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在五月三日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张春桥写上：“不再改了。”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六月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第三节 毛泽东推动落实各项政策，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 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谈话指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王洪文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 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 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 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 毛泽东所写的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 第四节 评论《水浒传》 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是在健康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一系列批示的。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 泽 东 倚枕 1975，6，27”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意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第三天，毛就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语。字仍写得难以辨认。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调看了“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故事影片，如《雷锋》、《自有后来人》等，并给予肯定。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十分留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七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 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八月，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谈话说评《水浒》的“现实意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 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第五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三十六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十月十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 十一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右倾翻案风”。 十一月初，毛泽东对毛远新说：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 这是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四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引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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