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三十二）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本书第四十二章论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从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工作，到领导全党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全章可以分为五节来读。 第一节 进行整顿 解放干部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 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第二节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等人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 “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他又指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说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