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3日下午4:35-7:15，周恩来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与基辛格举行第三次会谈。 晚上，周恩来出席基辛格举行的宴会。 晚10时，周恩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基辛格、洛德举行第二次单独会谈。会谈中 基辛格进一步提议：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提供援助，一个，如果这场战争（指苏联袭击中国）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在装备上及其他方面给予援助。目前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你们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递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消息传给你们。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签署协议，就像我们和苏联签署的一样，并且也建立一条热线。基辛格强调：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关系，而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及若干常规情报而做的建议。 对此，周恩来回答：至于你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明早在你离开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双方都用得着。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 11月14日凌晨1时至2时2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基辛格举行第四次会谈，讨论公报稿措词。 5时左右，基辛格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 每次和美国人会谈，周恩来总是先到毛泽东那儿去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周恩来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 周恩来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周恩来考虑不见不好，便驱车去了钓鱼台。到上午7时35分，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同基辛格举行第三次单独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说：总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当日上午，基辛格结束访华离开北京。 美方提供情报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明确结果，在台湾问题上也没有取得进展，双方仅商定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和人员往来。 送走基辛格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意见。但是，毛泽东已经睡了。 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根据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 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圈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当晚，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嗅觉灵敏的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实际上，此前江青并不知道会谈的情况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11月18日，周恩来就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两次向毛泽东作出书面汇报，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1月21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右倾错误”。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担任中美会谈的翻译和参加会谈的外交部负责人，即所谓“三老四少”。 会议一开始，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讲了八个小时，调门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 江青、姚文元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头子”，“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与会的多数人也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周恩来作了批评。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批评”周恩来的言辞之严厉，语气之激烈，从未有过。会议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连出入会场的服务员都经过特殊的挑选和交代。人民大会堂的一位女服务员从东大厅里托着盘子出来，气愤地一边抹眼泪一边抽泣地说：“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呀！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 会议期间，周恩来仍要继续日常工作和外事活动。他先后会见了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塞克率领的塞内加尔政府代表团、冈崎加平太率领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访华团、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与他们进行多次会谈，签定协议。 12月4日，周恩来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在此之前，周曾要求向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周恩来曾向王海容、唐闻生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过遭到训斥，说是他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周恩来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会议中间，毛泽东曾问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小平发言了没有？”毛泽东要了解邓小平的情况，要了解邓的态度。邓小平列席了会议，开始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他说周恩来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但对周提出了“忠告”，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然后他讲了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他分析了当前的国际战略态势，中美、中苏、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讲到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的形势。他认为，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但是，如果真打起仗来也不可怕，以前用小米加步枪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就是用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但这一事情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进行认真观察。而观察的目的，是他将要决定委邓小平以重任。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会见结束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对于批周的会，毛泽东先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接着，他就批评江青一伙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对会议期间江青所提把她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此前，在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封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批评江青的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来信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 12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帮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谈到打仗问题时，他再次指责“投降派”说：敌人“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这就是1975年8月“评水浒”运动中江青批判“投降派”的肇端。 自1972年毛泽东作出中美关系缓和的决策后，美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他在12月21日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他认为要警惕美国利用和控制中国，打“中国牌”的图谋，因而强调反对“投降主义”。 最后写出的报告说：“所以犯这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是丧失阶级警惕性，是不抓路线、不抓大事的必然结果。”整个报告，有6处提出外交工作存在“右倾投降主义”。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关心地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说：“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从以上各种材料来看，毛泽东认为，由周恩来主管的外交工作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问题。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七月四日，毛泽东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第二， 关于中美关系的处理问题。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 他认为要警惕美国利用和控制中国，打“中国牌”的图谋，“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因而强调反对“投降主义”。 对于周恩来答复基辛格提出的美方提供情报的建议：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似乎毛泽东认为，态度软弱了。 第三，关于台湾问题。 毛泽东认为：“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圈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第四，关于周恩来应求未经毛泽东同意会见基辛格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这种程序不能轻易违反。邓小平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邓小平的这个话，当然比江青等人说的“迫不及待”要婉转多了，不过，意思也就是说不能这样做。 第五，关于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日常工作问题。 毛泽东认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 从以上几点来看，谈不上什么毛泽东“误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周恩来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体现了一位伟人的高尚情操。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有些话说得比较重，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批评之后改了就好。周恩来对自己的缺点上纲过高，这是他严格要求自己，也是他的一贯风格。江青等人有些话说过了头，这是他们紧跟毛泽东的行动，为了显示自己的坚定性，往往就做过了火。 五、关于周恩来与江青等人之间的分歧 本书原文说：“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这一段话是要说明，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之间的斗争，其性质是江青等人要打倒周恩来，夺取最高权力。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事实作根据？它能正确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吗？不客气地说，这是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歪曲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江青等人同周恩来之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是有分歧，特别是在对待某些老干部的问题上，甚至认为周恩来“右”了。但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上，到这个时候仍然基本上是一致的。 2005年7月5日初稿 2013年11月27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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