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标准与真正的思想解放

　　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来。好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大小气候，有了掌握一切资源的精英们，比当年独裁的蒋家王朝还甚。将家王朝时代，毕竟文化已经陷落，甚至丧失殆尽。那么如此全胜的历史机遇，一切大权与舆论在握，实践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这就是检验的主体行为与真理终极审判权问题。

　　马恩列斯毛，都拥有近乎绝对的影响力和法定的权利，但他们都没有垄断真理，垄断话语。他们都理智气壮地批判，但也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评甚至被批判。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有绝对的权威，但他不是交给了群众与人民以自我解放和首创精神了吗?他们都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他们从来都是经常反复，科学而认真的检讨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反反复复修改自己的文稿、手稿、讲话和笔记，反复评判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他们的检查与纠错，甄别和平反，改革和作为，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具体的。从来没有抽象的自我批评，如“我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我能四六开就心满意足了”，但具体则从来不认错。更不会违心地，装腔作势地搞什么“永不翻案”和拥护表决心的下做欺骗表演。

　　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九十年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翻地覆六十余年，大体上，每三十年左右，就会生成一个历史性的决议。

　　该是集思广益，广开言路，推心置腹，集全党、全军、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大众的科学认真的而非敷衍了事的，客观公正而非揽功讳过，求得心悦诚服地而非阳奉阴违地搞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总结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军队，若仅仅对毛泽东一分为二，对其历史功过振振有词，而对那些无论就历史功绩，还是历史眼光，无论是学识修养，还是学理学识渊博，无论是领导方略还是领袖艺术，无论是人格操守还是领袖气度，无论是民间社会威望，还是真刀真枪，都远远不及，甚至不是一般的不及而是若干个量级的不及，却神话加拔高，护短加造神，至少是造成事实上的禁区，造成莫名其妙的新的黑后凡是和权力潜规则，投入不该投入的高级研究人力资源，制造莫须有的理论、思想和体系，就会不但误导中国，葬送前程，更会在国际共运和人类文明史上留下千古笑柄。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大众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检验着各种思想和理论。

　　一般说来，真理标准的第一验证关口，是逻辑与知识验证。这是作为一般性的检验。这就好像小学老师对作文的评语与打分一样。通常文理不通，语焉不详，论证有误，论据不足，论辩欠缺的都通不过。逻辑验证、理论自洽、理论结构，以及结论或命题的完整性、文采与文论魅力，逻辑展开力和精神魅力，都属于这一检验，必须通过第一关口。搞些什么摸论、猫论、不争论，左代表右代表，无机制与途径支撑的河蟹和什么观，都通不过理论的第一关口。连这一关都过不了，就好像连小学生作文的理论入门的关都过不去，即属于理论科的不及格(当然，作为前后相续的代际政治口号与方略，为了软着陆式地纠偏而不引起过度政治震荡和风波，可以出现代际工作重心调整。但要害是取得思想共识，形成有效社会机制，达到兴利除弊之目的。)。

　　再上一个层次，真理标准的第二关口就是历史与现实的阶级、阶层统合力和广泛的统一战线解释力和统合力。作为现代阶级社会与现代的社会理论，试图出现若世界大同境界下的普世价值与理论，是不可能的。那么共产党与共和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当然不是指当只能重复经典作家的，当然容许而且鼓励与时俱进。厚今薄古，推陈出新的创新和发展。但这要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固守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已经建构的全部理论制造的基础上。

　　人们能够自由地创造历史，但却不是随心所欲的想怎样就怎样。

　　如果理论体系不能像《论持久论战》那样，把整个的三大历史阶段统统预见到，不能持续提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兵民战争，人民战的方略，仅仅提出一个可能演化的不利的如十个如果类的猜想和祈使句的语句上的语文否定，就不能称其为理论。理论是必须包含命题与前提系列，核心主张和根本性的系统建构，包括核心概念与范畴体系的命题展开，基本和主要的社会历史生态与环境要素条件分析，必然性一致或至少是趋势性的判定与理论预言，而且是在循着主要矛盾、基本力量、主要矛盾方面展开的理论建构，及其倘若脱离和违反理论指向的正向的双重方向的营造和防止，和所有的战略性的制度设计、机制设计、机理和政策方针构建。

　　毛、周、刘、朱等第一代的理论、文化修养，基本上都是过关的。其中，毛主席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与大哲学家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其中，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茅盾(沈雁宾)等，都是同鲁迅一样，堪称中国大文豪式的人物。

　　后来的基本上都是会议文稿、讲话汇编、传媒杂志性的文章。既没有文章大家(王安石、范仲淹都是千古不朽的文章大家。可不要以为弄几个雕虫小技就可以自称改革家了!)的气势与章法，也没有理论思想家、战略家的东西。

　　党政军必须下大决心，坚决彻底地逆转和纠正这种文化倒退现象。苏联就是从这里垮下来的。没有世界一流的理论、思想、哲学与文化，就不可能从精神上赢得世界的追随。没有这样的认同和价值欣赏，无论有多少票子，如何腰缠万贯，都不可能赢得世界，甚至不能整合世界。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世界影响力与无尽的魅力，有着极大的学问，值得中华好好透视，大力传承。

　　在此基础上，真理标准，经过社会统一战线，阶级基础的检验而走向深度的广泛的检验。这时候，如发生的阶级斗争的针尖对麦芒的对峙，发生了阶级路线争论，并发生了在此基础上或是阶级立场，或是认识论与思想认知上的挑战，则可以或是借助于宪政框架，或是借助于学术批判与争论，或者借助于思想运动时的快速检验，或者在共识下借助马列毛主义等共识性的思想意识形态标准，对其加以检验。

　　一般说来，一旦进入上述轨道，鲜少迅速检验结果的可能。这时候靠压服而说服，靠舆论强制等等通常是不起作用的。像在三十多年前出现了历史上鲜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的社会平稳、快速地接受与转轨，是极其罕见的历史例外。只可惜，中精英们疯狂地滥用和无限透支了这一伟大、绝好的历史机缘，葬送了中华民族超过秦统合六国，汉随千年，盛唐高峰之后，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基础上的文武双成之后的全面解放、跨越式发展、左右和引领世界的历史大体缘。

　　客观地回望和平心而论地客观评断，由于毛泽东的巨人般的“君”与圣共济，哲学家王的存在和新中国的泰山压顶的现代化急迫“综合症”，加上苏联和中国自身的教条与僵化的建制文化境遇，导致了新中国的金融与文化的双重抑制。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遗憾。

　　一九七六年的自然断代，提供了一个绝世的历史纪元。这也是举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几乎全体与全方位跟进的历史驱动。

　　毛泽东时代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大众哲学，人民解放到举国体制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专家培养的再造和文化教育科研条件与环境，两千余所高等院校，遍布全国的各行各业的研究机构、图书馆、科研单位，一大批长期积累，并既有马列毛哲学水准，高水平历史世界和相当系统功底的古文献学养，后毛泽东时代，如洪涛巨浪般地涌现出来。迄今为止，我们已知的大部分的数卷本的包括《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科技发展史》，《中国各代社会发展史》，三卷本的《唐朝社会史》，以及汪晖的《中国现代化思想思想史》等等，都先后横空出世。

　　这些作品研究，加上中国文本与数字化的出版物的空前的大繁荣，把中华思想、学术、文化的典籍、文本与历史整理，推到了可能远超中华历史历朝各代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玄学时代、理学时代、汉学时代。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当代中国未能再现诸子百家的辉煌。更没有前子学的圣学时代的圣人辈出。甚至未能形成上述各个学术朝代的风流人物。

　　这就是三十多年来，社会实践检验的基本结果。

　　结论是：第一，急欲争当先锋，作为显学，特别是的理论包装、经营打造的几乎全部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所谓主流的理论与学说，除了西化的，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既没有任何创新，又没有任何科学、学术价值，仅仅是一批二道贩子的所谓中国化或仅仅是中文翻译，甚至更是变公为私的骗子术，信用与资产敛财招数，法哲学里的伪善学和后黑之道。

　　第二，作为商务化、发财致富梦向伴随和作为其伪装的思想解放过程的副产品，毛泽东时代原本厚积薄发的在阴错阳差厦门的境遇下的无控制地喷涌，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浩如烟海的古典智慧集成整理和全球文化与文明的海潮般的全引进、全翻译。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国未来文化腾飞的一个非自觉地但却十分要紧与必要的准备。

　　第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体系几乎彻底分裂。上下、主流与非主流已经彻底断裂。根本没有共识性检验的可能。

　　在此之下，唯一可以期盼的就是无法预测的能够同仇敌忾的大事变。一旦发生，其可能打断中国的残梦，重新把极端右翼和汉奸卖国贼官僚集团，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唯此中华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才可能走向真理的光明之彼岸。

　　这就是马克思早已说过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全球化的历史大事变，世界闻名的最前沿的主战场，就如同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时的东方薄弱环节，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下的革命曙光一样，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和潮变的最前沿。

　　左翼和人民大众同党政军内的健康力量应当有希望看到，参与并理性的领导这一人类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革命与文明运动。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深切和最好的纪念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