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6日，周恩来再次给毛泽东写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 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l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民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 周恩来还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六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 6月28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写道：“我在5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30日，周恩来看过“检讨书”，批示将它送在京政治局成员传阅，并表示欢迎这一检讨，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批示还建议将这个“检讨书”送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等看后，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以上的情况说明，周恩来虽然没有亲自出席政治局的三次会议，但他具体指导每次会议的进行，会前会后找人谈话，做了许多工作，保证了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段时期，周恩来为什么总是找邓小平、叶剑英以及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谈话，而没有找江青等人谈话呢？是不是周恩来认为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就是反他，因而完全站在邓小平等人一边，策划如何去对付江青等人呢？有人是这样宣传的，有人是这样暗示的，有人是这样歪曲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江青等人的反经验主义错误，经毛泽东批评后，他们不能不检讨、不作自我批评。问题在于，既要说清问题，又不要小题大作。谁会“小题大作”呢？周恩来心里很清楚，那就是邓小平和叶剑英这些人了。周恩来与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外人不知道，但是，从效果可以看出，邓小平、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应该说是非常“克制”的。在其他会议上以及会外的活动就远不是这样了。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讲了话。叶剑英在讲话中，指责“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对与会者大声疾呼：“你们要抵制！” 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从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七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后期，叶剑英亲自与军队的高级干部一一谈话，一一打招呼，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叶剑英对他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7月1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文件和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这次会后，由叶剑英拟定，调整了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阻止“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 不仅如此，据叶剑英本人在逮捕江青等人以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透露：“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看了这一段话，对这场“反经验主义”斗争的历史背景，认识就更清楚了；对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各种安排，周恩来的各种活动，理解就更深刻了。 二、关于“全面整顿”问题 本书原文说：“有了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就放手大干了。他先后又提出要整党、整顿文艺、教育、科技。他派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由周荣鑫整顿教育，李先念、万里管工交。胡乔木、邓力群主管理论工作。”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9月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整顿”。”“为了与四人帮所控制的舆论相对抗，邓小平还组建了自己的理论班子，成立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后来还想出版自己的刊物《思想战线》，后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未办成。” “在全面整顿进行到一定深度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草拟一些文件，以把整顿的成果固定下来。这就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称为“三株大毒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20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总纲）。” 邓小平抓整顿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 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显然，邓小平抓铁路工作整顿、地方工作整顿，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整“造反派头头”上了。 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做的是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下，抓“整顿”。而且“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又是与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相对立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四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省级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尖锐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七月九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顿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邓小平要利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一九七五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七月十三日，邓小平将胡乔木（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邓小平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当时全国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论述经济建设问题，这时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就可以把政治思想的重点扭转到这方面来。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样，就把邓小平的意见挡回去了。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七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八月十三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信“揭发”的是迟群（8341部队的干部，经毛泽东批准派往清华大学搞点），又经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实质上就是逼迫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很明显，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未表同意。这件事意味深长，它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已经开始有所警惕。 三、关于局势陡然逆转问题 本书原文说：“此时的毛泽东，很想知道邓小平的整顿的实际情况如何。他一方面通过地方上的汇报文件和人民来信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从地方上的同志那里直接了解情况。”“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警觉的直接起因是两件事：刘冰等人的信和毛远新的汇报。”“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其实，局势发生陡然逆转并不奇怪。毛泽东观察邓小平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件事、两件事。正如胡绳的《七十年》所承认的：“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情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七十年》第456页）本书也承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这当然与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不是一回事。而且，邓小平重点整的对象是造反派头头、江张姚王等文革派的领导干部、甚至有些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本人。这不仅说明，邓小平在斗争中已经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而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所谓“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毛泽东传》语）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2005年4月16日初稿 2013年11月27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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