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过去的“农业”社会主义

　　马克-塞尔登、弗里曼、毕克伟《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老田按：1943年为了应付华北大旱，在“合作迷”耿秀峰的鼓动下，五公村的耿长锁领导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开始只有几户非常穷困的农户参加，后 来逐步扩大。合作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努力所能达到的限度，特别是在副业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由于表现特别好，土改时期甚至有官僚曾威胁不肯解散合作社并实行 分田到户的耿长锁，要把他的合作社打成“富农组织”。这个合作社顶住了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最终生存下来了，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仅仅是因为集体化就增 加了土地240亩(因为平整土地清除界线、迁坟和改造河滩)，占该社1958-1960年三年平均土地面积的11%，此外依托合作社这个经济组织，五公村 实现了多个方面的进步，详细的情况见书摘内容。

　　该书的作者是三个美国教授，他们从1978年开始进行回溯性研究，曾先后19次访问过五公村，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935-1960年。该书提供 了一个北方村庄的真实案例，让人们可以看到1/4世纪中间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演变，特别是该书提供了很丰富具体的材料细致地描述了贫苦农民在饥荒面 前的无助地位，有益于认识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书的作者们早先曾是美国学界相对激进的左派，对费正清为代表美国汉学界主流长期持严厉而不妥协的批评态 度;在邓小平改革后，他们在精神上似乎失去了归依，最后急速右转。在该书的叙述中间，其主题和观点方面往往脱离事实材料的说服力量，明显怀有一种“浪子回 头的热切心理”，显示了他们为回归主流而决心牺牲理智和逻辑。中国的研究者大多不愿意费心追溯长时间序列的枯燥数字，因此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就格外有价值。

　　要说明合作化是错误的，最有力的论证就需要说明——集体努力不可能实现个体努力难以实现的潜在利益，反过来，如果在个体努力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之 外，还有很大的潜在利益空间，而且通过集体组织的作用，又可以比个体努力更好地逼近这个可能性边界，那么，集体农业就是值得推广的努力方向。一般而言，西 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崇尚个人努力和市场价格机制，不承认集体努力优于个体努力，这三位教授在书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回归主流理论的急切心态，急于否定中国的集 体农业成就，这个隐含的主题恰恰与中国官方“要面子”的取向形成强烈的反差。三教授原本希望从搜集到案例资料足证主流学术的道理——合作没有任何效益，但 非常遗憾，中国官方却“开玩笑”地提交一个模范村庄——一个合作效益发挥得十分充分的案例——让他们去研究(假如让他们研究小岗村肯定就不会有这个矛盾 了)，结果，村庄巨大的合作效益与教授们要说明的道理完全不能吻合。虽然教授们最终还是千方百计地坚持了自己的“道理”，但是细心人总是可以发现道理与史 实的严重脱节。考虑到这本书出版后还获得过列文森奖，看来是教授们的苦心还得到了嘉奖，是立场而不是学问得到了美国学界主流的承认。

　　下面是该书的书摘，段落末尾的阿拉伯数字是原书的页码：

　　第一部分饥荒

　　1368-1749年间，自然灾害平均每7年劫掠饶阳一次。

　　饶阳地区年降雨量平均508毫米，其中70%集中在7、8月份。(P23)

　　在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主要通过救灾，给穷人提供一些短期生活保障。1732年，有140万斤储备粮，大约人均12斤，储备在饶阳县的中心粮仓。(P24)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了下来。(P30)

　　按照约翰-布克所编的资料，在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在最穷的地区，饿死的人也最多。(P30-31)

　　1932年，肆虐的罅沱河淹没了全县1/3的地方，毁坏了庄稼，在洪水经过的地势低的地区，冬小麦无法耕种，因而1933年6月颗粒无收。相反，该县南部则遭到严重的旱灾。1933年夏发生的洪水淹死了耕畜，全县一半居民无家可归。(P33)

　　1935年，国民党委派一位新县长王文斌到任时，老天仅下17英寸的雨。他警告说，饶阳已经处于变成荒地的边缘，“土壤贫瘠……没有足够的 水”，老百姓的生活“不堪设想”。王县长的资料表明，200年后，农民比18世纪40年代遭灾更多，气候也更加恶劣。1748年，饶阳县有23753户， 大约12万人，到1935年，已增至33184户，192819人，人口增加了60%。按照王县长的调查，1933年耕地面积从545500亩降至 512800亩，减少5%。1748年户均土地面积22.7亩，到1935年仅15.4亩。(P33-34)

　　1744年和1935年的饶阳有一个重要差别，即国家对天灾的反应能力不同。乾隆政府提供财力物力，救济难民，但到了20世纪，清朝脆弱的保障 网络已经整个地消失了，应付紧急状况的粮仓没有了。县财政也陷入赤字状态：收入65838银元，而支出(大部分用于警察方面)则达71083银元，其中仅 仅100银元用于抚养孤儿和救济穷人。与清朝政府相对照，1935年发生洪灾时，中央政府没有给予救济。王县长向第二区和第四区的地主征用了13万斤粮 食，因为仅有这两个区有余粮，每100亩私有土地捐献150斤粮食，可谓杯水车薪。(P35)

　　文化成了充满竞争的领域。虽然很多难民逃到关东和沿海城市去做工，但其他人则希望原有的和新的神灵会保佑他们。他们在610座庙宇中求雨，祈祷 免遭蝗虫、水灾、疾病和抢劫。有些人则到天主教堂寻求救济。此时冀南约有78358人改信天主教，约占冀南人口的1%略多。(P36)

　　找水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课题。在富裕的定县，地下水接近地表，将近一半农户使用水牛。在偏僻的饶阳，很少有人出得起资金、劳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码4.5米深的水井。(P37)

　　1936年五公村285户共1390人，耕种4620亩土地。平均每户16亩，人均半英亩多一点，接近全县平均水平。在五公村仅有4户拥有土地 80亩以上，而最多的为123亩，出租土地不超过24亩。这些富裕家庭中的首富也与其他人一样下地劳动。仅有80亩私有土地(占总面积的2%)出租给佃 农，租金平均一亩3块银元，在1935年其价值相当于75斤粗粮。租约一般为3年。土质最好、利于灌溉的土地偶尔也出租10年以下，专门种蔬菜，每年租金 8-10银元。(P40)

　　贫穷是普遍的，即使富裕家庭也仅仅在节日时才吃细粮。

　　平均五口之家耕种15亩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够收获2250斤粮食，除去每人生存需要300之外，用于种地开支、修缮、税收、家庭日用品、衣服和 应付紧急情况，或支付结婚、节日和葬礼的开支已经所剩无几了。1935年，购买一亩土质好的土地要花100银元，150元可建造3间标准房，婚礼和葬礼开 支分别为70元和100元。1块银元可以买25斤粗粮。(P40-41)

　　五公村的贫穷还反应在它的生态环境上。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高地上，不在罅沱河的洪泛区内。它的主要问题是干旱而不是水涝，地表没有水，1936 年时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属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时轻微的干旱都会导致粮食明显的减产。严重的旱灾则意味着挨饿、妻离子散、逃荒甚至饿死。 (P41)

　　南李、北李和张氏这三个宗族在困难时期通过向较穷的宗族成员出租150亩土地来帮助村民，地租只有平均水平的1/3，并允许无家可归者住在各个宗族的祠堂里。(P43)

　　党的的地方政权――饶阳县人民政府在五公征收了10万斤粮食。村长李子厚核算了免税部分，然后向每家分派缴税义务。村长估算五公村4470亩 地，通常可生产804600斤(每亩180斤)粮食，先扣除个人免税的312750斤，余下的491580斤粮食应上交20%略多一点，即10万斤税粮， 如果产量较高，则实际比例就降低，反之则高。每年上交10万斤粮食仅为12%略多一点。

　　这一年征收土地税的总量与以前国民党强加的征税水平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税收欺诈没有了，以个人免征点来分配税收负担，对较穷的农户有利。(P69)

　　1941年年中，即第一次税改之后第三年，抗日政府开始第二次税改，实际统一累进税。(P70)

　　统一累进税则对高收入者按较高的比率征税，有一担应税粮的农户的征收比率为10%，有两担的则为12%，三担的为13%，依此类推，最高为40%。70

　　1941年夏，在冀中九县(包括饶阳)对27个村庄的战时调查表明，36%的雇工获得足够的土地而成为被共产党划入贫农的自耕农，另外20%已 达到党称之为中农阶层的地步，还有1.8%已经成为富农。在原来的贫农中，28%已经上升为中农，0.4%转变为富农。这种土地平均化税制改革的另一面 是，富农中有34.9%下降为中农，8.1%变为贫农。五公村拥有土地最多的五户农民面临着实物税猛增的局面。设想一下：在总数495亩土地中，他们自己 耕种的395亩良田，每亩产量200斤，在免交了11700斤之后，按照40%的最高税率上交67300斤，这个数字是合理负担税的最高税率的两倍。 (P71)

　　较为富裕的农户寻找税制改革的漏洞。李建亭试图以谎报产量和土地数量来逃税，李春龙把土地暂时“转让”给宗族中最穷的人。由于穷人交低税或免 税，转让土地的纳税率很低，穷人成为逃税诈骗的同伙。事实上，李让亲戚耕种他的地，不用交税，而土地仍是他的。当这种措置被察觉，他被强迫正式转让土地。 李春龙拒绝这么做，并纳了税。传统乡村精英的庇护人不再拥有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71

　　1940年，毛泽东号召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减租最大幅度规定为25%。在五公村，这意味着地租将从每亩3元降为2.25元。

　　1941年11月初，来自饶阳第四区政府的工作队进驻五公村，外地人黄宝芝和田乱子在此推行双减四个月。可是在五公村，租贷并不是最紧要的问 题。1936年仅有80亩私地(占总数的3%)租佃给25户耕种，到1940年初，租佃的土地数量下降，包括减少不平等和消灭租贷在内的减租目标，已通过 税制改革悄悄实现了。(P72)

　　税制改革在没有引起新的破裂的情况下，修复了乡村中很多似乎遭到破坏的裂痕。革命也是一种重建。统一战线把相互敌视、有时桀骜不驯的宗族和社会 团体凝聚在一起，进行抗日。1938-1940年党的改革政策使经济复苏，愈合了社会裂痕，使党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P73)

　　当干旱和可怕的霍乱遍及华北时，斗争变得异常残酷和激烈。由于日军抢走了粮食，一些村民只能剥树皮，吃树叶，以此挨过饥荒，留下一条活命。(P73)

　　1942年夏，日军与经过五公村西的小股八路军打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此后他们决定拿这个村子开刀，在数小时内，烧毁了110间房屋，抓了20个男青年，杀掉了几个人，抢走了牲口、粮食和家具什物。邻村也遭到严重损失。(P74)

　　在日军春季进攻期间，550位饶阳爱国者被杀害。此外，在饶阳最大的一次战役中，由冀中抗日政府领导人吕正操指挥的近500人的部队在罅沱河北 遭到突然袭击，全部牺牲。村民们以极大的代价为抗日部队提供给养。五公党支部已从1939年的43名党员扩大到1942年底的63人，其中13名妇女。村 里还送70名青年参加八路军，李万义是其中之一。(P75)

　　和平维持会也征收日本人强加的税款，他们从每200斤粮食征收75斤额外税款。不过日军征收的税款是不定期的，当他们需要供给时，就命令维持会征收。维持会尽可能欺骗，使日军尽可能对村里的粮食产量估计很低，同时又不得不按要求征收和上交税款。

　　对日本人的服从使生命和财产得以保住。(P76)

　　在抗战中起领头作用的五公人，有63人在战时入党，70人参加八路军，20人加入当地游击队，大约有30个非党群众活跃于抗联下属的各种组织， 或在和平维持会工作，加起来约有150个五个人献身于抗日事业。对于近300户的村庄来说，这个前半个世纪没有受到席卷中国的主要革命浪潮影响的地区，战 时动员十分成功。(P80)

　　当通过愈合乡村的裂痕，促进对立阶级的团结，领导武装抗日，实现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在广大边区(如冀中)，建立了群众广泛支持的 根据地。它正在产生一种组织结构，一种实际上由党凌驾于经济和政治之上的军队和政权机构。在战争期间，党赢得了许多朋友，并越来越有能力把她的意志强加于 人。

　　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抗日服务，其中很多人和他们的孩子都入了党，参了军。在五公和整个饶阳县，人们的关系重新组合，出现了团结一心的局面。乡村孕育了一个新国家和富有生气的民族主义。(P81)

　　1943年，旱灾加上日军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有数百万人饿死。

　　与1936年的4470亩相比，五公的可耕地到1943年已下降至3892亩。人口则从1390人下降到1347人。但税制改革减少了5户最富 裕家庭所拥有的土地，使之从465亩降为279亩，从而增加了生存的可能性。这场席卷华北的静悄悄的革命，把无数农民从1943-1944年大旱灾的死亡 线上拉了回来。

　　1943年，五公村几乎颗粒无收。在从1942年5月日军发动进攻到1944年春旱灾结束期间，五公村320户有101户为了活命而卖地卖农具。此外，29户卖孩子，25户外出乞讨，21户逃离五公。90头牲畜中有2/3被卖掉，15人被饿死。

　　其他地方更糟，就在五公村北面，死神大步掠过杨各庄的沙土和碱地。没有水，地是白色的，坚如岩石，杨各庄的大多数人逃荒走了，27户卖儿卖女，饿死30多人。(P84-85)

　　1960年五公公社的平均亩产远低于200斤。由于翻耕的土地很少，虽然糟糕的30年代平均水平也低于200斤，可是现在人口比那时多得多。这 样一来，粮食危机非常严重。到1960年，中国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猪的产量比1951年还少。由于50年代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水平更低了。 (P335)

　　全国有2000万――3000万人饿死，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P336)

　　1960年，河北的灾情最为严重。五公的产量减到310斤，全村共产量72万斤，勉强达到1959年的2/3。售给国家2万斤小麦。1960年五公人均粮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270斤。(P334)

　　饥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受浮肿病的折磨。皮肤表明肿起，闪闪发亮，如果皮肤受压，就不再弹回原状。因饥饿而变得虚弱的五公干部病倒了。合作迷耿 秀峰带着肺结核病回到五公，早就准备“去见马克思”了。五公村和储存的宝贵食油留给孕妇，使健康的年青人勉强挺得过去。但病人和老人就麻烦了，按会计耿连 民的记录，12个老人早早去世。(P334)

　　第二部分合作社

　　与新章程一样，第一次选举反映了来自第八军分区的外乡人的意愿。他们撤了打绳者耿长锁的职，让“模范工作者”耿秀峰取而代之。耿长锁则从事他的 专长，负责副业生产。耿书普任副组长。种田能手张近仁负责农业生产。秀峰缺乏种田和其他工作的经验，这样他就无法循例进行领导。他的革新思想使他并不关注 日常事务，而这些事对合作社的成功至关重要，他具备的只是与党的上层领导的关系，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信仰。104

　　耿秀峰认为，把已经是朋友、邻居、亲戚关系的和具有相似经济基础的家庭组织起来，是很有意义的。而在宗族与土地、农具和耕畜的所有权上的显著差异，则会酿成毁灭性的争端。105

　　林铁的部下、负责冀中地区农业工作的张克让视察了该合作社。张已听到有关该合作社的正面报道，就亲自来看看。他与耿长锁、乔万象和卢墨林进行了 交谈，对合作社克服困难、帮助并救济特困户的事情印象很深。他指出，合作社在发展有利可图的绳子买卖，和把农副业结合起来上取得了成功。他赞赏合作社的劳 动分工，它使乔万象的会计技术、耿秀峰的思想、耿长锁以身作则的领导能力和买卖知识、张近仁的种田技术有了用武之地。在别的地方，干部们把权力集中在自己 手中，耿老板却不同，接受的是义务。张克让提出要向耿合作社提供技术援助。114

　　合作社施用大量的有机肥，大约每亩1000斤。社里的土地几乎没有任何灌溉条件，合作社也拿不出供挖一口浅井的100元钱。无论如何，在可能退社的社员地里挖井是一种冒险。春天和初夏旱灾日趋严重时，社员们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浇在干巴巴的地里。116

　　耿合作社情况好转的一个迹象是，较贫困的家庭投人的土地产量要比中等收入的自耕农高。116

　　给穷人带来稳定收入、避免在饥荒中饿死、使穷人能够结婚的这些条件，刺激了人口增长。1936一1946年间，五公人均土地面积从3.3亩降为2.8亩，人口加速增长十分明显。129

　　外来宗族结成联盟，把5户(全部姓李)划为阶级敌人。125

　　在1946年耕者有其田运动之前，10年渐进改革构成了一次土地革命。五公村最富有者的土地通过和平途径减少了1143亩。在抗战的艰难岁月 里，这种和平方式维持了农村内部的团结。李华歧和李建亭两家的土地已从203亩减至76亩。但在1946年，党的领导人坚持，人人在阶级斗争和重新平均分 地中，都要向“先进”看齐。而如果不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打倒“阶级敌人”，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129

　　五户地主和富农为了减轻税收负担，被迫把几块土地抵押而不是卖给较穷的族人。属于庙宇和宗族的几小片地也以优惠的租金让给穷人耕种。五公村便把 这些土地的产权转让给这些耕种者。再有，虽说允许地主和富农有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但除此之外的任何土地都须分给最穷的人。129

　　在调查了另外四个目标户之后，可供重新分配的土地共计145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3%。被没收的土地不止这些：属于庙宇和宗族的150亩地也全 部被没收。最后，5户富裕中农被逼交出30亩地。总之，在1946一1947年冬，共有325亩(占全村土地面积9%)被分给贫困家庭。130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农和在战争时期获得上地的新中农占农户的50一 80%，贫农只占人口的10一40%，在这样的乡村，土改进行的较为彻底①。党撤回了分裂农村社会、损害绝大多数自耕农利益的重新平分土地的政策。146

　　一旦生活被冻结在单一模式中，命运便被永远地封存不变。在充满阶级斗争的土改中产生的不是解放和平等，而是一种类似于种姓等级制的东西。抗日活 动分子和五公早期党员李凤祥是饶阳的一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在五公村被定为富农，这样的阶级成分能够结束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有些远离老家或在革命队伍中 爬得很高的人，可以用“革命干部”这类美妙的词语取代该死的家庭成分。147

　　1946年土改把长工耕种的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典当、出租、抵押或“贷出”，即实际上在耕种者手中的土地，真正地转让给耕种者本人。1948年 初，工作队宣布，1945年分地无效，收回土地，把它和其他没收来的财产一起重新分给土地最少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已在耕种它。148

　　1949年，由于天公作美，政治安定，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迎来了连续第二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329斤，创了记录。合作社对获得成功充满了信 心。那年春天，合作社买了两头骡子和一辆大车用于副业生产，后来证明这是那年的一大成功。花生油收入增长了近五倍，相当于34009斤小米。副业兴旺则主 要靠从县供销合作社借来的榨油机。(乡村中间的工商业利益，最终要由优势地位的群体攫取，这没有什么奇怪，合作化之后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开始接管这一部分 利润)

　　1949年，五公村369个自耕农家庭中，也有很多获得丰收，小麦亩产平均120斤，仅比耿的合作社低20斤。但有些家庭落在后面，被迫卖掉一 些土地的大约有15家，李文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家中有妻子、母亲和8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人帮他到地里干活。处于败落中的还有李相，他在土改前作过长工，在 田间管理上没有经验，且缺少农具和牲口，他家的粮食勉强够吃。当地的一位中间商安排李卖掉了1.5亩地和他家的房子。国家是允许买卖土地和财产的。

　　张庆周也卖了地，他的儿子得了重病，而为了换取医药费，张把3亩地卖给了园子附近的某个人。(P163)

　　到1950年，河北省近70万农户中，仅60户加入了这类组织(指半社会主义合作社)。这60户中，耿合作社就有17户。政府继续支持耿老板， 春季，省里送来17.5厘米的新型耕犁，取代普通的10厘米耕犁。不过合作社179亩地分成78块，因而政府送来的大犁用处不大。

　　1950年，副业收入上升到6万斤小米，主要还使花生油收入增长了31%。副业产值连续第二年占全社实际收入的45%。(P166)

　　这一年，合作社改变了副业分配原则，拿出70%而不是60%的净收入分配劳力。可由于利润提高，投资人并不介意。5年前外乡人强加的类似改动曾 遭到村民反对，而根据当地条件做出的选择却使一切变得不同。迫使所有农民接受某一中央政策，这种束缚限制了经济自主权。在耿老板的领导下，社员们在副业上 投入了4.7万斤花生。1951年，合作社的赢利足够使耿长锁盖一栋新房子，他拆掉了两间旧房子，买了粘土砖和木料，扩建兴旺的花生油生产用房。集市上流 传这句话“要赚钱，就要建立长锁这样的合作社。”

　　省领导注意到耿合作社连续三年丰收，遂决定把耿定为省劳模，并邀请他参加11月在保定召开的河北省第一次劳模代表大会。耿就合作社的历史作了发言，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五公村赢得了声誉。(P167)

　　1950年6月，村干部们估计，在五公有37户富裕的，326户够吃的，仅有34户缺粮。他们认为，除了146户“老中农”(1936年时的中 农)之外，五公另外有239户新中农。通过税制改革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到1950年时大多数农户已达到中农水平。用1936年的标准衡量，仅有12户贫 农。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P168-169)

　　在那年干旱的春天，耿长锁组织社员挑水到地里，这些人抱怨，到远处担水太苦了，也许不必这么做。当社员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错过了每年春天在邹 村举行的为期5天的庙会时，抱怨转为愤怒。使情况更糟的是，春天降雨时，其他人竟嘲笑社员们是在浪费时间。但在炎热的6、7月份，8000桶水浇在80多 亩地里，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每个村庄都有井，但合作社的庄稼长势最好。粮食产量竟令人难以置信地上升了42%，相当于478斤小米。

　　1951年，政府急需很多棉花。五公村自耕农不愿卖，因为国家定的棉花统购价为一斤皮棉8斤小米，这价太低了，而在市场上，任何东西的价格都比 这高。但是耿老板迫使合作社1952年的棉花种植面积上升到53%，而社员们却不接受这一决定，夜里起来破坏种棉就是一个信号。(P171)

　　教育得到了发展。许多女孩开始上学，虽然在50年代初，3/4的女孩仍上不了学。县政府为小学配备了教师。

　　饶阳县还建立了第一所现代的县卫生院，虽然死气沉沉、简陋、人员不足、缺少诊断设备，但却为闭塞的饶阳带来了现代医疗保障。卫生院的主要工作是预防疾病，改善卫生条件，帮助当地村社建立卫生站。(P173)

　　由于有国家支持，耿合作社在1951年产量创下了记录：小麦亩产170斤，玉米245斤，高粱250斤，小米220斤，甘薯2200斤。(P178)

　　由于国家开始控制农村市场，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结果使全国的农村经济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润丰厚的副业当作报废的榨油机一样扔掉了。副业总收入从1950年的6万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P181)

　　在十月集体农庄，耿和其他人听说，一台斯大林型拖拉机每天能耕450亩地，且有23厘米深，而在五公，完成这个任务需要150人，150头牲口，150把犁铧，还只能达到10厘米深。拖拉机和集体农庄是实现无法想像的富裕的奥秘所在。(P185)

　　由于旱灾的进一步恶化，饶阳县委书记王永来要求1500名区个村干部重新考虑生产计划。他说，战胜旱灾和超过大名县的最好办法是组织起来。每个 区要树立10个模范村，50个模范合作社和互助组。对旱灾的恐惧常导致投靠合作社。由于长期处于衰败和频频受灾之中，许多农民喜欢减少风险，却没有注意 到，这种转变也可能减少富裕的希望。(P192-193)

　　集体耕种的热潮产生了组织危机，不满情绪集中在挖了23口新井的计划上，它必须在夏末之前完成。人们为井的位置争吵不休。村民们都不想让自己的 水被别人偷去赚钱，也没有人愿意徒劳地挖井。结果是在一些很好的地方浪费了许多井眼，一部分村民没有从挖井中得到好处，不满和担心便开始出现了。 (P195-196)

　　灾情日趋严重时，混乱也在增长。8月，一些党员开始建议，合理的发展要求把村里所有的资金集中起来，服从一个中心。合作迷耿秀峰抓住了这个绝好 的机会，把全村集中起来，组织一个统一的合作社，这在中国农村还从未尝试过。五公村将克服土地零散，消除合作社与个人的进展状态。秀峰强调，只有这种方 式，才能消除把较穷的农户和合作社、与较富的农户和合作社分割开来的差距。一切都将繁荣起来。这个激动人心的步骤是战胜旱灾和最近组织的大量小合作社失败 的最好办法，合作社越大越好。(P196)

　　张振生提出在村子的4个区，分别组织4个中型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分成几个生产队。如果能以这种规模进行合作，那么全村组成一个合作社就有根基。他认为合作迷耿秀峰的宏伟计划是不成熟的。

　　合作迷耿秀峰反驳道，张的主张更加不切合实际。哪儿有领导4个大合作社的一应干部呢?在诸如公平的土地划分等问题上，这4个合作社不会有冲突吗?(P196-197)

　　耿老板在秋收减产之后，召集村民开会，把他们编入全村规模的合作社。他强调，旱灾证明，除非把所有人都组织起来，否则他们就很容易遭受自然灾害 的侵袭。旱多单干户的产量只有他的合作社的一半。大社是他的合作社10年历程的逻辑延伸。苏联的集体农庄证明，大规模的合作社是获得高产和实现农业机械化 所必需的条件。(P202)

　　在10月、11月40天的时间里，每个合作社和互助组之间及内部均召开了马拉松会议。耿老板和支书张振生支配着会议。

　　最后，干部们一致同意成立唯一的全村规模的大社。

　　干部们做出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村民们在掂量了这一计划后认识到，他们的耕畜、农具、水井和机械，将由全村唯一的权力机构控制，然后再把它们分配到小队，每队耕种一整片土地;先按各队生产表现计算收入，再依据劳动力和土地入股的股息分配到个人。

　　吝啬鬼李辉廷叹道：“我们好不容易改造了沙碱地，挖沟渠，亩产达到480斤，三把旧铁镐已变成了9头骡子。我们最好不要与它们合在一起。”(P203)

　　缺少劳力的农户强烈要求耿老板，在农业上土地与劳力以7：3分成，在副业上资本与劳力按9：1分成。可结果是对半分成，这是耿老板合作社在1951年底所采用的，也是河北省官方喜欢的方案。(P204)

　　得到上层领导的批准之后，1952年11月8日召开大会，正是宣布成立全村规模的耿长锁合作社。全村93%的农民共395户入社，它们成为创始社员，仅有29户没有入社。(P205)

　　1953年春，中央委员会决定，纠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间的急躁冒进。华北局指示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让五公村的大社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

　　4月20日，由12人组成的省工作组来到五公，以确保五公贯彻中央的政策。

　　工作组强调，由于五公是非常著名的模范合作社，所以如果大社管理不善，会使其他人不敢走社会主义道路。(P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