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经济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问题的几点认识

　　三、计划经济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产生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是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一系列著作中都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和积极作用，而且这种积极作用至今还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但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唯物史观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的，在看到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和揭示出其消极、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共产党宣言》就是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典范。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逐步成熟，其社会矛盾、负作用和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突出，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反杜林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市场经济，一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社会性，所以要把一切资源和劳动产品都用来进行交换，实现自身的利益，而非自然经济那样生产的劳动产品自己享用。二就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一定要分清资源的严格归属，实质是分清利益的严格归属。这种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多种社会现象表现出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用大量事实具体揭露这种矛盾的两种典型表现。一是“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1995年版，第662页)二是“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同上，第624页)恩格斯认为，这种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部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同上，第629—630)“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上，第630页)恩格斯还说，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不仅消除了阶级对立，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还会制止社会生产力的浪费和破坏，消除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的穷奢极欲挥霍而为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同上，第633页)“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灭，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灭。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同上，第633页)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人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原先统治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统治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觉的控制之下，人类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质是进行生产的物质资源从私人占有性返回到社会性，即掌握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手中，其资源的配置方式就是根据不断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内在有机联系、社会的具体情况等因素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其与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其决定资源配置的主体不是少数私有者，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四、中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效果及其原因

　　马克思所预言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但这个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同时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得到极大发展等多种因素，马克思主张与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分配方式上按劳分配而非按需分配。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公有制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也建立这样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同时在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能消灭商品经济，不能违背商品生产中的价值规律。毛泽东在读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但这种商品经济主要是把部分劳动产品推向市场进行交换，而不是把一切包括商品在内的所谓社会资源推向市场，如土地、矿产、劳动力是绝对不能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和调节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按计划有比例的发展。应该说，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论原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都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和抹杀的客观事实。但也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定程度的僵化、封闭、缺乏灵活性等多种缺陷。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对立双方仍然既适应又不适应。这些缺陷恰恰是不相适应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所应该改革的内容。所以改革初期党的一系列有关文件中都指出“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然而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生硬地在“市场经济”头上戴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且把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根本和完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历届党代会都延续了这一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近二十年的实践的社会效果究竟如何?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客观地说，中国近二十年经济确实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表现在GDP上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位。但唯物史观认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绝对不能停留在单纯的GDP上，而是一个综合的内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愈发严重。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联合国警戒线。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教育、住房、医疗等三座新大山压得人民群众喘不过气来。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社会腐败愈演愈烈，干部越加脱离群众，干群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灾难性事故频发。以拜权主义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等剥削阶级观念猖狂泛滥。所有这些问题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时期。就连习近平同志也承认这些矛盾、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谈到问题时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而问题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笔者认为是后者造成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把资源完全通过市场调节和配置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而市场经济体制却允许甚至鼓励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和私营企业占有、买卖、转让上述包括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并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从事市场行为，赚取利润。近些年来，大批大批的煤老板和房地产商不就是占有属于国家所有的煤矿、土地一夜暴富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违宪行为吗?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名存实亡。

　　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些自由化人士竭力攻击丑化国有企业，导致改革决策者纷纷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省、地、县的国有企业几乎全部改制为私营(为掩盖私营企业的私有制的本质，把私营企业冠之为“民营企业”，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大亮点吧!)或合资企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名存实亡。而在这种改制过程中，毛泽东时期积累起来的社会和国家财产大量流失，实际上是通过所谓政策直接或间接白白奉送给私有者。“崽卖爷田不心疼”，短短三十年，中国如此迅速涌现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亿万富翁，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都是没有过的，竟然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做到了。由此根本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本质特征。而农村自推广小岗村土地承包经验后，绝大多数集体所有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瓦解。只有南街村、华西村等少数村庄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大多数农民已经丢弃土地到城市成为私营企业或国有企业的雇佣工人，大量原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山脉开始直接或间接为私有者占有。无论中央领导怎样声称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私有经济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产值都已经超过国有经济，这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吗?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己豢养出大批大批的资本家和规模如此巨大的剥削阶级利益集团，这难道不是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吗?难道不是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培养掘墓人思想的最大嘲弄吗?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实现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仅外资企业、私有企业如此，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也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资源为企业自身谋取最大利益，其管理者也利用对资源的支配权谋取个人利益，实际上把名义上还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变相变成事实上的私营企业。以追求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不正当竞争手段，由此造成整个社会假冒伪劣商品、有毒有害食品猖狂泛滥。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就是掌握资源越多的人越容易致富，不掌握和支配资源单凭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越发贫困。且助长价值规律的自发性，由此导致物价不断上涨，货币贬值，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群众利益更加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强化市场原则及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达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完全是空头支票。

　　第四，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和完全依靠物质刺激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不仅导致私营和外资企业完全依靠物质刺激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就是国有企业也程度不同甚至完全依靠这种方式，且放弃了我们党最宝贵的传统即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处于雇佣关系的农民工纯粹为生存而工作，且许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即使在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的主人地位及主人翁意识也淡化甚至丧失殆尽。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不仅在中国当今私营、外资企业，甚至在国有企业中又重新出现，且愈演愈烈。

　　第五，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原则、依据严重侵入到社会各个领域。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其原则、依据影响、渗透、侵入到各级党政机关、文化宣传、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系统、领域。文化、教育、医疗、体育也市场化。尽管党章还在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中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但实际生活中不仅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都是抱着赚钱、发财的目的，就是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社会组织都利用手中特殊的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各级党政机关利用权力资源、教育部门利用教育资源、医疗部门利用医疗资源为自身谋取各种不正当利益达到了建国以来最疯狂的时期，甚至主要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宣传部门也利用舆论工具为文化人谋取各种利益，文化部门也出现大批大批的“名人大款”。公、捡、法等专政工具和监督执法部门也利用执法权进行所谓“创收”，甚至个别军队人员也加入到“创收”行列之中。权钱交易、权学交易、钱学交易、钱名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就是当今整个社会市场原则的具体体现。这种状况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最严重的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各个角落严重泛滥、渗透，由此导致党的根本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念的宣传教育不仅苍白无力，而且使人民群众感到虚伪和欺骗。中国当代腐败特别是权力的滥用及党内四风现象的愈发严重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就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这种状况下，企图依靠制定一系列所谓完善的监督、约束权力的法律、法规、制度、条文制止这些现象完全无济于事。

　　第六，市场配置资源导致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独立、完整、有机的国民经济体系遭到彻底破坏。

　　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部门、行业、系统如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必然形成一个客观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就是这种客观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决定管理者能够从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整体的发展。毛泽东时代就依据这种规律建立和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立、完整、系统、有机、良性循环、充满自我发展活力、创造力的国民经济体系，且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实践中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及其体系也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只能在这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却指责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完全是封闭僵化的体系，是违背客观规律违背人性的主观主义经济，要彻底打破，要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而代之。其实践结果是彻底破坏了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独立、完整、有机的国民经济体系。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私有观念的泛滥和媒体的片面宣传，不断刺激人们膨胀起来的不加节制的物质欲望和享受观念，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生产部门盲目地扩大生产，要扩大生产就必须设法占有更多的资源如土地、煤炭、石油、木材。这种不顾国家民族长远根本利益吃子孙万代饭的盲目开放资源行为就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一靓丽特点。由此造成整个社会各个不同生产部门比例失调、资源浪费、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恩格斯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在中国重演。理论和实践证明，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不是经济发展最有效率的形式，而是破坏资源利用、破坏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性最大的形式。

　　第七，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实践背离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三大要点之一，且要求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这一思想。但是以后实践中，某些理论家歪曲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竭力颂扬“市场万能论”，以与世界接轨为名，全力把中国经济拉入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轨道上来。鼓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股思潮的现实表现。这种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轨的方式实质就是把西方国家当作中国发展的楷模、榜样和救世主，完全放弃了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不加分析批判地把西方所有文化都当作先进正确内容加以引进，甚至腐朽文化内容也贴上各种先进标签登堂入室，并以西方人的价值文化认识、评价中国社会现实。在招商引资和建立特区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制定各种减免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不顾国情、省市情、地区情的特殊性，到处圈地引进外资，大上快上，甚至我们自己的企业已经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且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的企业也在某些党政领导的干预下，强制合资，甚至廉价卖给外资或私营企业，无偿或低价转让技术专利。这些年来，沿海和特区大多数企业已经成为外国企业的附属工厂或加工企业，真正有自主品牌的对民族基础和尖端技术有独立和巨大贡献的企业凤毛麟角，许多重要工业如汽车、手机等核心部件专利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许多省市地区为增加GDP值，还大量引进和扶持有害于生态环境的污染企业。由此造成中国经济发展对西方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强，殖民主义色彩越来越重。个别国家领导人把中美经济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把人民创造的财富变相拱手送给西方国家，且称之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欧洲就是救中国”。卖国主义的汉奸、奴才嘴脸暴露无遗。

　　第八，市场经济体制和原则导致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急剧下降。

　　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是塑造不同人格标准的文化。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文化内容是把人变成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经济人”模式，且不断刺激人们急剧膨胀的物质欲望、畸形的消费享受心理和扭曲的人生价值观、幸福观。不仅造成整个社会资源、能源的极大消耗、浪费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且导致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急剧下降，是非、善恶、美丑观念颠倒。“坏人当道，好人受气”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对当今社会风气重要特点的一种客观评价。那些先富起来的亿万富翁和个别腐败官员的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剥削阶级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给予整个社会以极其严重的误导。以奴性、虚伪性、内耗性、肉欲性为基本特点的扭曲的人格特征严重表现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各层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身上。教育的宗旨尽管还在高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实质是在培养没有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脱离劳动、脱离艰苦、脱离人民大众的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人上人。

　　第九，根本否定和背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发展了人本身，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这是唯物史观最基本最基本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学说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资本论》实质是劳动论，没有对劳动本质、劳动要素、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的揭示，就没有《资本论》核心思想剩余价值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经济学及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首先必须坚持劳动观点、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恰恰体现了这一基本观点。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却把公有制逐步改制为直接的或变相的私有制，劳动者在企业的主人地位丧失，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发展为按资分配原则，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形形色色的资本所占有。社会整体鼓励财产性收入，实际是鼓励非劳动性收入。《决定》中所说的“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实质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否定大多数劳动者的决定作用，鼓励资本、权力、知识、技术的作用，实质是鼓励少数人的作用，鼓吹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思想。毛泽东时代的“劳动光荣，劳动者伟大”观念为“金钱光荣、资本家伟大;剥削光荣，挥霍者伟大”所取代。

　　综上分析，市场经济及其体现的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作用的实质是少数私有者对资源的占有、交换和利用的决定权，并成为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任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质是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群众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权、支配权、配置权拱手让给少数私有者，继续让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受少数私有制的剥削、压迫，实质也是对共产党根本宗旨的背叛。然而本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却看不到这种实质，看不到当今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恰恰是“市场经济”导致的恶果。继续加大市场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作用，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和继续侵占国有资产提供政策和各种优惠条件，继续把资本主义企业所谓“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甚至把“国有资产”偷换为“国有资本”概念，实际是进一步鼓励国有企业利用国家资源也像私营企业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或唯一目的。这种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所谓“改革”继续下去，社会主义因素将更加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将更加严重，社会风气将更加堕落。这是一条亡党之路，亡国之路，亡社会主义之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