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三十） 十大前后 第一部分原文摘录 原书第四十章论述了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指导文化大革命队伍进展的情况。全文可分四节来读。 第一节 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 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 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 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 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 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⑥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 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 ⑨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十二月一日，张春桥要求送“总理再阅”：“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修改后的报告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当天，张春桥、姚文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第二节 筹备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 一九七二年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中央政治局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会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六月二十一日，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 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 ③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 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①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②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⑨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⑩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 ：“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