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厂模式的兴起与工人阶级的崛起（札记1）

札记1：血汗工厂模式的兴起与工人阶级的崛起

以下内容为近来阅读报刊和访谈而得出的一些思想碎片，仅供记录与讨论

成千上万的年轻工人们如军队般被管理着，在庞大的厂房中机械地从事着枯燥而重复的计件工作，每班12小时每天24小时轮班工作，一周连续工作6天，生产着自身无力消费发往数千公里远的消费者手中的现代工业产品。工人们居住在4到8人的宿舍中，如果不加班工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由于身处远离家乡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地方，不会说本地话，工友间又无法交流，缺乏必须的社交和心理抚慰。

这就是21世纪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链中的关键一环——血汗工厂模式。为包括苹果、索尼、诺基亚、黑莓、摩托罗拉、戴尔、惠普和联想在内的近20家国际IT巨头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和游戏机的富士康则是成为其集大成的典范。在富士康工作的工人每天接触着成千上万的苹果手机，但少有人能凭工资收入给自己购买一台苹果手机。

虽然从绝对的物质指标上而言，富士康的生产环境和工人生存条件绝非是血汗工厂排行榜中最糟糕的（与苹果公司和美国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公平劳工协会（FLA）甚至称富士康并非“血汗工厂”，其条件优越于绝大多数工厂），但在剩余价值剥削和强制管理模式的精细化、结构化和制度化上，却是无其他厂能出其右。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总需要依靠拙劣的暴虐来实现剥削，而往往是通过效率最大化与利润驱使来进行奴役。

今天，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模式已经不再仅仅发生在耳熟能详的中国和其他亚非新兴经济体中。根据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的《富士康欧洲代工厂被指责》与公开民主网（Opendemocracy.net)的《中国也许很远，但富士康就在门外》（China may be far away, Foxconn is on our doorstep）的文章描述，富士康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设立的加工工厂大量招募来自东欧罗马尼亚、匈牙利，乃至蒙古、中亚和越南的工人工作，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在中国和印度等地并无差别。众多大规模生产企业对此都跃跃欲试，而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和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以吸引这些以血汗工厂模式著称的企业。

经过三十年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中，全球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满足于从中国的血汗工厂向全球出口廉价产品，而且开始热衷于出口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血汗工厂模式-其本身。而今天的欧洲在应对新兴国家的血汗工厂模式时，也不得不采用相应的血汗工厂模式。这就是所谓的竞次效应，除在拥有核心技术的产业外，在一般产业中不把劳动力成本和针对工人的保护降低到相应程度，就无法在“自由的全球市场中”进行竞争。

正如数百年前的欧洲在资本主义萌芽初起阶段，本已进入封建小农生产阶段的欧洲重新复辟了更为暴力和奴役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西欧殖民者大规模掳掠非洲人口在美洲等新殖民地进行奴隶制庄园生产方式以获取现金，而东欧也全面恢复了农奴庄园制以对抗西欧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如此则不足以抗衡以庞大人口基数和自然资源为条件的超稳定的东方世界的封建制生产方式。今天全球资产阶级先是通过产业输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劳动力套利，然后又通过全球化市场竞争，摧毁欧洲原本通过数百年阶级斗争与改良妥协得以建立起的相对稳定的“福利社会模式”，劳工生活水准和基本权利的保障被不断侵蚀，而百多年前旧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模式得以重新复辟。

事实上早在1个多世纪前的19世纪末，恩格斯在与友人佐尔格和考茨基等通信时就指出：

“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

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和广大亚非拉新兴经济体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之时，也正如恩格斯所预测的资本主义制度也确实在其故乡和发源地欧洲遭遇了历史性的危机。

老欧洲危机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传统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或凯恩斯主义的改良都无济于事。各国工人和青年失业率高涨，如希腊和西班牙等国青年失业率长期在50%以上，促使不仅在欧洲内部初现大规模的流

动工人浪潮，甚至一些青年人选择远赴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前被殖民地区寻找就业机会。而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消费主义的副产品更是进一步加剧危机的严重性。

虽然欧洲各国各地抗议与罢工此起彼伏，但从2011年到2012年的泛欧联合抗争和所谓23国总罢工即可看出，传统的主流工运与左翼政治势力甚至连利用形势谋取自身政治实力发展的“政治野心”都已经阙如，更不必说在意识形态上主动赢得群众和工人阶级整体。而新自由主义和放任多元劳动力市场导致工人阶级内部（欧洲本地传统工人和以临时流动为主的短期外国劳工和非法劳工成为壁垒森严的两个阶层）传统的改良主义左翼政党早已“改良”的和右翼在面貌和实质上没什么区别，而边缘化的革命左翼则面对疲态尽显的工人运动现阶段实在是有力使不出。甚至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是否还在后工业化的欧洲社会存在，也成为了新左翼们的讨论热点之一。

一方面，传统左翼与工会运动虚弱无力，徒具形式、既缺乏斗志又缺乏组织。另一方面，各国资产阶级促进社会的右转，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屡屡抬头，如在东欧的匈牙利和南欧的希腊等国，新法西斯主义政党不仅在政治体制（政府和议会）中登堂入室，与体制内右翼政党合作；而且日益暴力化和准武装化，攻击左翼分子、少数族群和外来移民。这一局面导致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不仅远远落后于现实危机与阶级斗争形势，甚至落后于他们自身的愤怒情绪，从而也为极右翼、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良机。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和抗争的路径仍然有待寻找。

但整个故事远不止于此，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的、集中的和强大的无产阶级。因此它已为历史贡献了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模式在中国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兴盛，正如当年资本主义早期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封建制末期重新复苏一样，在私有制下通过复辟更为野蛮的旧的生产关系摧毁已经稳定化的主流生产关系，不过在摧毁旧生产关系中，新兴的“工资奴隶”大军们也在大规模地崛起，并不可避免地成为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力量。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整体上从事大生产的工人（包括服务行业工人与从事工业化农业的工人）数量超过农村中从事小农生产的人口。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各国数据统计，2011年中国共有8.17亿适龄劳动人口。其中29.5％工作在工业部门中，35.7％工作在服务业，农业部门只雇佣了34.8％。2011年印度劳动力总数为4.67亿。服务行业的工人占总劳动力的28％，工业部门占19％，合计为47％，其他53％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但在未来5到10年，印度工业和服务行业工人总人数将超过农业部门工作的人口。这一格局同样适用于孟加拉国（工业30％，服务行业25％，业占45％），印尼（工业22.2％，服务业47.9％农业占38.9％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数量和城镇人口还在迅速增加中。

尽管到现在为止新兴亚非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上仍然在初始阶段，但工人阶级不仅是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信和主观愿意进行反击。假如说百多年前工人阶级作为仍然占世界人口少数的新兴阶级（在欧美，即使在二战后到20世纪60、70年代虽然工业社会已经确立百年，小农生产仍然维持相当的比例-特别是要考虑到东欧和南欧的半边缘国家和前共产主义阵营，而在亚非拉则农业人口还是占绝对多数）已经显露出无与伦比的阶级勇气与阶级力量的话，并以惊天动地革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天这个阶级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

在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些人口众多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崛起的工人阶级将如何塑造未来的世界？南方新殖民世界的劳动人民是否会成为新世纪的主要抗争的力量颠覆旧世界？并最终为全球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铺平了道路？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纪的命运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

(责编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