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林彪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一九七一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报批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第五节 毛泽东粉碎林彪集团的罪恶阴谋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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