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一、关于批极左思潮 胡绳的《七十年》说：“在这期间，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这是1967年2 月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却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毛泽东也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他仍然梦想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接近他原来愿望的某种圆满结束。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决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 ，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第441-443页） 本书原文说：“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极左思潮，最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这种思潮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其典型代表就是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派公社宣言》。这种思潮在一个时期内，对造反派有着广泛的影响。林彪的某些讲话曾经对极左思潮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江青等人在支持某些造反派的行动时，也有过不恰当的表态。 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时，联系批判极左思潮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周恩来与江青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但是，正如以上两种书中所指出的：一批已经站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抱着“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把批林彪集团就等于是批极左，批极左就等于是批文化大革命。这种反文革的立场与毛泽东的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是根本对立的。 毛泽东作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而决非极左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难道说林彪集团阴谋杀害毛泽东以及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等，抢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是极右而是什么极左吗？应该说，毛泽东是支持了周恩来等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班子开展的批林运动，而又打断了一些人把批林引向批极左、批文化大革命的企图。 胡绳的《七十年》和本书，都把批极左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反文革混在一起，这就混淆了是非，掩盖了事物的真相。 二、关于许世友反对王洪文当选副主席 本书原文说：“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 “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说许世友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是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大军区司令员工作岗位对调时说的：“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说许世友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也是事实。 三、关于十大 胡绳的《七十年》说：“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第443页） 非常可笑的是，作者们竭力回避十大的政治报告是由周恩来作的，只说是由谁起草的。难道说，在党史上，七大的政治报告不说是由毛泽东作的，而要说是由谁起草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不说是由刘少奇作的，而要说是由谁起草的？即使是九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也明确地肯定：林彪“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他们为什么要刻意回避周恩来作十大的政治报告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呢？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心里有什么鬼？ 作者们为大政治报告列举了几条罪状：1，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2，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4，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 当然，在《七十年》的作者们看来，这些原因的分析和经验的总结，都是错误的。在他们看来，原因、经验只有一条，就是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 四、关于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 本书原文说：“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本书说得很含糊。到底在中美会谈中，涉及到什么问题，周恩来是如何表态的，王海容、唐闻生是怎样向毛泽东汇报的，毛泽东因何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怎么又扯到、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照理说，这些内容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中都会有记载。可是作者们就是不愿说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现在只能根据透露出来的一些材料，进行推测了： 有一篇文章说： 送走了基辛格，京城已是万家灯火。周恩来又处理了一批紧急公务，已是凌晨时分。服完安眠药已昏昏入睡的周恩来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原来，基辛格不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就在他即将乘专机离开的前几个小时，突然提出要拜见周恩来。 是不是美国方面又要向中国传达什么新的信息？周恩来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打电话到毛泽东的住地中南海的游泳池。电话那边告知：“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 正当周恩来左右为难的时候，基辛格再次求见。周恩来再三权衡，决定打破惯例，会见基辛格，他立即叫上两名翻译参加会见。会谈中，基辛格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只是依旧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无理纠缠，被周恩来一一驳回。之后，基辛格失望地登机离开中国。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来到了毛泽东下榻处，在毛泽东醒来后，将会谈内容向他报告。毛泽东听完了汇报，没有表示什么不妥，周恩来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哪知几天后，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参加“批评”“帮助”他的政治局会议。原来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说他擅自作主会见基辛格，不符合外交原则，并且还在会谈中说了“软话”。毛泽东听信了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指定刚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进行“批评”和“帮助”。 摘自《党史文苑》万强/文 另一篇文章《关于1973年“帮周会”的若干情况》说： 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 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注）Hand in 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这就好。”毛泽东提出了搞“一条线”对付苏联的想法：“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针对美国以苏联威胁恐吓中国的企图，毛泽东特别指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他还挑明说：美国有些人想把祸水东移。 基辛格在11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 11月10日晚9:25，周恩来、叶剑英和基辛格、洛德举行第一次单独会谈。基辛格首先向周恩来通报了1973年5、6月份美苏会谈期间的情况，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苏联曾经三番五次地试图在讨论限制战略核武器时和我们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的用意就在于显示自己有权与美国平起平坐。此外，他们有足够的武器摧毁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局势，这些武器必须逐年增加。总理先生，我告诉你此事，并非出于帮助别人，而是因为我相信，让苏联摧毁中国或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袭击，将对整个国际形势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 11月11日下午3:15，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与基辛格举行第一次会谈。基辛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谈问题，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恩来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刚才说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11月12日下午3:00-5:25，周恩来与基辛格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进行第二次会谈。 下午5:40-8:25，周恩来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 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 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哎，一样。”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当晚，周恩来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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