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又一重要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主要著作中都有详细深入的阐发。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世界的发展，包括社会生产力、物质财富及各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人自身素质、能力的发展特别是主观世界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消灭私有制私有观念、消灭阶级和国家等社会的外在特征，而且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发展相辅相成。那种把社会发展单纯看作外部世界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仅高度重视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也特别重视共产党人自身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改造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井冈山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塑造一支区别于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新型的人民军队。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基本素质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还要不要重视人的发展？共产党人还要不要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毛泽东给予肯定的回答。突出表现在1949年他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然在革命队伍内部会出现脱离群众、居功自傲、贪图安逸、腐化堕落等现象。所以他一再告诫全党，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毛泽东这里虽然只是两句话，但实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的基本原理为理论依据，在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任务和条件下，继续把共产党人的自身建设提到巩固政权、防止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今年7月，习近平同志到西柏坡参观访问又谈起毛泽东这一思想。他说：“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建国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强调抵制和清除各种剥削阶级观念对干部、党员和知识分子的侵蚀和影响，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强调干部、党员、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要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观，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等一系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关论述。继续革命理论第六条内容就是具体阐发人的世界观改造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人的发展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此，怎么能够说“斗私批修”理论背离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呢？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还包括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实事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原理、共产党性质和根本宗旨等原理。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决议》根本否定继续革命理论的又一理由是认为其 “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理由也是错误的。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任何新的认识固然都要有前人的认识作为思想前提和理论依据，但归根结底认识是实践的产物，是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毛泽东继续革命也是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结果。也就是说，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有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是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正确认识和估计。 1、历史周期率和经验的深刻总结 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之点就是承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历史倒退的可能性和旧制度复辟的危险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居功自傲现象。毛泽东这一认识首先来源于历史周期率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非常熟悉中国历史兴亡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许多次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但却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起义者在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后骄傲自满、贪图享受，最典型的表现是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段历史。1944年4月，他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谈到骄傲自满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性后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鉴戒。”紧接着他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后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8页）同年11月，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7页）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中也正是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己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一个重要事实依据就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正如习近平同志今年7月参观西柏坡时说，两个“务必”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因此，党中央进北京的路上，毛泽东说，我们是去赶考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实质就是他的“不做李自成”思想的延续和深化。 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表现在毛泽东1975年关于对《水浒》一书的评论，实际又是从中国农民起义现象这种个别中总结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笔者认为，毛泽东这里实际阐述了这样几个重要观点：一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是只反社会腐败丑恶现象，而不反阶级社会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刻政治根源是政权问题。二是革命队伍要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要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革命政党的极其重要的任务。《水浒》中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投降和搞修正主义。三是要重视革命队伍自身建设特别是领导者的自身建设。《水浒》的问题之一就是“领袖不好”，最终导致投降，堕落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奴才、工具。这些思想难道不是对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又一重要的诠释和深化吗？这里需要指出，近些年来，思想理论界的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就根本看不到毛泽东评《水浒》的深刻含义和理论价值。如2008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明显所著《晚年毛泽东》一书中谈到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时说：“这些谈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没有联系当前的什么事，只不过说到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晚年毛泽东》，第382页）是姚文元一封信“一下子把毛泽东评《水浒》的话与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了起来，并让《水浒》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同上）明明是毛泽东本人说的，要把《水浒》“做反面教材”，实际上是说，要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陈明显却置这一基本事实于不顾，硬说毛泽东评《水浒》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且把与现实联系起来强加于姚文元。这种把毛泽东评《水浒》看作纯粹的学术评论，由此暴露作者根本不懂得毛泽东读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现实服务，且任意构造主观联系，难道不是典型的背离实事求是的唯心主义方法吗？该书相当多的地方都充斥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以这种态度和思维方法能够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叙述和评价吗？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也以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事实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在代替和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历经二百余年，经历多次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历史事实也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所以他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复辟危险性的斗争的讲话中就说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曾几次反复。 2、建国以来历史和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 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实事求是的反映。笔者在阐发这一问题时，需要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的本意做出解释。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毛泽东这里实际指出做到实事求是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客观材料，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正确的分析、研究、提炼、概括出一般规律。如果只讲客观材料，而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是不讲立场、观点、方法，就不可能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举一例子：60多岁以上的老人大多知道轰动全国的1957年湖北一翻身农民刘介梅翻身忘本的故事。刘介梅解放前祖祖辈辈给地主家扛活，父母带他逃荒要饭。土改后分得土地耕牛房屋，生活发生极大变化，且入了党，担任了乡农技站站长。然而刘介梅不满意现有生活，竭力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1953年他开始以一担谷子和一匹布为本放高利贷，但1953年国家统购统销和1955年农业合作化堵塞了他个人发财之路。于是1957年整风运动时，他开始攻击党，攻击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他说：“天天叫喊群众生活改善了，水平提高了，这只有鬼相信。我的父亲六十四岁了，我就不能做一个孝子，让他晚年的日子过好些。要吃点，粮食只有那么多；要穿点，布票打折扣；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要博得农民拥护，最好是取消统购统销这个办法。我们当干部搞统购统销工作光挨骂。搞革命工作还不如讨饭被狗咬。”大家知道，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人应该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而刘介梅只追求个人致富，且是通过其他农民背债、破产、逃荒、要饭的方式实现。这显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道路，是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好诠释。面对着刘介梅这种状况，当时的党组织摆事实、讲道理特别是举办了刘介梅家庭今昔生活对比的展览会等多种方式批评教育他，把他从资本主义的泥坑中解救出来。其实，刘介梅现象绝不是个别，他是建国初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表现的一个缩影，正如湖北日报1957年9月13日发表题为《惊人的教训，可喜的转变》的社论中指出的：“这种现象正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这样的尖锐、复杂和深刻。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斗争的考验之中。大多数人在党的教育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能够经得起这个斗争的考验，不少的人并且在这个斗争中变成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但是，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这个斗争的考验，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一句话，这是因为他们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毛泽东当时在武汉得知这一事件后说：“这个故事好，你们可以把他的东西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今昔生活实物对比教育，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好方法，群众性批评教育，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刘介梅不是黄冈的刘介梅，不是湖北的刘介梅，是全国的刘介梅，可以登报拍电影。”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讲到刘介梅：“现在是过社会主义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说湖北省那么一个贫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领导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农业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 但是，近些年，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根本否定文革，而且根本否定建国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各项伟大成就，包括否定刘介梅事件。笔者看到有关文章说，说刘介梅追求发家致富是“人的本性所使”，他57年发言是被领导“引蛇出洞”的结果，“一忽悠，就豁肚子将真心话全倒了出来”，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受害者。”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都承认刘介梅这一事件，但运用的理论不同，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其结论也不同。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立场上，认为刘介梅所选择的道路没有错误，批判他是错误的。由此也就不可能从这一事件中客观地做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应该说，刘介梅所在党组织看到了，湖北省委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这就是实事求是。1955年，围绕农村合作化问题，党内和社会上斗争相当激烈。毛泽东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大量批示，特别是浩然同志所写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小说更是真实揭示了那个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客观状况。同时建国以后党内干部骄傲自满、生活腐化、脱离群众等大量现象出现，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件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 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惩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件都说明了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尽管出现扩大化错误。但反右派斗争本身正确的，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又一重要表现。就连《决议》对反右斗争的性质也做了肯定的回答。1957年，毛泽东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有关论述就是毛泽东对那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正确反映。如毛泽东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部分内容的最初的不完整的表述。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集中阐述了阶级斗争问题。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那段话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讲？是毛泽东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来的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我们知道，1959到1962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原苏联撕毁合同逼债、西方国家封锁包围，再加上党内干部作风上的一系列问题。但如何看待当时形势？当时党内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一团糟。所以他们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当时经济最困难的农村，确实有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放弃党的领导和集体化道路，自发搞包产到户，而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中有些人特别是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也支持这种主张，邓小平的“猫论”就是那个时期出笼的。毛泽东特别重视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真实状况的了解。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两次离开北京用四个月时间到外地视察，同许多省市军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接触、座谈，真实了解了农村形势及存在的大量问题，特别是所有制方面的混乱状况。但毛泽东了解到部分农村搞包产到户且得到部分各级领导的支持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种现象恰恰证明了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方式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论断的真理性。7月20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领导者的谈话中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毛泽东认为，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实际是放弃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资本主义，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中就着重揭露批判了包产到户的危害性及其实质。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那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的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泽东认为，尽管当时经济形势困难较多，但在看到困难的同时，也要看到光明，看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农村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党的正确领导依靠集体力量去克服。所以他后来发现了大寨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经验之后，就作为典型在全国树立起来。由此得知，毛泽东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作两条道路斗争的典型表现。同时毛泽东还了解到其它各种社会现象，包括农村少数干部脱离群众，敌我不分、被地富反坏右腐蚀拉拢，以及教育、文艺、学术界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封、资、修观念严重泛滥的种种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后果极其严重。1962年5月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按语中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93页）笔者60年代订阅当时中共天津市委主办的《支部生活》杂志，其中就刊载了大量农村、城市地富反坏右和不法资本家腐蚀、拉拢干部的事实。1965年也曾经参观过河北省原霸县四清展览，大量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事实确实触目惊心。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上述极其重要论断的事实依据及其原因。这显然是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真实的客观的反映。固然，刘、邓等相当多的领导者主观上不能完全说是有意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把包产到户只是看作一种方法，看不到农村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及其严重性、危害性，更看不到农村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及其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表明他们的头脑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相信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能够战胜暂时的困难，表明他们的世界观和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把与毛泽东的分歧单纯看作认识问题，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批判始终不满，对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结论始终不满，反而认为是毛泽东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了。尽管毛泽东一再批判邓的思想，邓在1968年给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也承认主张包产到户的错误，他说：“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但其内心始终不服。毛主席去世后，就暴露出其真实面目。试想，邓小平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持《决议》的制定，指责毛泽东误解马克思、列宁的基本思想和搞教条主义，由此能够对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做出客观评价吗？1975年10月，毛泽东重要指示中说：“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487页）这就一针见血地不仅揭露了邓小平，也揭露了我们党内相当多的领导者根本反对和否认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阶级实质。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和与各级领导的谈话中较为真实地了解到农村及各个领域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使毛泽东开始认真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出发，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93页）因此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就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制定的“前十条”中强调社教运动的实质是“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的伟大的运动。” 然而，在社教运动过程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突出表现在1964年刘少奇主持制定的由王光美蹲点形成的所谓《桃园经验》，并以党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这个经验一是把社教育运动的实质单纯归结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二是采取由工作队包办，采取秘密的“扎根串联”方法。三是打击一大片，把矛头指向一般的基层干部和和普通群众。毛泽东及时发现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错误，于1965年初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一是强调指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二是强调运动应当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提出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改为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三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甚至有在省和中央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从竭力鼓吹包产到户到扭曲社教运动的性质、方法、重点等问题，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障碍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主要阻力已经不单纯是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旧习惯势力以及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最主要的阻力来自党内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自觉不自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一级领导者。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又阅读了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反映的基层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行为以及薄一波的批语后，他批注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还在薄一波注释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这些人”旁批注道：“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同时，毛泽东发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教育界、文艺界、理论界等各种腐朽文化严重影响，知识分子队伍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严重影响，已经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且他发动的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批判也受到领导层的重重阻力，更加使毛泽东坚信，党内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已经出现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就把这一思想进一步明确阐发出来：“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实践论》中论述认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过程时，强调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感性认识十分丰富、合乎实际，二是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要有科学的理论进行科学的逻辑论证过程。毛泽东之所以从中国当时的客观现状做出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也是遵循这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他特别重视深入基层和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的大量感性材料。第二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筛选、提炼、概括、归纳、演绎、综合。没有这两步，就不可能做出进行科学的理性认识来。笔者看到许多仍然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否定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些同志谈到毛泽东这一阶段的认识问题时，竭力把毛泽东同刘、邓等人的认识分歧单纯归结为只是认识分歧，而不是原则性的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反而把毛泽东的科学结论看作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化、绝对化了。其实正是这些同志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认识当时中国的客观现实。就如同这些同志在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时，明明中国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泛滥到建国以来登峰造极的地步，却视而不见，把这些现象却看成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表明这些同志已经偏离或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而《决议》的主持和制定者之所以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其重要或者说根本原因也是他们自己偏离或背离对立统一规律、实事求是、阶级分析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歪曲、否定毛泽东的科学结论。如《决议》中多处说到，毛泽东“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说过“都认为”、“都是”的全称肯定的绝对化的话语呢？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要次要矛盾。但做这种区别不等于说，任何矛盾都不是阶级矛盾、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的分歧特别是原则性分歧有一些确实就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一个特称肯定判断。把毛泽东没有的观点强加于毛泽东再加以批判，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实归结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这难道是科学的方法吗？由此不可能对继续革命理论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结论，再一次表明和暴露其资产阶级世界观、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 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政策和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国际上推销“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国内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资本主义泛滥和出现复辟的事实也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形成的客观依据。毛泽东在《九评》等文章中也有许多深刻、精彩的论述。本文这里不再赘述。但是笔者奇怪的是，我们党内相当多的同志也承认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也承认其“和平演变”政策，那么按照辩证法现实性可能性原理，社会主义国家就必然存在被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必然要通过内因来实现，实际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就说明毛泽东继续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断是客观的真理，毛泽东为此而形成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及对策也是客观真理。但这些同志却否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点，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时这些同志也承认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承认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反修防修的动机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动机又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历史和现实为依据、有科学理论为依据，因而怎么能够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呢？这难道不又是自相矛盾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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