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和平建设时期
三,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和平建设时期(不搞群众运动).
和平时期的路线斗争.一种是广大群众没亲身参加的.只有有一定资历的老干部才亲身参加过,后传达下来其他人才知道.如反高,饶和反彭德怀的斗争.这两次斗争时间都很短,都很顺利.
四, 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和平建设时期,以群众运动的形式.
另一种是仍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让广大群众都能亲自参加的斗争.这种情形六十岁以上的老同志都亲身经历过.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是毛主席晚年煞费苦心的一次试验和演习.就是要让广大群众都来认识路线斗争,都来参与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一次真刀真枪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予演.毛主席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甚麽是路线斗争,甚麽是反修,防修.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场斗争涉及的面之广,涉及的时间之远,都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又因为他的斗争目标是在共产党内,这又造成了斗争空前的复杂性.加之又是在毛主席的晚年进行,使得对于情况的了解,对于局面的控制,不是像毛主席壮年时期那样得心应手. 原来予计一两年之内即可结束,实际到76年才结束,整整十年.但是,这十年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他让人们认识到了,甚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民主.(当然他不包括由走资派和极左份子挑起和制造的武斗.不包括走资派和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混水摸鱼,制造的谣言和对好人的污蔑陷害之词.以后要再开展这种斗争,如何将这种情形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是革命派应考虑的问题.)这种民主才是真正人民大众的民主,他远远超出了现代西方的所谓的民主.认识到了甚么是反修,防修.并亲自参加了反修,防修的斗争.从此无产阶级的武库中又多了一样锐利武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试想一下当今的网络文章,网络辩论,不正是由当年的四大变化而来的吗?这种网络辩论又起到了唤醒民众,使人觉悟,使人转变,多么重要的作用?有多少原来污毛,恨毛,骂毛的青年人,转变成为毛泽东坚定不移的崇拜者和捍卫者？当然还很不够，因为光网络是远远不够的。
当代反修斗争特点2 (共4)
匡山清泉 2013/11/30
五, 失去了英明正确具有权威的领袖的领导，修正主义已掌控领导权，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情况下的和平建设时期。
和平时期路线斗争的这一种情况，这是我们着重要分析的。首先，我们应认识一下这种情况的特点。
1,这种情况的第一个特点，是走资派，修正主义已经掌权。无产阶级左派已经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和指导。这是很明显，也很主要的一条。文化革命中,当走资派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许多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疯狂镇压起来造走资派反的革命左派时，毛主席即时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内容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于是大批因批判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同学，老师被解放了。更勇敢的投入到批判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到了1967年，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得主动，面临建立新的革委会领导班子，但革命派内部各个派别却因为有的派别提出以我为核心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侯，毛主席在7,8,9三个月的南巡讲话中，对各派大联合及时发出指示:” 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他要作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狠批了革命派队伍中的错误思想，使很多地方顺利建起了三结合的革委会.
但如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十多年的路线斗争和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当革命派一旦失掉毛主席的领导和关怀,立即受到走资派的残酷镇压,而且长期得不到纠正.比如河南的张钦礼一案:随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逝世，“揭批查”运动开始了。一九七八年，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此时，兰考县突然划归给周化民盘踞的商丘市）。以“煽动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军”、“ 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编造焦裕禄事迹”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包括当年四个红旗大队党支书（除韩村女支书杨素兰逃出来之外）全部被捕，另外还有当年反对“浮夸”、跟随焦裕禄、张钦礼除“三害”的一千二百多名老中青干部统统被扣上“xxx”的帽子被捕判刑，很多人死在狱中，其中还有张钦礼的弟弟.引自”焦裕禄的旗帜高高飘扬”萧 甫 乌有之乡 而原来张钦的遭遇是怎样的呢?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吴芝圃逼着各县县长“放卫星”，张钦礼当场发言道，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 还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紧接着就是遭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 直到文化大革命批判吴芝圃的错误,才给张钦礼平了反，回到兰考县工作 1966年12月25日，兰考被批准开展农村文化革命。以焦裕禄所树四面红旗为主体的全县农民、工人，仅仅按照中央的“十六条”，与否定长篇通讯的县委机关干部辩论一个多月，就被地委、县委定为“张钦礼反革命集团”，于1967年1月29日开始，进行了为时近两个月的连续抓捕。此时，兰考先后被抓进监狱的干部、工农群众、青少年学生，计1260余人，兰考关不下，分押到东明，杞县监狱。焦裕禄生前的除三害办公室干部、比较得力的助手、所树红旗队负责人、所交农民朋友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张钦礼一进监狱，就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在狱中关半年之久，捆绑批斗，游街100多场，每场批斗的核心内容，就是让他承认向记者撒谎，写出了长篇通讯。张钦礼不承认，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绳、紧拷，直至打昏在地。引自”焦裕禄的旗帜高高飘扬”萧 甫 乌有之乡.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7249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 1970年8月近3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引自”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韩德强 乌有之乡.一个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在极左和走资派干扰严重的文革时期,仍然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好干部,在毛主席在世时,虽一再遭到走资派的迫害打击,但仍能得到最终的解放.到毛主席死后,却最后用莫须有的罪名(根本沾不上边)判了十三年徒刑.这一悲剧是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
又如河北省:“农民和基层干部普遍反对分田。基层的阻力越大，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就越是采取极端的法西斯手段针对基层干部，其中一些毛泽东时代农业先进集体的领头人,则被他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河北省著名劳模吕玉兰，被分田帮在河北的跟风干部安上莫须有的“八大罪名”审查三年，得益于分田帮制造的良好政治氛围，这个收到周总理高度重视的著名劳模在53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而沧州地区劳模叶颖芬受到各种残酷迫害，曾经一度准备自杀。“引自“河北著名劳模叶颖芬１９８２年写的两份遗书” 老田 乌有之乡
一枝清荷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颂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还发表了其它一些忧国忧民的好文章。而后,没有屈服于第三军医大学校方领导所发出要其自动辞职的威胁,最后校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有向校长请假（但是已按规定向上级请假获得批准）休假两天]将其开除.引自 “颂毛易获罪，颂蒋伴荣光” 老泥头 乌有之乡
当时只30万城镇人口的四川省自贡市，据不完全统计，在“揭批查”运动中就有260多人被无辜判刑，还不包括被株连批判及隔离审查者。就连当时的四川省革委副主任、32111钻井队的灭火英雄，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模范彭家治，也被弄到全国石油系统进行残酷游斗，将他打伤致残，再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年，且屡经申诉，多年上访，均不闻不问，置诸不理。引自<关于对全国性“揭批查”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冤、假、错案的揭露倡议> 布衣山人, 毛泽东旗帜网.毛主席亲自批示：“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298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
为响应党中央“让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的号召，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学哲学的带头人，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引自<胡耀邦1977年当上中组部部长后大抓“三种人”> 陈时秋 ,乌有之乡.云南的揭批查运动，云南省委违背宪法、法律和中央政策，派性和权力相结合，将文革中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四人帮’云南帮派体系”，他们否定文革，向参加文革的一派人民群众，反攻倒算，动用专政工具，使150多万人受到审查批斗，15万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理，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将5万多人判刑入狱，判死刑2人，打死逼死1000多人。制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冤假错案。”抗议与诉求” 云水怒放 毛泽东旗帜网 我们这些人里面，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建国前就入党的老干部；有烈士后代，五十年代的劳模；也有文革期间的在校学生和基层干部群众。就因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两案”清查运动中就遭受不公正对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至判刑入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据统计，方城县原县委委员共48人，被立案审查处理的就有18人；县直和乡镇（原公社）两级正副书记、主任被立案审查处理的200余人；全县共被判刑40余人；以“莫须有”之罪关押数年后无罪释放30余人；关押期间逼死十余人；“双开”、“清退”400余人。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和河南省委［1983］100号文件精神，这些人早就应该落实政策，给予出路，但截至目前，有些老同志已经含冤离世，方城县委县政府却没有解决一个。引自<河南省方城县文革“两案”人员关于要求落实中央政策的上访信 西门向左 乌有之乡 2011-3-1 .以上仅仅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得逞后遭到打击迫害的沧海一粟,在全国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冤案.
看看毛主席逝世后修正主义头子一上台如何对当初造修正主义路线反的革命派疯狂反扑打击迫害的吧.他们在这些所谓的揭批查,清理三种人的运动中本着一种甚么原则在进行呢?邓小平，提出所谓“三种人”， 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对三种人进行了定义:“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19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又把三种人定为“三种人”是指： “造反起家(作者按:前面的文件还有个定义: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这里干脆把定义取消了,把所有响应毛主席文革中的号召,起来造走资派反的全部都包括进来了)，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但当北京不少市民按以上文件所说三种人上诉中央,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时。不料，**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
实际所谓三种人中只有打砸抢分子,造谣污蔑混水摸鱼挑起武斗的人,是严重违反毛主席教导的,也是违反法律的刑事犯罪,值得清查.但跟据**的批示,高干子女参加联动搞严重打砸抢的分子,因为是自己的子弟,反而是可靠的接班人,不于清查.那不是说,中央文件所说的话不算数?而且,这本身就是在搞帮派清查,还清查甚麽帮派呢?再加上邓小平说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就是说老干部,你们说了三种人说的话,做了三种人做的事,只要你们和我一起,站到向文革反攻倒算的立场上来,一概不叫你们三种人.否则,三种人的帽子等着你们,照样给你们扣上.因为有”违心”二字,你承認了违心,投降过来就行了.这不是明显的在拉帮结派吗?还清理甚么帮派体系呢?1982年当时中央的两份有关清理三种人的文件加上**的批示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是邓小平上台后,组成的复辟班子,拉帮结派,向文革中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疯狂反攻倒算的动员令和说明书.他们迫害和打击的对像十分清楚:凡是文革中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走资派反的,凡是在生产中,工作中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主义集体国有利益的,不管你是干部还是群众,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工人,农民,或有过战功的功臣,通通找个借口把你打下去,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于是投机取巧说假话的人,损公肥私自私自利的人,欺上瞒下溜须拍马的人纷纷得势.在如此上行下效的行为下,开创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说假话编织慌言的时代,一个贪官污吏愈反愈多的时代,一个假冒伪劣愈禁愈烈的时代,一个环境污染愈治理愈严重的时代.他无耻的吹捧自己的时代是科学的春天,可科技界2007年评选出来,解放后新的四大发明,全部产生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污蔑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派,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是,他们把文革期间,革命派抓革命促,生产产,促工作,促战备而搞成功的重要的科研成果,运十大飞机,借口是四人帮搞的强行扼杀. 他们从宪法中取消了毛主席付与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四大”.在邓小平的”不争论”的走资派舆论专制路线下,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倒行逆施,为所欲为,再不会担心有人来干涉和纠正他们错误和罪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除了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和信念坚持与修正主义斗争,在斗争中改进和纠正自己外,再也盼望不上毛主席来解救和帮助他们了.
当代反修斗争特点3(共4)
匡山清泉 2013/11/30
2,第二个特点,修正主义当权派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但他不说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说他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甚致说他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把他的资本主义私货包揽近尽.也就是说,走资派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请看他们是如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记得革命导师曾再三教导我们,看一个政党,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来恒量他们呢?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是要看他们怎么作.然而三十年来的社会实践他们是如和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呢?这里我们仅拿原则的第一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来说就可以清楚他们的真面目了.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再次就农村改革发表重要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凤阳小岗的大包干。“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从1982年起至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发出1号文件，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小岗村一个生产队最先实行的大包干成为我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方式，至1986年初，全国超过99.6%的农户实行大包干。引自”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 陈窗 曾德方中国教育和计算机网、百度帖吧经济吧”
这其中修正主义执政以后的党中央,从1982年起至1986年每年所颁发的1号文件,实行和稳定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们作贼心虚,欲盖弥彰取了一个非常拗口有非常莫糊的名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老百姓和外人看来似乎他们是搞的是一种集体经济的不同方式,是为了要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这个集体经济的。但让他们的后台老板邓小平一语道破了天机：“包产到户”，“大包干”其实质就是“单干”。为了怕人们再回到集体化的老路，利用手中的权力，干脆把人们的退路堵死：在基本上强迫全国农村实现了大包干后，便取消了人民公社，把它改为乡。取消了大队，生产队，把他改为村。直到这时他们强迫中国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马昭之心才昭然若揭。
我党历史上毛主席历来批判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方向
1962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曾议过包产到户的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个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
当天下午，毛泽东即约见陈云。陈云申述了主张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八年。”毛泽东不以为然。实际上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集体经济及相应的政策,只化了两年时间,到64年就达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目的.请参考以下数据.
糧食总产量：62年为16000万吨，比上年增长8.5%；63年为17000万吨，比上年增长6.3%；64年为19250万吨，比上年增长13,2%；65年为19450万吨，比上年增长1.0%；66年为21400万吨，比上年增长10.0%。
棉花总产量：62年为75。0万吨，比上年减产6.2%；63年为120。0万吨，比上年增产60%；64年为166.3万吨，比上年增产38.5%；65年为209.8万吨，比上年增产26.2%；66年为233.7万吨，比上年增产11.4%。
油料总产量：62年为184.2万吨，比上年增长13.8%；63年为221.0万吨，比上年增长20.0%；64年为299.7万吨，比上年增长35.6%；65年为327。2万吨，比上年增长9.2%；66年为351。1万吨，比上年增长7.3%。
牲猪总头数：62年为9997.2万头，比上年增长32.4%；63年为13189万头，比上年增长31.8%；64年为15247万头，比上年增长15.7%；65年为16693万头，比上年增长9.5%；19337万头，比上年增长15.8%。转引自”毛泽东论包产到户”－李锐“非毛 阎万寿360 DOC 逍遥之游2007-01-24
可见，陈云、刘少奇和邓小平尽管也讲到“包产到户”但都毫不讳言“分田”，或“分田到户”。这种用恢复个体经济，来克服农业困难的办法，毛泽东批评为“单干风”，这是指明了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一直就这么认为，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与农业合作化必须同步；否则，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将面临绝大的困难。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不是不能增产，但“增产有限”。而且势必引发贫富两极分化。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谈了一下。西南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阶级分化得很历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所以，他坚决反对倒退到个体经济。转引自”毛泽东论包产到户”－李锐“非毛 阎万寿360 DOC 逍遥之游2007-01-24
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阶级问题，形势问题，矛盾问题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批评包产到户，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是重视“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毛把这个问题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不要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很厉害。他描绘了一幅阶级分化的景象：“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1962年8月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的讲话）转引自”无知、无赖、无耻文人的疯狂表现”小人未敢忘忧国 乌有之乡2009-2-22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5月25日对陪同他的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们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中就包括他们在62年所推行的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在文革中所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提到的,”1962年的右倾”也就包括他们当时在农村刮起的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可是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对毛主席苦口婆心的教导,采取阳逢阴违,阴险狡诈的手段:毛主席在世时承认错误,保证永不翻案.等毛主席一去世,一朝骗取了权力,便采取欺骗和镇压的两手,重新推行他的资本主义私货.把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领导下辛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几年之内催毁殆尽.包括从体制上彻底废除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制度;从组织上采取不换思想就换人及打成四人帮的帮派后,实施打击,迫害;物质上把几十年集体经济积累起来的水利排灌设施,大型农业机械,集体绿化的山林几乎荒废和催毁殆尽.(有关这方面的详情,网上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想了解的网友可到网上查找.)这就是他所谓的坚持社会主义!
工业和其他战线的情况也正如毛主席所予料的,紧随农村的包产到户之后,也走上了改变所有制的路.我们只要举出修正主义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的名誉下对国营和集体企业私有化浪潮中的两个例子就可以看清问提的实质了.
湖南省长沙市1999－2000年的国有企业“改制”，是“界定式私有化”的典型。“界定式私有化”是秦晖赋予的名称，指的是政府有关当局以“界定产权”的名义，下发文件实施行政性的划拨，将国有财产无偿地授予私人，特别是授予原公有企业的个别领导。
请看他们是如和巧妙的实现这种世界上最无耻的掠夺的:
1999年11月30日，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29号文件），要求“界定产权”，实行“两个置换”——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让职工走向市场。2000年1月29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长沙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简称3号文件），就上述转制原则具体明确了政策。在这两份文件的催动下，新一轮国企改革在长沙轰然启动。
2000年四五月间，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它们从原来的“国有独资”，“置换”成国有资本不控股或仅仅相对控股：国有股依次仅占6%、21%、32%。此举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典型的“靓女先嫁”：这是三家效益好、规模大，通常被认为“没有改革必要性”的大型企业。
而此次转制来势之迅猛也极为罕见。“通大”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便走完了“置换”的全部关键程序：员工购股、身份“置换”、召开首届股东会、员工重新招聘。“湘江涂料”、“友谊阿波罗”也“以相似的速度驶过了这条股改快车道”。
于是２９号文件提出了重新“界定产权”的原则，３号文件则进一步明确：１９８３年底企业的净资产和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以后国家专项拨款形成的资产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以后企业税后留利积累形成的净资产……界定为企业集体资产.从税后留利提取的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生产后备基金，减去应交“两金”（能源交通基金、预算外调节基金）、新产品试制损失（流动资产部分）、弥补职工福利基金赤字和其他消费性开支后，全部划为“企业集体资产”。
根据这两个文件这样一“界定”， “湘江涂料”的国有资产比例便由100%变为20.53%。再经过“剔除不良资产，挤干水分”，“湘江涂料”被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为7000多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1500多万元。对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再按“国有产权一次性买断可实行50%的优惠”的规定，由“湘江涂料”用500万元“买断”其中的1000万，只剩下500万国有资本进入改制后企业资本账内。新公司总股本6000万元，其中国有股只占8%左右；社团法人股占7%，社会法人股占3%，职工个人股占80%。作者按:先把国有资产的绝大部分界定为集体资产.
产权界定完之后，紧接着便是把被“界定”的企业资产“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按照“集体资产可以量化到人”的规定，根据职工的岗位、工龄和贡献配股。配股作为对职工身份置换的补偿。而在此进程中则坚决实行“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长沙市特别强调：这次改革，要确保经营者能持大股。29号文件和3号文件都对改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作出规定：在股本设置时，要向经营层倾斜，鼓励企业经营层多持股、持大股，避免平均持股；鼓励企业法人代表多渠道筹资买断企业法人股，资金不足者，允许3-5年内分期付清（亦即可以以未来红利冲抵）。在以个人股本作抵押的前提下，可将企业的银行短期贷款优先划转到企业经营层个人的名下，实行贷款转股本，引导贷款扩股向企业经营层集中。
秦晖尖锐地指出：“长沙案例”最基本的机制是“界定”！“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由于国有资本存量太大难以卖掉，就干脆采用划拨方式径自将其从‘国民所有’ ‘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老板拿大头。转引自”私有化的所谓企业改制典型案例 “ 乌有之乡 左大培
再看左大培先生在本文中的分析:这样的“界定产权”恰恰从私有制经济的角度看是完全荒谬的。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以初始的投资为本而滚动产生的“积累”通常都被视为企业所有者的财产，而企业的初始投资者通常就是企业的所有者。按照这种私有制的逻辑，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以国有企业的初始投资为本而滚动产生的“积累”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归根结底是全体人民的财产。长沙市将国有企业中以初始投资为本而滚动产生的“积累”“界定”给所谓的“企业集体”甚至少数企业领导，就是将国有财产无偿地授予少数私人。
作者按:为了使界定出来的集体资产能够划到市领导的亲信手中,又规定了“集体资产可以量化到人”和 “坚决实行“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有了这个原则还不算,还”鼓励企业法人代表多渠道筹资买断企业法人股，资金不足者，允许3-5年内分期付清（亦即可以以未来红利冲抵）”这么优惠的条件还嫌不够,还要加上”在以个人股本作抵押的前提下，可将企业的银行短期贷款优先划转到企业经营层个人的名下，实行贷款转股本，引导贷款扩股向企业经营层集中。”根据这些优惠条件,就是说:少数市领导的亲信,可以无本万利的把上亿元的国有资产一下子就据为私人所有.既无风险,也不要辛劳.只须要你是领导看中的红人.多么”温柔”的改制!(在 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长沙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细则》文件的指导下)多么”和谐”的改制! (“通大”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便走完了“置换”的全部关键程序：员工购股、身份“置换”、召开首届股东会、员工重新招聘. “湘江涂料”、“友谊阿波罗”也“以相似的速度驶过了这条股改快车道”。)正是在这样”温柔”,”和谐”的改制中,把本属于国家的,全体人民的,工人阶级的财产,悄无声息的划归到了个人手中,完成了比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还要血性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这就是他们高唱的所谓”坚持社会主义!”
下面是江苏盐城江动集团改制的实例:
重庆黑恶势力在盐城黑恶势力、腐败势力的配合下，用黑恶势力的一贯手法，不化一分钱“买”到一个固定资产13个亿，净资产5.6个亿的上市公司。
重庆东银集团是个名不经传的小企业，其集团下属的迪马公司是江动集团投资上市的公司，江动集团第一次投资就是六千万，第二次投资就是四千万，是迪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可以说重庆东银集团是江动集团一手扶持起来的民营企业。而江苏江动集团改制时是官方评估固定资产13个亿、净资产5.6个亿的上市公司。江动改制时重庆东银集团名义上是以1.5个亿收购江动集团，实际上重庆东银集团一分钱也不用自己掏，全是江动集团投资东银集团的钱买了江动集团。正如江动集团董事长打电话动员重庆东银集团董事长罗韶宇收购江动集团时说的“你放心，不要你掏一分钱”。
由于重庆东银集团董事长罗韶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xx的侄儿，小企业收购大企业，被市委书记张九汉吹为小鱼吃大鱼，慢鱼吃快鱼，与罗韶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xx的侄儿有关，究竟罗韶宇是不是xx的侄儿虽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证明的，就是重庆黑恶势力与盐城黑恶势力、腐败势力相互勾结，打着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xx的侄儿的名义“收购”江动集团的。
1,威协下的改制.
在通过江动集团改制方案时，市政府出动以市公安局副局长肖长春带队防暴警察和派出所抽调的一百多名警察在会场外“维持秩序”，营造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并现场拘留几名持反对意见的职工来威胁、恐吓职工和职工代表。在通过改制方案会场内，四周临时装了摄像头监控会场，解散正常的职代会小组，以各行政单位划分为临时职代会小组，各单位头头坐最后一排监控自己单位的职工代表填票情况，并由各单位头头收自己单位的职工代表填的票统一投票。这种名义上由职工代表投票，实际上职工代表是在白色恐怖恐吓、挟持下身不由已地只能根据领导意图违心地填票而自己还不能直接投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