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看到客厅里发生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笑笑，没有说话。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④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 在长沙的近四个月中，毛泽东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尽管他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中已表示，从明年（一九七五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但第二年元旦后，毛泽东仍见了两批外国客人。同在武汉时一样，陪他会见外宾的中方领导人仍是邓小平（四次）、李先念（两次）等。 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这位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不少是他所喜爱的传统剧目。看过被江青一伙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园丁之歌》后，他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一九七四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时，湖南的造反派也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出现的动乱因素。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没有，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的意见。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的。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二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说了一遍。她还要王、唐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唐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这年一月下旬，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飞往长沙。毛泽东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这天早晨，他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一、关于批林批孔运动 胡绳的《七十年》说：“毛泽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要借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在前一时期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第450-451页） 本书原文说：“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毛泽东“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否认：批林批孔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起来的。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不仅是要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一方面，一些恢复了工作的老干部，不能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不满情绪，并且不时在工作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从九大以来，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过程中，以及批林整风中，一些地方又错误地打击、压制了许多“造反派头头”和“亮相干部”。这些问题，当然必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实际加以解决。 但是，江青等人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一个是不经过政治局讨论擅自召开会议、散发材料、录音报告等，违反了组织纪律。一个是提出批走后门，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地一些在前一段受到错误打击压制的造反派头头，又重新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影响了安定团结。 说什么江青等人是要“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为了证明这一点，就把各种文章中联系实际批评各种错误思想的文字，都说成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显然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为后来“打倒四人帮”制造事实根据。 二、关于江青不同意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 本书说：“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 历史哪能这样写呢？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江青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讨论出席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时，当然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同意邓小平任团长，怎么就成了扫除“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呢？ 这件事还说明，江青对许多重大问题采取的立场，都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判断，并不是事先知道了毛泽东的意图。如果江青采取的立场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那是她善于学习研究，具有一定政治智慧；如果江青采取的立场违背了毛泽东的意图，那是她思想上仍然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对问题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想得不深。 三、关于筹备四届人大 胡绳的《七十年》说：“毛泽东对江青一伙进行多次批评，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第453页） 本书原文说：“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江青等人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事情很清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 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毛泽东的谈话，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人事问题上，毛泽东确实是要建立一个以老人为主的人大常委会，一个仍然以周恩来为核心，又以邓小平为主要助手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和军委工作班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国家大事仍然需要有经验的老干部掌舵；第二文化大革命中新上来的干部，需要老干部带领；第三，新老干部的结合，有利于全党的团结；第四，领导班子是否称职只有放到实践中去考察。 毛泽东这样做，并不等于他排斥或放弃了重用文化大革命中新上来的领导干部，更不是什么要“挫败四人帮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事实上，他当时作了这样的安排： 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王洪文 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张春桥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二） 主持中军委日常工作的是：邓小平、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均为常委） 总参谋长是邓小平，总政治部主任是张春桥 张春桥还主管党务、毛选五卷的编辑。 姚文元主管出版、宣传。 纪登奎为国务院副总理，还管组织部、中联部。 没有具体分工就只有江青，对于她，毛泽东说：““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这看起来是没有主管具体的部门，是“无为”，值得注意的是后一句话“我也是”，这叫“无为而无不为”。 在这一年中，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确实有好几次批评。有些话还说得比较重。从华国锋开始，为了打倒江青等人，就充分利用了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对毛泽东的一些话甚至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本书对这件事也大加渲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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