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复辟之路 一、把持话语权进行思想舆论方面的严格控制 农村相对于城市，政治运动的深入和普及程度还是要低很多，而且封建性的宗族观念还依然起作用，文革时期的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农村的大多数当权派而流于形式。但城市就不同，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主体，各级城市是各级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工业交通及经济中心，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就极为激烈，城市人民群众对文革、对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解也更为深刻。所以，要想在城市范围内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须首先淡化并逐渐瓦解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和政治热情。 对于设计师们而言，他们也有着强大的力量和一定优势。文革的斗争对象——官僚集团，他们并没有丧失阵地，尤其牢牢掌握着军权；人民并没有看清走资派的真面目，也就很难领会文革的进步意义和必要性，而且，在历经十年之久的频繁的政治运动之后，普遍的产生了疲惫甚至反感政治运动的心理，期盼过一种安定的生活。 所以，设计师很高明，说要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以一种保持安定的面目出现后，赢得了当时人民的一片欢呼，赢得了舆论上的主动。所谓的安定，就是再也不搞什么政治运动了。不搞运动，其实就是要人民远离政治不问政治。不搞运动，就是要强化官僚集团的利益，阻止人民通过运动来监督并清算官僚集团的非法行为。 但长期以来的政治教育，形成了人民关心政治的习惯和敏感性，怎么办？看看毛主席逝世后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他们做得多么高明。 他们首先是把文革的核心力量打掉。然后，那些真正理解，并有能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各级干部，都被以所谓清理三种人的方式彻底终结了政治生命，并形成了一种政治高压（有因此而失去生命的，不单单是政治生命，肉体生命也有失去的，坐牢的、被监禁的各种都有）——只要在实质上坚持继续革命思想的就被打击为四人帮余孽，永不叙用。这样革命群众就失去了主心骨，成了一盘散沙了。 接下来，强化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强化领导的权威性，弱化普通职工参与国家和企事业管理的民主权利。边缘化工会、共青团的作用使其成为党政的附属物甚至摆设，使普通职工失去表达意愿的重要平台。 再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鼓励计件工资制，以奖金等手段实行物质刺激，使广大职工得到眼前利益，稳定了民心，争取了政治上的支持和主动。 再是一箭双雕改变知青政策。停止知青下乡，并实行知青返城。一方面给当时的华国锋出了大难题造成大量失业，一方面设计师又以关心知青解决知青实际困难的面目继续赢得人心。知青返城后，一定程度上使知青人数多的城市（像上海、天津、北京）短期内出现社会秩序混乱、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问题集中出现等现象。结合政治路线的转变，信仰的初步缺失，自由化的逐渐弥漫，给此后的严打埋下伏笔。 86年严打，尤其89年学生运动的严厉镇压，使人民在事实上彻底接受了过问政治的教训（你还想过问政治，我就拿军事来治裁你），使民众从此一心听从强权（胳膊扭不过大腿），追逐个人的利益。 要达到人们在政治上的麻木和混乱，就必须否定原先的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观念，同时宣扬有利于设计师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所以，在舆论宣传上，明暗结合，进行了非毛化和西方民主化的思想战役。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占领。 在思想控制权被掌握了之后，他们开始了洗脑运动。首当其冲的是非毛化。就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晚年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探索，否定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功绩，颠覆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为此，他们精心组织炮制了张志新平反，使张志新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一个英雄，一个死亡了的英雄。鼓励各种文学刊物登载伤痕文学、回忆录等攻击文革（像纪宪林的、巴金的回忆录）。并把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时期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种种错误大量栽赃毛泽东，同时污蔑文革时期是崩溃、是倒退、是浩劫，持续不断的灌输，铺天盖地。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在人们认识中就变成了真理。这场战役复辟设计师们是相当成功的。 在教育方面，表面上依然让学生从小就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剔除了其中的灵魂，只剩下枯燥、呆板和教条，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使学生从心里反感和厌恶。与此同时开始大量讴歌西方，西方怎么怎么好，西方的社会秩序、生活质量、民主自由，让学生从小时候起就向往西方崇尚西方。 在文艺方面，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扶持纵容饱含着资产阶级腐蚀力的文艺来占领文艺阵地。比如，宣扬爱情至上和肉欲的小说、歌曲，宣扬封建思想和个人至上的影视剧，宣扬无视历史真实为蒋介石及帝国主义唱赞歌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等。 这场大的战役打下来，老百姓的思想彻底混乱，信仰崩溃，毛泽东时代世界首屈一指的民族凝聚力被瓦解了。 二、组织战线——培养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 对设计师们而言，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人民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是一场艰难的长征。社会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毛主席讲：“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于反革命事业也是这样。所以，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最可依赖的干部主力军。” 这支队伍的第一部分，是中国革命的元老派，是那些没有进化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民主革命者，这些人不理解或者尽管有一定理解但不接受文化大革命，他们因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巨大贡献，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些人很多在文革中受冲击。设计师们以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为名，恢复其权位，并落实各项政策，补发工资及相关待遇，并辅以高标准的住房（大肆修建楼堂馆所的一部分）等，使其与设计师们结成利益统一体。这一步骤是与清理四人帮分子密切结合的。 这支队伍的第二部分，来自反右运动的一风吹摘帽中的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打右派，正是他们搞指标，无限扩大，打了55万，实际可能远不止55万，有很多是冤枉的，但有很多也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但被胡跃邦一风吹摘帽，变成好人了。连他们自己都说我被打成右派一点不冤枉，我就是右派嘛（如茅于轼），很自豪自己是右派，他们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是准确无误的，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或知识分子，这些右派的奋斗目标和设计师们是完全一致的。 仅有这两部分显然不够，因为老百姓能够看明白——这是对毛主席时代政治运动的反攻倒算。怎么办？必须培养新生力量。 这个新生力量，就是通过抹杀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宗旨，强化社会的功利意识调动各级官僚的私欲，逐步扩大企事业各级领导的权力，弱化群众的民主和监督权力等，来塑造一个一心往上爬、一心谋私利、逐步明确地奔向资本主义的新官僚体系。这个步骤大致如此：通过逐步取消正常的党内及政府民主生活制度来减少来自基层的民主压力（就是搞“一言堂”），恢复并强化官本位意识（大家都培养奴才，不听我的就穿小鞋），简政放权，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相当厉害，很多人“走私”、搞“官倒”，怎么搞官倒啊，就是搞计划内的价格），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承包，管理层收购等等，使腐败大肆横行（甚至一夜暴富），利用物质手段牢牢控制了官僚队伍的阶级立场——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立场，打造了一个在中华大地上身体力行、英勇善战的复辟干部大军。大家都知道，我们年年都在反腐倡廉、反腐败，可这些腐败是怎么来的？是这些人不能够约束自己，不求上进？放松改造不小心变成了贪污腐化的干部吗？不是这样的！你要是清官你想上去，你想一心为老百姓，两袖清风，他不要你。就好像是强盗上了山，你怎么入伙啊？你得提着人头来见，这叫“投名状”，证明你手也不干净。你要干净了把我怎么怎么样，不行！我们这个政策就是需要你来贪污的，否则你怎么变成资产阶级啊？你不贪污、不腐化，我怎么相信你是资产阶级啊？所以，是中央的路线要求下，我们的干部队伍才前仆后继的变成了腐化官员的。你反腐倡廉，靠他们反腐倡廉？只能是越腐越厉害。然后，通过吸纳资本家入党、清理工农党代表等举措，变共产党为空壳，行资产阶级政党之实（我们知道文革时候工农成份的党代表占多数的。现在呢，可能连10-20%都不到，而且那些所谓的工农代表他哪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呢？那都是蜕变的。所以，这个政党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了）。他们践踏党内民主，破坏民主集中制，形成党委一言堂，造成各级党员干部成为驯服工具。这样设计师手上就有一个完整的、力量强大的干部队伍。 三、重建并扩大资产阶级的阶级队伍 光有干部队伍，好比只有了骨骼，还要有肌肉才行。所以，他们必须重建他们的阶级基础，以保证他们队伍的血液循环，新旧更替。这个队伍首先是历史上的大小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大家只要考察一下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那部份人的成分，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先富起来的就是这帮人，不是资本家就是地富反坏右。先说资本家是怎么发迹的，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之后，是签协议的，像毛选五卷里面就说，合营后比例公私比例多少，股息是多少，持多少多少年。但是文革之后，他们都放弃了（股权和股息），这个放弃不是说谁逼着你放弃、要求你放弃的，而是他们主动放弃的。当然这个主动也是被迫的，是不心甘情愿的。但是你不放弃的话啊，他们怕啊，怕被专政啊。放弃了之后，他们就吃不到股息了。可是改革开放之后，把他们未吃完年限的股息，都补发给资本家了。（想一想为什么国家的钱不够花的？）而且资本家的房产被征用了的，也作了补偿或者退还。比如有的资本家盖的寺庙，也都退回去了，所有权变成他们的了。有些解放之后，工人、贫民得住房子，没有住房怎么办呢？就住资本家的房子，好多家住这么一栋。改开之后，这些住房或者还让老百姓继续住着，但是给资本家以补偿，或者就直接倒出来给资本家，把所有权给取回去了，由政府再另行安置这些人。那么对政府征用的这些房子，有些是搞的门市部啊、办公室、幼儿园这样的，也是资本家的房产，依然在用的给他们（资本家）货币补偿，不再征用的就还给资本家了。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祖上积德显灵了。荣毅仁怎么成立的信托投资公司？他那个钱从哪来的？都已经共产共这么多年了，钱从哪来的？那是国家返还给他的嘛。至于地富反坏右，改革开放后就立即翻身了。可真是“胡汉三又回来了”，不但是回来了，而且那腰杆比以前还硬得多！以前还有个王法呢，现在是没王法了。他们不但是政治翻身，而且在物质上给予最大限度的补偿。对右派摘帽的人，还扩大了一部分，什么样的人呢？比如在当初在城市中做小商小贩的，后来给他们安排到农村去，也给他们分了地，使他们变成了农村的人员，变成了农民。这次也按照平反右派来落实政策，让他们返回城市，又成为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除此之外，为了分化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还恶毒的出台一系列政策，培植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比如，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和企业职工搞待遇双轨制，原有的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等待遇是基本一致的，甚至企业工人的待遇还要高一些，因为他们从事劳动强度要大，像矿业的、挖煤的、钢铁工人、水泥厂的工人、有毒有害工厂工人，还有各种补贴，待遇要高一些；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台的政策是双轨了，是拉大企事业单位身份的各种待遇，将打击面只限定在企业职工上，也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上面。那些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比如说，党政机关、医疗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社会公共事业、水电交通系统等等单位都变成了好单位。工资是一涨再涨，福利也是非常优厚。而那些工人呢，企业改革开放的政策冲击下也不景气，原有的待遇该取消的取消，该有的也只是名义而已，发不下来了。这样就造成了那些好单位的职工变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异口同声的拥护改革开放。这样就不但扩大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而且在人民内部制造了深刻的矛盾。你看，他们多会讲“战略战术”啊，多会抓主要矛盾啊，就对着你这个工人阶级。 四、篡改宪法和加强所谓法治建设 以完善和强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名，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管理，篡改了历史上最能体现劳动人民权力的《75宪法》。取缔或限制人民通过革命争取到的民主权利，如取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限制游行、集会、结社等。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明确宣布禁止工人罢工的权力的。 此后，加快引用资产阶级法制步伐，新的法律条文层出不穷。一方面，不断强化法律的威严，强化执法者的权利空间（这个权力空间其实就是腐败空间），一方面通过所谓法治，将人民的民主扼杀，稳固统治秩序。我们知道，法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制就能把阶级矛盾给治没了吗？法律能给劳动人民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吗？随着法律条文的层出不穷，我相信有许多律师也不懂这许多法律都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可能全面的都精通每一个新出台的法律。随着法律条文的增多，我们看看社会的案件是多了还是少了呢？结果，是立案的标准不断的提高，但是，案件的发生率仍然高涨。所以说，单靠法制是建设不出一个和谐社会的。 五、外交的投降主义 毛泽东时代，我国奉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对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无私援助，因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必须依赖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才能共同解放。这才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根本的策略。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全世界的一个统一战线。 复辟设计师们也是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上台后，果断终止了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及兄弟党的援助，声称不当头，要韬光养晦。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陷入低潮。 同时，积极寻找靠山，以确保复辟大业的顺利进行。这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应用——结成反革命的国际主义阵线。为此，投靠山姆大叔，以入侵越南为投名状，一箭多雕。既转移国内视线把握住军权坐稳了位置，又替美国出了气让美国放心，还耗用了大量的毛时代积累加剧财政负担，这一仗打出了40多亿元，给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找到了好的理由。 怎么投靠美国呢？设计师在79年元旦是在美国过的。为了与美国建交，表明自己要踏入资本主义末流阵营的决心，他出卖了民族跟国家的利益，默许美国对台军售，使解决台湾问题从此陷入停顿和后退。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口号深入人心，说出了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和意志，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上海中美联合公报中中美建交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你不执行这三个政策，我就不跟你建交。是美国求着咱们来的，而且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毛主席再活上五年八年的，那台湾自动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是美国求着中国来的，他要摆脱经济危机。 可是，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中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但是，1月26日卡特总统就提出了对台湾关系法的议案，众参两院分别于3月26日和3月29日通过。这个与台湾关系法，1979年4月10日签署生效。也就是建交之后100天，另外就出台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是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是公然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你断交、废约、撤军都答应了，然后，你背地又出台这么一条法律来给台湾他们提供武器，这不是公然违反联合公报吗？仅100天！如果你真为了维护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完全可以终止这种外交关系，这是根本的原则。但是，人家美国并不是不守承诺，根据卡特公布建交28年在北京公布他的日记称，是邓小平求着美国掩盖他的承诺，他是默许了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所以咱们老百姓被蒙在鼓里。人家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中共高层是知道的，但是佯作不知，跟老百姓说不知道，指责美国是怎样怎样，在外交上一遍一遍的抗议。那我们得想想，你这些外交抗议到底是给谁看的呢？你掩盖事实真相到底符合谁的利益呢？当然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美国的利益不正和设计师的利益捆绑到一块了吗？不恰恰反映了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来共同欺骗和对付中国人民吗？到底是谁在卖国？谁在当汉奸？是什么单独西化派吗？不是啊！是整个修正主义的统治集团在卖国，在当汉奸！我们声讨汉奸不要简单化，以为只有什么西化派在卖国，从根上，修正主义本身就注定了要卖国。 此外，我国的情报工作发生重大转向。全民一体的对外警戒体系被放弃，基本放任外国各类情报人员混迹来访游客对中国进行间谍工作。而我国对外的情报工作本来是由中调部派往海外住使领馆的人员从事，变成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专项职能。情报工作变成了只与官方有关而无需全民参与的事情。禁止海外使领馆的人员从事相关工作。 六、国防的主动退却 为什么总是统一不了台湾？事实上他没法统一，早已经被出卖了，只是面上不敢跟老百姓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八亿人民八亿兵的时代，是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时代，是任何外国敌对势力都不敢轻言冒犯的时代。这一方面靠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的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一方面靠矢志不渝地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和高精尖科技探索。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尽管只是主要的代表，却足以让国人振奋让敌人胆寒。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且具备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势头。 可是，对于复辟者而言，这却是复辟大业的障碍，也是外国主子的心头大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许许多多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用工业科技项目大批的下马，http://bbs.cqzg.cn/thread-652590-1-1.html这里仅记录的是毛泽东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不包括众多的重大民用工业和科技项目的下马,比如船舶、数控机床，大型工程装备等，最典型的运十飞机下马。在下马风的同时，国防科研部门在全民经商、国防靠后口号下，叫军队忍一忍，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宣扬声中，被迫向外流失。最终使中国至今仍臣服于外国产品面前，巨额外汇白白花掉。 让我们看看国防军工的下马项目（截止到1982年）： 1、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其中主要有： ⑴、远程轰炸机；⑵、对地强击机；⑶、空中优势战斗机；⑷、大型军用运输机；⑸、武装专用直升机；⑹、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2、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其中主要有： ⑴、中国早期航母；⑵、“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 ⑶、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 3、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其中主要有： 大型驱逐舰计划，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直－7下马；直－8下马；歼10搁；多项核潜艇被PK；DF7惨遭肢解被销毁； 此外还有国防及民用尖端技术被自动放弃，如：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工业自动化项目，数字焊接系统等。说我们的科技不进步，这些东西下马了，怎么进步？腰怎么能硬起来？腰杆软了，是我们中国人不行吗？这叫“自废武功”啊。没有这种自废武功，怎么会有使馆被炸、飞机被撞、商船被查等等国耻？我们知道，民族工业的技术大多来源于国防军工的技术，军工的技术慢慢落后了，那民族工业也从此无力创新，去迎接外资企业的挑战。 七、制造民族问题埋下分裂的种子 毛泽东时代，堪称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典范，各族人民友好相处，真诚和睦，都把自己当做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有各种文字及文艺资料作为证据。 在西藏，59年叛乱被镇压后，随之进行了民主改革，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从1964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开始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至1975年底，在西藏除阿里地区之外的将近2000个乡中，先后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1975-1976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又领导了全区范围内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被消灭，藏独失去底层民众的支持。不仅如此，达赖失去了宣传藏独的途径，藏传佛教也在人们头脑中一度有所淡化。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农奴充满解放的喜悦，还有谁一定要依靠宗教呢？在很多贫苦农奴看来，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的神，在文革中他们敢于去摧毁过去被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而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同时，在中美修好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的筹码作用降低。1972年美国撤销了负责达赖流亡人员救济的难民事务专员公署，停止援助，并一再拒绝达赖访美；尼泊尔调动1万多军警，消灭并解散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丹逮捕了达赖派去的骨干分子，限令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达赖只能哀叹：“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自此，达赖穷途末路，开始试探我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多次暗示他将返回祖国。 作为复辟者的设计师们是怎样推进他们的事业的呢？请看： 1978年12月28日，设计师接受美联社采访，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邀请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1979年初，邓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指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并表示“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并问达赖可以派多少人过来，嘉乐顿珠表示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后每年增加。设计师马上说，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设计师还劝说，过去的社会迫害了很多人，别说藏族一个区域，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设计师举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设计师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 1980年胡要邦要求解决六件大事，：一是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二是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三是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四是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五是加强藏文化的地位；六是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而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其核心是恢复宗教信仰。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平反的贵族、农奴主与达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藏独的阶级基础。在邓接见嘉乐顿珠后很短时间内，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被提前释放，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胡要邦落实宗教政策期间，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财产予以清退。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后来则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就是所谓的“落实统战政策”。 邓、胡的政策引发了新一轮的宗教狂热，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途径。藏人被告之信仰毛主席是错误的，藏人就应该信仰藏传佛教（达赖就是藏传佛教的化身），因此，达赖喇嘛再次成为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的影响，在与中央交涉过程中达赖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自此，分裂势力通过复兴宗教自然而然的摆脱了70年代走投无路的窘境，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胡要帮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汉干撤出西藏。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80年在藏汉族干部职工12.2万人，到85年仅剩7.1万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汉干低于7万人。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在民族政策上“抑汉捧藏”，不断给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形成了排斥汉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益群体”。在阶级政策上，上层路线未改变，翻身农奴重新沦为“弱势群体”。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农奴“积极分子”失去原有地位，大多沦为贫困阶层。藏北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讲述：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藏独的终点在哪里？藏独为什么会得到设计师的默许并迅猛发展起来？藏独、设计师们、西方反华资本主义势力之间是怎样的利益关系？这些问题稍微一思考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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