派出一个打井队到五公村，用柴油机打出全村第一口大水量的井。(P211)

　　1953年东北发生水灾，粮食减产，产量远低于计划指标，陈云为此制订了粮食由国家控制的政策。

　　按合作社的账本进行征税和设定售粮定额，远比对付1亿个家庭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在粮食流入农民手里之前，国家就先从合作社中取走了应交的定额。强制性的低价收购粮食，使统治集团摆脱了竞争，确保城市、军队膨胀中的国家机构和推动工业化所需粮食供应。(P216)

　　在庆功会开幕那天，耿长锁站在五公村东的平台上第一个发表讲话，叙述了合作社10年来的历史，耿提到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仿佛是它激发 创办了合作社。耿机敏地声称，他和其他社员10年来所做的事，都是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他宣布，虽然目前只有287户社员，但不久将发生到全村规模。 (P218-219)

　　张克让的部下一直在寻找建立河北第一个拖拉机站的场所。从1947年开始，张视察过的大部分合作社都已经解散，只有耿合作社坚持下来了，所以287户的五公合作社，似乎是保障拖拉机站长工的最好赌注。(P219-220)

　　1953年12月28日，五公村民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劳模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拖拉机。周围30多个村庄，1万多人聚集到五公，盛况空前。大约有 30台25-54马力的拖拉机开进村庄，它们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制造。当第一台拖拉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翻耕土地时，村民们惊呆了：未来的梦想 实现了。(P220)

　　对于原先退出大社、现在又回头的108农户，耿老板表示欢迎。以前从未入过社的6户也要求加入，使社员增至401户，仅有23户没有加入，其中包括那些成分不好的和在“群众监督”下劳动的农户，以及拒绝加入的贫农家庭。(P221)

　　卢顾问回报说，1953年底，13个生产队在1954年合并为11个，1955年又变成10个。每个生产队以统一的标准管理自己的土地、耕畜和 农具。在获得大致相等的土地和劳力之后，每个生产队各自负责增加收入和积累。社员的收入是基于大社的收入、每个生产队的表现和社员个人的贡献综合计算的。 不过，让卢广感到失望的是，无论干部们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方案，设法按照个人、生产队、和大队的成绩进行付酬，可个人的付出和所得之间还是没有多大关系。 (P226)

　　定额制度确立了数百项任务指标，从犁一亩地，到种棉和收割小麦等，它是奖励最能干劳动力的计件工资制。在废除了市场作为决定收入的手段时，新的 官僚机构不得不为所有主要工作制订定额，还有质量的评定。公允地定出这么多标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簿记也十分麻烦。每个生产队还要为每个生产小组甚至为 个人制订定额，对特殊任务完成的数量、质量和速度要给予特殊的规定，并确定工分多少。定额制度代替了简单而平均化的、不鼓励勤奋劳动的工分制，它要求有严 密的官僚控制和保持详细的记录。(P228-229)

　　1953年-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积从108亩到717亩不等的长方形田地，改变了由1300多块很小的私田所组成的像一块块补丁似的的 地表。这些田看上去像苏联集体农庄一样，虽然祖坟依旧点缀其间。县领导帮助五公与邻村交换了分散的600亩地，以利于拖拉机耕种和打全村用的水井。虽然原 来的小路没有了，但大社却增加了150亩可耕地。由于田地的重整，各户的小块土地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许多村民紧张不安地看在眼里。(P230)

　　卢广为定额制欢呼，昨天的懒汉已开始早出晚归地干活了。与苏联一样，鼓励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取得非凡的成绩。卢回报说，当八队队长要求正在收割 的妇女去做饭时，她们坚决要求继续干活，直到干完为止。以前，五队和七队的社员情愿回去排队磨镰刀，现在他们都随身携带磨刀石，而且社员们相互帮助，结果 按时完成队里的任务。卢写道，为了增加收入，人们为争得定额任务而吵吵嚷嚷。(P231)

　　1954年，耿老板计划用87口机井进行灌溉;经过热闹的宣传，省里决定提供机器。五公属于第一批采用先进工业技术的村庄，自1955年起，就 有两台机器。但与许多预定的规划一样，这一计划被悄悄地搁置起来，直到1969年，五公才获得先进的柴油机。省里的挖井专家把技术传授给9名当地青年。 (P232)

　　1954年，为了扩大灌溉面积，村干部组织了61人的挖井队。……12个男子实行三班轮换制，晚上点煤油灯继续干，40天就能挖一口井。踩动轮子是非常累人的活，几星期下来，布鞋就磨破了，他们的妻子便缝制新鞋。

　　以前，五公人挖一口井必须付给外乡人1万斤小米。现在省里和专区派来技术员，为五公提供木料和钻井装置上的其他宝贵物资。1953年，省农林厅从天津调来两个人，到五公演示沙地挖井技术，帮五公挖了第一口现代水井。(P233)

　　这支挖井队在1953年共挖了17口水井，并提出挖87口水井和117条灌溉渠的3年计划。在五公村南面，最深的井有115米，村东南面最深的 井达170米。挖深井要花费几千个劳动日，大约4000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由省政府资助。邻村的农民没有得到挖深井所需的国家提供的技术和财力物力，他 们嘀咕道，五公的井正在偷他们的地下水。对那些不受欢迎的村庄来说，五公及其在权力机构中的熟人，似乎是一种威胁。(P233)

　　花费巨资挖井是在缺乏任何全面的土壤和水文调查以及任何开支结算的情况下进行的。到1954年为止，五公村已经有99口水井，1050亩灌溉农 田，而在挖井之前仅有300多亩。在此后的10年中，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灌溉面积仅仅增加了450亩。人们筋疲力尽地苦干，可结果离目标还很远。在 50年代中期，3/4的土地没有灌溉条件。

　　50年代在五公参加挖井的李过、侯昆、张文通认为，村庄的富裕依赖于他们彻夜苦干和经受寒冬的能力。他们也喜欢逛集市，近的到小堤，远的则到冀鲁边界、五公南面的故城县，去传授五公人的方法。(P234)

　　拖拉机耕地不是免费的。1955年村民们每亩付给拖拉机站1.2元。国家的财政援助使拖拉机、燃料和全体人员提供廉价服务成为可能。拖拉机站的 服务区域达14个县，目标是几年之内再从苏联或东欧进口拖拉机，把服务区域扩大至全国2000多个县中的100个。1955年，五公拖拉机站扩大了它的服 务区域，把饶阳县周围的20个刚成立或者经过扩大的农业合作社包括在内。(P236)

　　1954年，大社的粮食亩产从前一年282斤增至352斤，而1955年又降至283斤。这些数量远低于1951年小合作社的最佳成绩(1951年每亩478斤)，但比贫穷的冀中常年产量高得多(P245)。

　　1955年，五公人听从技术顾问的建议后，将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624亩，产量从1954年每亩30斤的高产水平，激增至每亩轧棉74斤，创下了该村的记录。(P246)

　　1954年和1955年分配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五公创办了耿老板在苏联看到的服务体系，包括一个日间托儿所，一个配发中药的药房，一个妇幼保 健站，它使农村妇女生育更加安全。还出资兴办了一个老年之家，它由一名60岁的妇女管理，但不久就关门了。大社照顾了45个贫困户，其中17户是残废军人 或军烈属，受到特殊照顾;有10个贫困户缺少劳动力，14户少地，11户缺少种地经验，也即他们被迫放弃了如木工、小贩和零售商这些职业，改以务农为生。

　　1954年，五公发放3.8万斤粮食救济贫困户。(P246)

　　1954年，未来的村支书杨同被派去管理夜校，即人民学校，它是由青年团创办的。满腔热情并与人和睦相处的西村年青人报名入学的人数，一下子从 52名上升到93名。学校是文化青年的活动中心。五公人夸口说，到1954年止，86%的学龄儿童全在初小上学，6人在饶阳中学念书。年轻人出版双月刊 《社员生活》杂志，主要是登载诗词小说，讨论农村生活。(P248)

　　村里刚开设的阅览室有省报，有几本杂志，还收集了400多本书。55名年轻人加入五公村剧团，上演了《妇女代表》和其他现代戏。当和平发展允诺农民们恢复许多他们喜欢的文化生活时，妇女们在繁荣的文化复苏中表现得特别积极。(P248)

　　国家提倡女童上学。在饶阳的学校里，女孩的成绩常常比男孩好。在50年代，男童和女童都接受小学教育，有些女孩还当上了班长，但当升入初中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一些农村父亲却坚持让他们的女儿留在家中。(P249)

　　在富裕的五公村，村民们高兴地注意到了光棍汉的减少，都说与过去旧社会相比，只有疯子不能结婚了。不过即使在50年代中期，也不是所有的饶阳汉子都能赚到足够的钱结婚成家。(P251-252)

　　五公村无法不受反抗风潮的影响。1955年7月的一天晚上，村北种的500亩棉苗被连根拔掉。(P253)

　　耿长锁对那些因失去土地而收入受损的人，感到特别歉疚。他说，在大社，收入都是按照土地和劳动力分配的，而如果每天报酬提高了，那么全村426 户中有363户以上在集体农庄的收入要比在大社多。很少一部分调查人员乐观地认为，随着土地红利的消失，246户收入会提高，但173户会遭受损失。即便 是按照耿老板的乐观估算，也至少有56户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共96人受损失。(P262-263)

　　废除土地红利，使五公村有5户共9人断绝了收入来源，因为他们太老，身体太弱或残疾，什么活都不能干，也没有子女赡养。干部们配给了2500斤粮食作为口粮，人均277斤，可这不够吃。另有20户老弱病残者还能干一些轻活，他们申请补助16802元。(P263)

　　五公村的一等村民发现，1955年末，126户农民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的集体化口号，包括那些拥有较多土地和良田的家庭，以及一些人多劳动力少 的家庭。反对者中有军烈属和无子嗣、晚年无人赡养的家庭，而有树木和有牲口的家庭也在其中。与1953年关于大社的争论不一样，不仅传统精英和新的富农， 而且很多老革命和出身卑微的人都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反对者，正如官方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中所说的一样。

　　五公村干部们努力让恐慌、愤怒和犹豫不决的人们放心，他们的利益在废止土地红利之后会得到保护。1951年因买了4.3亩地招致耿大发雷霆的李 辉廷不愿屈从，他悲叹道“如果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无所获，那我吃什么?”1954年他家的收入592元，包括200元的土地红利在内。干部们解释说，如果 废止土地红利，两个壮劳力每年劳动300天，那么按每个劳动日1.1元计算，全家收入共计660元。(P265-266)

　　1955年，在相对富裕的五公合作社，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是0.74元，而经过20多年之后，五公集体农庄的一个劳动日价格才真正超过1955年的水平。(P266)

　　模范地位给五公带来极大的好处。1956年，除县城以外，饶阳最大的邹村医院开始搬到五公村边，最后它变成了五公医院，为饶阳南部20个村庄提供医疗服务，并得到专区的资助。这一搬迁表明，国家的新模范的地位远比旧的集市中心高。287

　　营化迫使李宽玉的中药铺关门大吉。由于国家控制了商业，公开的中药市场消失了。许多家庭自己种植的草药仍在残余的黑市上买卖，但由于五公与国家 的关系很密切，且厌恶市场，许多有价值的药便在五公毫无用处。更糟的是，虽然医院提供了传统以及现代的医疗保障，但五公的中医大夫却没有草药供应，被迫放 弃中医行业。老年人抱怨说，走到村西头的新医院真难。他们不喜欢陌生的大夫，不喜欢排队等候，填表和付挂号费。他们一旦生病，便在家里让熟悉的医生上门看 病，买他们认为可信的草药，但国有化商业和集中化的医疗体制结束了这一切。如果某人讲述有西医大夫的当地医院的实际成就，那么许多一直不信任外乡人的村民 就会抱怨这一损失。288

　　(1956年)7月，毛号召向“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发起进攻，攻击对象迅速扩大到所有怀疑集体化和其他政策的人。290

　　国家把那些1947年土改中推行阶级斗争路线和后来通过农业手工业集体化、压制贸易活动、捣毁所谓的农村封建文化、侵犯农民利益的人称为革命者，即使这些人造成的危害人命关天，他们也至多被认为是头脑发热或走在时代前面。291

　　揭露违法乱纪、寻求民主或激发农民们更多的经济积极性，是要冒被捕或被当作政治罪犯、人民敌人的风险。有可能被划为右派的行为都会危及自身和前途。左的错误可以原谅，右的错误却不能。291

　　毛断言，正确的思想观念能释放出神奇的生产力。1958年1月，他宣布，所有批评快速集体化是“冒险主义者”的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分子。他说，一旦右派的观点得到肃清，生产奇迹就会涌现出来。

　　毛坚决认为，中国农民将齐心协力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均贫富，废除货币，军事化劳动，消灭市场，严禁商品生产，一句话，废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剥削②。302

　　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耿长锁听到毛的法定继承人刘少奇公开地说，“辛苦几年，享福千年”⑥。毛保证，大集体农庄将使中国一天之内完成别人20年时间完成的任务。303

　　毛轻视市场经济中科学种田的生产前途，为了能够共同富裕，他提倡进行重新组织和广泛的劳动动员。305

　　党没有注意吸取五公村顾问卢广所总结的教训，即仅有宣传不足以使农民苦干并干好，而是提倡把全国农民变成刻板的半军事化劳力。在五公，奖励和报 酬、大棒与胡萝卜常常诱发高强度劳动。那些在最脏的地方长时问劳动的人得到公开表扬、那些没有达到高指标的人公开受辱。一旦劝勉失败，毕生都依靠履行诺言 的领导人就倾向于借助更多的强制手段。306

　　河北省试图通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义务劳动解决水的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冀中完全依靠水库和运河里的水。它们是在1958-1959年动员 了数百万劳力用锄头、铁铲和手推车建造起来的，遵循了毛在3月成都会议上对水利专家的批评，水利建设要调动群众积极性。筋乱哄哄的行动常发生意外，滥用地 下水增强了土壤的盐碱度，造成了浪费和巨大损失⑩。不久，1963年发生了可怕的大水灾。有关不利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观点，实在是言过其实。308

　　1959年，河北农业厅厅长张克让调到北京，担任恢复的华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自40年代以来，张一直是五公的庇护人，他有15年没来五公了。任凭机构怎么混乱，五公仍有一些高层的朋友，权力关系网仍很稳固。315

　　公社在理论上是资源合伙、扩大劳力规模、防范大灾的一个途径。通过合并36个村庄的财产，扩充了公积金，这样就能买电力设备、片车、上厂和挖井 的机械等单个村庄买不起的东西。农村将赶上城市，体力劳动者将赶止脑力劳动者，贫困者将赶上富裕者。广泛的劳力动员使平整土地、提高土壤肥力、挖灌溉渠、 修筑大坝、挖井修路成为可能。那时，机械化将有用武之地，而在农村，星罗棋布地都是工厂，不再被资产阶级科学家误导的农民科学家播种改良过的种子，研究出 优良的耕种方式。

　　但实际上，扩大了的管理机构威胁到五公村民的利益，因为它比邻近的其他村庄富裕得多。他们在这次合并中所受的损失，要比1953年加入大社时原始合作社社员的损失大得多。312

　　不管如何宣传公社是组织劳力和分配收入的单位，三个扩大了的生产队其实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单位。313

　　邹村的区政府所在地资格被取消，有20名医生、30张病床的县医院分院原坐落在邹村集市，1956年开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专区大量拨款 资助耿老板的医院，这对五公来说可是条财路。饶阳县医院与大多数313农村医院一样，深受财力匮乏之苦，又无权要求国家增加财政预算，就连冲洗地板的消毒 剂也很缺乏;由于没有足够的厕所，病人就在地板上小便。社会主义政策禁止私人医生开业，因此村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寻医问药。现实政治只允许报道和预测增 长与成功。

　　林铁悄悄地另外拨了200万元给五公，以修建一座电站，扩大拖拉机站，建造一个日产40万块砖的砖瓦厂，创建一个农具修理厂和运输队。315

　　邹村集市的盛大春季庙会，曾经每天吸引两万多人到此，现在也被迫关闭。庙会被当作“封建文化”现象而遭禁止。当私有小块土地消失，摊贩和手艺人 被并人集体单位，货币也不再在乡村流通时，定期集市便萎缩了。在华中和华北的落后山区，破坏市场的情况最为严重。干部们通过急进地摧毁副业和市场，来表明 对毛和公社的信仰。这些贫困地区产出的微薄公积金被白白地浪费掉，粮食吃完了，人们也筋疲力尽。由于当地市场被取消，要走到一个工厂、中介市场或行政中 心，去获取盐、布匹和紧缺经济物资等任何东西，都需要5天时间。319

　　呼吁关注造成饥懂之事实的人，只能使自己或其家庭成为牺牲品，遭到同样受侮辱的命运。政治语调传递出丧钟，乡村一片沉寂。320

　　毛不同意中国进入世界粮食市场购买救荒粮。官员们继续宣传像徐水和河南这些快速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地方。大跃进猛烈地冲向悬崖绝壁。321

　　农民们还听说，在河南砍掉了其他庄稼种甘薯。1959年夏，在饶阳玉米和其他庄稼长势良好的村庄，干部们命令社员们像这些模范地区一样干。当为了种甘薯被迫砍掉好庄稼时，妇女们嚎淘大哭。由于种得太晚，甘薯通常只有手指那么大。323

　　与30年代一样，经济衰退使家庭丧失了传统的支配行为道德的能力，宗族和村庄开始脱钩，家庭内的争斗变得更加险恶。人们用“穷架”来表示可怕的斗争。家庭关系疏远，许多家庭破裂了。325

　　1959年夏，五公村支仔张端召集村民们，讨论从田里迁移坟堆的问题，他提出把坟迁到一个公共地点，即村子南边、最初有90座坟的南李宗族公 墓。凶猛的张坚决认为，迁坟既能保持对已为他们做了许多的党的信仰，又能让他们自救。革命意识能够产生出财富。平整更多的土地，就能改善灌溉条件和机械化 耕种。张建议把棺水用于生产方面，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用它，因为坟墓的气味渗到棺木里去了。

　　张先邀请村民们迁移祖先的遗骸，后来他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可众人缄默不语。他要求，如果大家同意迁坟，就举手。每个人都举了手。但民主程序是表面文章。就连村里的实权人物也闭口不言。几乎每个人(尤其是老人)都存有疑虑。但党已决定了。327

　　五公谨慎地设法限制免费供应，从各户分得的收入中扣除饭钱。人们依然在公共食堂吃到非常多的蔬菜，而且在经济条件恶化时，外乡人也到五公食堂来 吃饭。像五公和相邻的王桥这些比较富裕的村庄，都经历过像抢劫一样的吃白饭，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被施舍给外乡人了;由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促使村与村、户与户 之间的对立，因此农民们越来越依赖于普通的亲331戚关系。在情况稍好的村庄，宗族成员在帮助情况更糟的亲戚。

　　革命战争很快巩固了一种体制。它不仅通过传统的个人关系，而且还通过区域和制度结构的分布来保障特权的存在。

　　河北省石家庄山区虽然遭到经济上不合理、文化上疏远的大跃进政治的严重创伤，情况仍比其他边远地区要好些，因为它是主要的军事根据地，而军队控制着获得宝贵资源的优先权。343

　　鉴于林铁的关系网在河北省有很高的地位，五公村在大跃进饥荒中所受的灾难便不像邻庄那么严重。1959年，当饥馑日趋严重时，五公村依靠林铁的 资金建成了一个发电厂，以此来庆祝人民共和国诞生10周年。一些家庭用上了电，几个家庭有了稀罕的收音机。成串的电灯为突击队夜间+活提供照明。344

　　所有商品，从细粮到书本、自行车，都在准确的等级关系中按照跟中央的接近程度进行分配。346

　　像耿口这样的普通村庄，不可能有稀少的昂贵的木料，为果园上篱笆。耿口村民们说，他们不能阻止五公的年轻人去偷他们的水果。五公有栅栏，而耿口 没有，这展示了两个世界，受宠的一个得到保护，井纳人国家轨道，另一个则遭遗弃。为了防止窃贼来偷，耿口村民只得在成熟前便将苹果摘下。349

　　指令性经济给那些失宠者造成全国性经济短缺。由于被国家偏爱的单位垄断了宝贵的人员和资金，因此，享有特权者到底如何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以及什 么时候需要，这本身的随意性就造成大量浪费。40年代末把牲口送给耿老板，1953年把拖拉机开到五公，1959年建造电厂，以及获得化肥和草药的特殊途 径，都反映了特权的政治逻辑，它无益于经济效益的提高。350

　　在饶阳，由国家提供资金的、供老年退休职工生活的养老院没有关门，它按照城里的标准提供食物。有很多人要求住进这家有40多张床位的养老院。不 过，只有那些政治关系过硬的人才能住进去。无论政策路线怎样，物私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五公从县里宝贵的化肥中得到最大的份额。而可怜的耿口村到处寻找化 肥，但一粒一也未找到。35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持续反对市场和私有财产的斗争，结果将进一步损害弱者的利益，而更加强有力地巩固了特权者的地位。其实越是一大二公，结果就越是两极分化，使最穷苦者永远陷入贫困，同时加剧了攫取国家资源供应的热衷程度。355

　　包括耿老板在内的党、政、军国家网络试图表明，勒紧爱国主义的裤腰带，忠于禁欲主义的信念，国家和集体农庄就能保持强大。饶阳的于部们宣布，农 民在人均留下极少的360斤口粮后，须把所有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们不相信360斤就够了：“够不够，三百六”。饶阳所有的老人都相互诉说，在旧社会，当时 他们年轻力壮，在一个为期5天的集市上，他们就能赚到相当于15}斤粮食的钱，接近很多人辛苦一整年所挣到的一半。1961年秋，耿老板了解到，由陈永贵 领导的、迅速崛起的山西模范村—大寨，也把360斤最低口粮以外的所有粮食都卖给了国家。他立即把五公的口粮改为359斤，其余的卖给国家。不管大跃进造 成的灾情有多大，争取巩固体制的逻辑引导着诸如耿这样的人寻找显示革命热情的途径，以取悦于国家领导人。

　　耿老板和他的同僚们为了获得国家垄断和分配的资源，与国家建构的政治竞争原则保持一致，这便是五公获得拖拉机、技术援助和电站的秘诀。刘少奇主 席送给模范县徐水的干部们一台崭新的莫斯科牌电视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国家体制中的高层人物才能赠送这么贵重的商品。366

　　普通中国农民面临着通过迁移、副业、农民家庭经济、市场活跃的机会，寻求生存保障和改善家庭生活的困境，这与那些控制着特殊资源的在国家网络内 调动的干部所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教条主义者倾向于把受排斥者的生存行为当作自私的和资本主义的。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被看做是一种威胁，须 经革命斗争即转变世界观、动员群众和发动进一步清洗的阶级一斗争来加以消灭。在中央一级，反对教条主义创始者的人们发现，在苏联于1960年代成为巾国的 敌人之后，已很难证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正当性。改革者们经历了一个更加艰难的时期，以证明政策选择的合理性。这种政策有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从血凭空 被断定会导致剥削、贫困和两极分化，因此，与革命所承诺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驰。鉴于改革有利于使经济从教条主义灾难中复苏，毛逐渐把改革看做破坏实现革命目 标的行为，耿的看法与此相同。当时的中国构筑了反对改革的思想、利益和制度，而这些改革本可以使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农民走上强大和富庶之路。368

　　当废止土地红利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原自耕农徐平文心烦意乱，好几天没有出门，他为了增加土地，毕生拼命挣钱干活，现在却未得到任何补偿便被从手 中夺走了。他的女儿被请去说服他，她说，去年全家土地收入为235元，劳动所得为243元，明年虽然土地红利没有了，但集体农庄给劳力的日工资将增加一倍 多，全家收入将比去年增加304元。这个数字是荒唐的。耿老板尝试着另一个策略：着重强调原来的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大社已经结束了那种动荡不安 的状况，集体农庄将比这个更好。虽然徐家在40年代的饥荒中，其20亩地曾减至7亩，但仍说服不了他。(P266)

　　五公村试图说服这些反抗者：集体化符合每个人的长期利益。拖拉机站的十几名工作人员和县里的干部，挨家挨户地消除村民们的疑虑。后来提升为衡水 专区农业局局长的拖拉机机技术员张根托和县委行政办公室的王玉昆，都来到村中不肯服从的农民家中做工作。村中第四、五、六、七生产队中反对者最多，这些生 产队拥有良田和最好的灌溉条件，以前是种菜的自耕农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李氏宗族的根据地。就连受过训练的宣传员李万义这样的干部都不能说服他们。李氏宗族 的成员担心，权力更加集中在压制他们的干部们手中，后果会如何?疑虑和恐惧依然存在，但所有人却不得不加入，交出土地、牲口、树木、农具，统统集体化。 (P267-268)

　　五公村的章程规定，集体农庄将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对牲口、大车、水井、犁和树木进行公正的补偿。即使在相对富裕的五公村，也用了两年才给予补 偿，而且村民们感到数目太小了。其他村中情况更糟。大多数集体农庄把买价压得很低，并且从未对征用的财产按允诺的价格付钱，因为并没有储备资金。 (P269)

　　由于集体农庄控制了家庭建房，五公可以展开重建全村的远大规划，并开始消灭弯曲的小巷。直线和正方形看上去是有力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的。这个计划描绘了直线排列的砖瓦房的特点，每户都带有围墙的院子。(P269-270)

　　1956年1月，五公村公布了它的发展计划。10年规划的开始阶段，是平整土地、填沟，把30亩干涸的河床变成平坦的肥沃的庄稼田，将其开辟为 菜园。五公村再也不是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令1953年来访的作家们震惊的沙丘。徐树宽发动了一场从沟塘挖淤泥、积自然肥的冬季运动。村民们整个冬天都忙于填 沟和平整干涸的河床。与别村交换了更多的土地，田地都作了重新改造和分配。(P273)

　　集体农庄的第一个冬天，村民们筋疲力尽，挖了4000马车淤泥，以平整土地，提高肥力。(P274)

　　(1956年)天空爆裂，暴雨连绵，洪水冲进了干裂的地里。华北受灾人数达1500万，仅河北省就有4500万亩庄稼被毁。历史学家可以回顾晚清道光年间和1939年大水灾，但必须为社会主义政府的救灾反应作正面宣传。

　　村民在凶猛的张端和民兵的带领下，使用传统技术日夜奋战，在居住区周围建造了一垛2米高、2米宽的泥墙。墙没有被洪水冲垮，家园保住了，但花生、棉花和其他秋作物均淹没在几英尺深的水里。棉花从1954年每亩74斤的高产，下降到24斤。(P276)

　　1956年，粮食产量62.9万斤，仅为1954年的一半，实为1955年的70%。(P278)

　　五公村也想方设法帮助贫困户。水灾后，便把2万斤救济粮分给救济名册中的38户。此外，25户军烈属和五保户也获得了救济，总共有10%的家庭靠救济活了下来。(P279-280)

　　1956年，该村增加了副业投资，集体农庄创办了10个小企业，包括一个木工厂，一个榨油厂，一支运输队和一个林业组。五公村唯一的财政储备金为副业提供了资金。到了岁末，人均收入仍比前年下降了30%，正好44元。(P284)

　　1956年，五公小学增设了五年级和六年级，然后开办了一所三年制的初中，吸引了邻村每年有能力付出3元学费的孩子来上学。在饶阳农村，受过8年教育的人凤毛麟角，五公也是如此。初级中学有240名学生，13名教师和职员。全县唯一的高中在县城。(P289)

　　尽管发生了种种制度变迁，从30年代末的税制改革开始到1958年，饶阳农民的日常生活仍陷入现代化之前的贫困之中。天若下雨，小路积满了水， 人们只得守在家中。没有下水道，食物也很简单，且千篇一律，早饭是玉米糊，中午煮粗粮，晚上接着吃。几乎吃不到肉、家禽、鱼和新鲜蔬菜。家里没有椅子、沙 发、床、收音机和钟。妇女用石头和从很远的井里打来的冰冷的水洗衣服。(P300)

　　由于传统武术衰落，它在反右运动中间被斥为封建迷信，青年团便推广现代体育运动，尤其是篮球和乒乓球，建造农村学校时，建筑工人首先搞好篮球场，以便他们能从现代体育中找到乐趣。(P301)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冀中完全依靠水库和运河里的水。他们是在1958-1959年动员了数百万劳力用锄头、铁铲和手推车建造起来的，遵循了毛在3月成都会议上对水利专家的批评，水利建设要调动群众积极性。(P308)

　　社部设在五公的红旗人民公社于1958年9月9日宣布成立。不久，更名为五公人民公社，下辖原饶阳第四区所属的四个乡镇，共5万人。耿长锁担任社长。但耿无法有效领导拥有该县1/4人口的单位。(P311-312)

　　1958年，参加五公公社组织的工程劳动的人，每天的报酬是0.2元，同年，五公村一个劳动日也从三年前介于0.71-0.8元之间，下降到 0.49元。1955-1959年间，劳动的天数翻了一倍，可人均收入却在下降。国家无节制和无偿地使用劳动力。1958年9月，五公和其他村的劳动力向 西跋涉几公里，到桑园挖灌溉渠。是年冬，五公人又开挖了1980米的灌溉渠和15口水井。水泥管代替了竹管，放入越来越深的井里，水却似乎在消失。 (P316)

　　9月，五公村派45个劳动力到东面145公里的泊镇去炼钢。(P316)

　　到1959年底为止，通过迁坟而增加了60亩耕地。但还有很多坟地散落田间，老人们反对迁坟。(P328)

　　1958年秋收之后，五公村建立了10个集体伙房，接着合并成一处，地点在原南李祠堂内，但很快又分成三个集体食堂，各队一个。军事化的食堂没 有桌子，没有屋顶，也没有取暖设备。在门外用砖头堆个墩子，上面架块纠木板，人们自带凳子、碗和筷子。1958年秋，由于有绝大部分男人在建筑工地劳动， 妇女被迫下地收割，许多人便欢迎有大炉子和大锅的公共食堂，因为没有时间在家做饭。一些年轻人也喜欢在吃饭时有机会交朋友，而不再在等级森严的家庭中服从 于老人(P330)

　　饶阳大部分村中的公共食堂挨过1959年和1960年的冬天之后就关了。五公的三个食堂办得时间稍长一点。赞同大跃进的共产主义观点的聪明人张 朝可认为，五公办公共食堂是件好事。他回忆说，1959和1960严重困难时期，它们使一些人免遭厄运，不用出去要饭。但他又说，人们对大食堂从来就不认 同。(P331)

　　五公谨慎地设法限制免费供应，从各户分得的收入中扣除饭钱。人们依然在公共食堂吃到相当多的蔬菜，而且在经济条件恶化时，外乡人也到五公公共食堂来吃饭。(P331)

　　1960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降低到每亩310斤。全村共产粮72万斤，勉强达到1959年的2/3,可耿老板仍忠实地卖给国家2万斤小麦。1960年五公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