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集】罢工的胜败与得失取决于什么？（上）
秋火
2013年11月中国南方的工人颇不平静，千人以上的大罢工就爆发多起。在东莞有诺基亚工人厂内停工却挨大批防暴警察打压，激怒全厂四千多人大罢工，在深圳宝安有凌进电子厂工人罢工遭遇数百特警和公安的白色恐怖，更有深圳盐田先进微电子五千工人长达三周的大罢工[1]。
这些罢工各有胜败，有得有失。那么，为什么这些抗争的结果不同？是否说有了更好的工人组织甚至工人政党，罢工才更能成功呢？罢工结果胜利或失败，又分别有何得失？
第一，罢工的胜利取决于什么？这是工人最关心的问题，却长期缺乏科学的解释[2]。根据已有的案例分析归纳，可以说：罢工的胜败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
决定性的客观因素是，工人在罢工中提出的要求，是以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与资本盈利空间为上限的。往往只有资本盈利时，工人才可能争取到加薪。比如2010年上半年广州佛山等地的汽车厂工人能够争取较大加薪，就是因为汽车行业利润连年大幅增长。否则，如果盈利困难工人往往很难改善得了待遇。
工人的要求如果违反了整个经济(资本主义)变化的需要，即使罢工战斗性组织性再强，也很难成功。这类例子在工运史上很多，典型的例如1996年底-97年初的韩国全国工人总罢工，这是朝鲜战争以后韩国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旨在抗议使劳工雇佣弹性化的新劳动法。总罢工持续三周多，动员了300多万工人，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斗志、高度的阶级团结和组织性，还得到了国际工运的广泛支持。但斗争却失败了！[3]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失败并非工人要求不合理，而是劳工雇佣弹性化早已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当时的韩国资本家如果不跟上这一世界潮流，就会在国际资本竞争中失败，就无法在世界市场立足，所以韩国资产阶级不会让一场罢工就扭转资本主义的大势所趋。
只有具备了工人可能加薪的经济格局和盈利空间，劳资力量对比才成为关键。
劳资对抗，往往不只是“劳动者和资本家的较量”。因为在罢工中劳动者往往孤军作战，资本家更会得到其他力量帮忙：媒体、律师、专家、法院、当地政府及其各个部门（从劳动行政部门到工会、派出所），它们要么沉默、不作为，要么偏袒甚或直接出手，帮助资本家反击罢工。所以，一方面要看工人自身的斗志、团结程度和组织性，另一方面还要看资本家的能耐，以及帮助资本家的那些家伙——与资本家一道都属于资产阶级，只有在劳资尖锐对立的罢工中，工人才看清这一点。
所以，工人的团结是罢工胜利的关键，但不要忘了这只是“劳资力量对比”的一方面；在劳资对抗的另一边，资产阶级的团结也是罢工胜利的另一关键。在官僚资本独大的中国，政府和资本家的关系尤其影响资产阶级的团结，也就成为罢工胜败的另一关键砝码。
今年9月深圳盐田港800名吊车司机仅两天就取得加薪1700元（涨幅超过三成）的辉煌胜利，与半年前香港码头工人罢工的惨胜形成鲜明对比，重大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和资本的关系，深港两地迥异：李嘉诚在香港地位稳固并有政府鼎力支持，罢工十多天连谈判之门都打不开；而在深圳盐田港与大陆官僚资本合股经营的李嘉诚，此处却没了那么多霸气，资方两天就迅速妥协大幅让步[4]。当然，香港码头工潮的不利结果，还因为劳资对抗的另一边不够力：工人四分五裂不团结，未能有效争取更多工人参与抗争，且过早收兵[5]。
政府直接支持资本，是导致东莞诺基亚、深圳三威工人及半年前迪威信工人不同程度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6]。这些工人都不缺少斗志、团结乃至人数规模和持久。但这些罢工失败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他们都是针对资本家搬厂或并购重组，提出工人的历史补偿要求，这超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转型的需要和多数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只能说：目前资本格局下的这类工人诉求，已是罢工不足以实现的[7]。
相比之下，先进微罢工能有所收获（加薪两成，支付了一部分工人N+1补偿[8]），根本原因在于先进微电子厂的盈利水平，完全能为工人加薪：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封装设备厂，该厂属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技术密集行业，区别于其他劳力密集的电子厂。罢工得以持续、使资方让步，还跟“资产阶级的不团结”有很大关系——港资先进微的盐田厂房恰巧属于盐田港集团，即李嘉诚与大陆官僚资本合营的企业，长期有矛盾，这或可说明此次罢工得到了当地政府有条件的支持[9]。
第二，有的劳工维权者认为，近来那么多罢工都失败了，还和从前一样敌不过资方，说明光靠工会或罢工维护权益不行，工人没有党，权利无从谈起[10]。那么是否意味着如果有了更好的工人组织、甚至工人政党，工人就更能争取权益呢？
1934-37年上海纺织工业的罢工潮很能说明问题。
1934年上海美亚绸厂罢工被认为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劳资对抗事件，上海地下党全身心投入了这场旨在反减薪的罢工，上千工人有着严密的组织。斗争持续51天之久，后期更是全厂4000多人大罢工，引发本市上百家小丝织厂的同情罢工。斗争轰轰烈烈，结果却是惨败：资方削减工资30%，关闭所有工人宿舍，工厂食堂饭菜涨价，还迫使工人包租织机；143名工人因被指控与赤色分子有联系而被解雇，40名罢工者被关一个多月，一工人领袖被判刑5年。美亚罢工虽然失败，却引起了一个重大变化：各派政治势力纷纷跑到工人中发展组织。这又奇妙地成为促发两年多后工运复兴的因素之一。[11]
1936年底，上海织工开始兴起一个有国民党派系支持的工会运动，到1937年3月，上海织工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市220家工厂、近1.2万工人的丝织行业总罢工（其中也有左翼势力，有共产党分子、甚至还有托派分子在活跃）。与三年前惨败的美亚绸厂工人不同的是，仅几天之内这些织工就争得全面加薪一成、等经纬津贴、雇佣保障及女工四周带薪产假的较大胜利[11]。
时隔三年的两场大罢工，除人数规模和政治背景不同，同样具有高度组织性、政治性极强（其中，共产党倾情打造的美亚绸厂罢委会，组织性堪称牛逼[12]）。但为什么一个持续51天而惨败，一个仅几天就迅速获胜？
如果以为有了更好的工人组织乃至工人政党更能取胜，就无法解释这些工运事实。但如果根据本文对罢工胜败的分析逻辑，还原到当时历史情境中，就很容易解释了：
其一，两场罢工的资本盈利背景正好相反。1934美亚罢工的导火索——资方减薪，背景是外资竞争导致出口市场萎缩，压缩了国内资本盈利空间。1928-31年，美亚总销量一半以上是出口到印度和东南亚，但日企竞争导致1934年美亚出口额只占其总销量28%；考虑到工资占销售额的18%，资本家就想用减薪来保利润。直到1935年丝织行业还是严重萧条，这一时期罢工无论反减薪、还是反解雇都失败了。
1936年下半年后，丝织业渐渐恢复了元气，罢工频率和成功率随之增长。1936年统计的29次织工罢工，时间不长，目标温和，却收效很大。1937年织工总罢工获胜的背景就在于此。
其二，劳资力量对比上，1934、37两次罢工的工人都不逊色，但资产阶级方面的情况却大相径庭。1934年，共产党倾注了很大精力在美亚罢工上，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资本家和政府团结一致反对工人。1937年工潮时，资产阶级却四分五裂，资本家还要跑到中央政府求爷爷告奶奶，你争我夺，前后矛盾，给工人钻了空子。
为什么两场罢工结果迥异，就很明显了。
然而，这样分析还不够。因为正是美亚罢工的失败，才激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经验更进一步，没有失败了的美亚大罢工的锻炼洗礼，又如何有后来工人更大的抗争和胜利？所以，一场罢工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工人就一无所获，但是毕竟胜利的罢工更能激发工人的前进。那么罢工是胜是败，工人有分别有怎样的得与失呢？欲知罢工胜败得失，请听下篇分解。
写完于2013年11月30日
2990.
[1]诺基亚罢工情况，见工人微博：http://weibo.com/u/3902089042
刻东觉/11月21日：工人理性维权，警察粗暴镇压
http://c.blog.sina.com.cn/profile.php?blogid=6d5bc9c7890005kg
深圳宝安：官商勾结大搞白色恐怖 打压凌进厂工人抗争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835
2013年11月深圳ASM先进微电子大罢工全辑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831
[2]中共官方出于宣传自己的需要和统治者的心态，总是夸大政治力量在罢工中的作用，其实无论历史现实大多数罢工是没有政治力量领导的。而且中共官方为了给自己评功摆好，很少会谈那些不被它们影响、又不太成功的罢工，这使得人们比较难了解。
[3]见韩国学者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第八章第3节“总罢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korean-workers/marxist.org-chinese-Korean-Workers.htm
[4]详见我当时的分析：深圳盐田港罢工与香港葵涌码头罢工的差异与思考（2013年9月9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4b01ad0101ojvi.html
[5]详见我当时的总结：挫折后的反思：香港码头工潮的教训（2013年5月16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4b01ad0101m3is.html
[6]关于深圳三威厂的罢工情况，参见工人微博“三威工人讨血汗钱”http://weibo.com/u/3898436712
关于深圳迪威信工人的抗争，参见资料专题【深圳迪威信工人抗争与工人代表吴贵军事件】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788
[7]关于资本家跑路、搬厂的工人斗争，为什么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可以看我今年7月的两篇分析：
如何看待和对待工人超出法律界限的斗争（7月31日，201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4b01ad0101ns8w.html
工人罢工求偿超越法定标准：原因，及其重大意义（7月27日，201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4b01ad0101noqx.html
[8]关于ASM罢工结果，见2013年11月22日的简报：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4b01ad0101pxyu.html
[9]所谓“支持”是指：在11月12日劳资谈判时，盐田区政府也派了代表参与谈判，并在资方攻击工人时表示：工人在停工协商期间有工资。见《11月12日周二（ASM罢工第13天）简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4b01ad0101pr7w.html
所谓“有条件”，是指盐田区政府只支持厂内罢工，严防工人出厂游行，这从罢工期间当地公安及便衣一直守在工厂外可见一斑。11月20日当得知工人申请游行时，公安更是准备了十多辆警车在厂门口严阵以待。
另有盐田区政府向工人放话说：其实ASM不想搬，但政府一定要ASM搬出深圳关内。虽无从判断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却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默默支持抗议搬厂不给补偿的工人罢工。
[10]镙丝钉-1：
ASM、三威和东莞诺基亚的罢工，还和从前一样，敌不过资产阶级同仇敌忾的十八般武艺。光靠工会或罢工维护权益，还不如指望敌人的善心。工人没有党没有自己的力量，权利无从谈起——随时可被釜底抽薪从法律上否决。我身边北京诺基亚的上三休四和天津富士康的搬厂风波，哪个不是正大光明损害你工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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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eibo.com/2293617641/AjJzQD3qw
[11]本文所引用的1934-37年上海纺织业罢工情况，全部来自[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八章。有趣的是，1937年织工工潮的主要领导者是准法西斯组织国民党蓝衣社的成员，更有趣的是，当工人罢工继续蔓延激化时，国民党恐慌自己释放出的幽灵，采取了镇压手段，最后把那位蓝衣社成员也抓进了监狱，关了一个月后释放，受到工人热烈欢迎。
这段工运史十分有趣，我将把有关的几节全文上传到MIA阶级斗争文献库，再把链接放在这里。
[12]以下摘自[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八章P259-261：
“（早在罢工之前）全美亚工人友谊会运动开展起来，十个分厂都有了友谊会。
“友谊会的背后，有一批政治化了的工人在操纵。例如在美亚四厂，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有10到15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六厂，有10名织工加入了共青团。其中有几人在1934年新年假期决定留在厂里，准备应付估计会出现的新一轮削减工资。
“所以，当六厂罢工者派出代表前往各厂联络、寻求支援时，一张组织良好的网络早已铺就。……罢工后各厂都选出罢工委员，组织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委员会之下，分成若干小组，并产生组长委员会。十个分厂的罢委会各选派代表2或3人，组成总罢委会，设在六厂，由该厂一名共青团员主持其事。总罢委组织如下：总务、组织、宣传、交际、纠察，共计五部。总务下分文书、会计两科；组织分登记、调查、编制三项；宣传由另一名来自六厂的共青团员负责，下设宣传、募捐二队，另设编辑部，负责出版罢工日报；交际负责谈判及外界保持联系；纠察则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谈判代表，收集情报，保护工厂机器，供应伙食，等等。”
这段工运史十分有趣，我将把有关的几节全文上传到MIA阶级斗争文献库，再把链接放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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