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了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一九七O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毛主席”。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大的斗争。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暗中作了积极准备的，而毛泽东并不知道。
第三节 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二中全会
一九七O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心情很轻松，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的“热切愿望”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表示“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布。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仍一无所知。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会。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啊？”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会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意见被通过了。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东、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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