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制造的罪犯

　八、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刘耘，位至正厅，于国位卑言轻，于地方已举足轻重。按马克思主义分析，属统治阶级无疑。又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故法律应当体现刘耘者的意志。但是，刘耘显然觉得现行法律不能体现他的意志。当他说出“我们都是罪犯”，引发无数体制内高官共鸣时，说明现行法律不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问题在于，刘耘和无数体制内的高官以为，一旦实行彻底的法治了，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了，依法办事了，官场就清明了，居官就按心了，“就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了”。

　　其实，这是高估统治阶级的意志了。“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谁说法治之下，人人就一定能遵守游戏规则?找空子，钻漏洞，相互勾结，这才是法治之下欲望的走向。风气所及，刘耘一类不愿意钻空子的，心底还保留着一份良知的，还是会落伍。

　　如果那一天到来，刘耘还有一个去处，就是皈依上帝，祈求上帝来约束人心。这是许多自由主义者走过的心路。从反上帝开始，最后回归上帝。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者个人得救了，但芸芸众生的人心败坏了，社会摧毁了。当这些法治迷信者最后懂得道德的重要性时，已经晚了。

　　显然，刘耘并不是思想家，而只是西方法治思想的迷信者，所以，就只能是“见了棺材落泪，到了黄河死心”。这样的人，即使年过半百，甚至一些人都已经耄耋之年，在社会意义上说，也是“没长大的孩子”，是“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九、德治为主导，法治为基础

　　出路很清楚，就是回归中国政治和法律思想，以德治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重建良性的社会秩序。

　　江泽民任期内，曾经提出过“以德治国”的主张，但是，无疾而终，无果而废，不了了之。为什么?为什么以一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仍然不能推行甚至传播自己的主张?因为“以德治国”属于中国政治思想。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普遍不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知识界左右两派,左派在政治上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右派在政治上主张多党竞选、三权分立。这两类看似对立，实则相通。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基于阶级斗争不可调和。为什么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因为人的思想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因此，没有超阶级的善恶，没有超阶级的道德，没有超阶级的宗教。进一步推论，所谓善，背后都隐藏着利益动机，是恶的化身，是伪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右派的分权制衡主张则更清楚地认定，人性本恶，权力会放大人性之恶，因此必须分权制衡。右派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乃是政治学的铁律。可见，右派的政治思想也基于性恶论。

　　在人性本恶的基本判断下构想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思考和分析政治实践，总结政治的经验教训，这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要害所在。因此，谈到“以德治国”，性恶论者就很难理解。

　　性恶论思维会自我强化。相信人性恶，就会刻意寻找或设想一切高尚行为背后的利益动机，从而否定高尚，鼓励堕落。越堕落，越证明人性恶。正是在性恶论思维的作用下，社会变得越来越短视，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冲突。正是在性恶论思维的作用下，怀疑一切，一切也变得可怀疑，信任、信仰、信心丧失。性恶论思维其实让人很难受，心理阴暗，失眠头疼，害人害己，祸患无穷，属月光心态。但是，性恶论思维一旦形成，终身难改。而且，性恶论思维还往往是旁观者思维。旁观，与客观相近，与科学结亲。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习见，借科学研究之威势，性恶论思维几乎等同于社会科学思维，渗透到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一切人文学科。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江泽民的主张难有学术界的共鸣，甚至得不到官场的唱和。因为，当今官场人士也都是西方思想训练出来的，都是性恶论者。全盘西化的要害就在于此。一旦人性论上接受了性恶论，想抗拒全盘西化，实在是难。

　　尽管如此，出路还只能在于回归性善论，回归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并不难。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居高位者道德高尚，则政治清明，人心向善，社会风气淳朴。反之，则只能是消耗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制造越来越多的问题，社会还会越来越不公平。至于少数人不服教化，好吃懒做，偷盗杀人，才用法律惩戒。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还在于教化。

　　既居高位，则道德最重要。仁义者，国之大利也。这才是有大局、有长远眼光的统治者。由此反观当今，官场众生大多数是不合格的统治者，是“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当然，尧舜禹这样的统治者，或者毛泽东这样的统治者，是否还叫统治者，就是个问题了。“统治者”称谓本身，就属于性恶论范畴，就是西方概念。有道德的领导者，不应该叫统治者，而应该叫领导者。不区别领导者与统治者，是阶级分析特点。区别领导者与统治者，为人民服务的，叫领导者;为自己服务的，叫统治者。有善有恶，区别善恶，隐恶扬善，扶正祛邪，才能真正告别全盘西化。

　　十、结束语

　　当今中国，无论政界、商场还是学界，无论大官、大款还是大腕，普遍崇美、亲西方。先把孩子送出国，再把老婆弄出国，自己裸身做官、经商，随时准备逃离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先富起来那部分人的群体心理。这不是外国人唱衰中国，而是中国新兴的统治阶级缺乏自信，逃衰中国。

　　缺乏自信，只好他信。缺乏自律，只好他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精英逐渐丧失自信，自认是“丑陋的中国人”，恨不得将黄皮肤、黑眼睛换成白皮肤、蓝眼睛。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逆向种族主义危害深远，以致像刘耘这样还良知未泯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跪倒在西方面前。有良知的成了西方的奴才，丧失良知的干脆昏天黑地搞权钱交易。这就是今日中国的主流社会心理。

　　主流如此不堪，出路就只能在非主流。西方文化不但害了中国，而且也让西方人族群分裂、阶级分裂、家庭分裂、人格分裂，出路就只能是在东方。回归东方政治思想，回归正道，才能做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一天也许很远，却也很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其迅快。不知刘耘以为然否?

　　附文：中国周刊：一个官员的隐忧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刘耘在正厅级的位置上，选择了辞职。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再见。

　　意气风发

　　按照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职业。1980年10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 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 外的地方工作。

　　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23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 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 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举了个例子。1984年到1986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 硕士。毕业后，刘耘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 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刘耘要了回去。

　　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1987年，他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

　　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

　　意气风发的刘耘有着远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搞不好团结”

　　1993年，35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

　　到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前任县委书记不愿离开原来的岗位，虽然被调到省里的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却仍然暂时兼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 给刘耘的说法是，你不熟悉情况，过渡一两个月，他就走。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

　　一老板赌博被抓，按规定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称拘留这位老板会影响企业发展。公安局颇感为难，向刘耘请示。刘耘答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可让这位老板在拘留期间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

　　在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任期内，类似这样被告状的事情，刘耘经历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刘耘离开长沙县，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被告状的经历并没有从此画上句号。区政府有两辆进口轿车，一辆是区委书记坐的，一辆是区长坐的。有群众不断向纪委反映，最后告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层层转下来，到了长沙市纪委。市纪委要求刘耘做出处理，刘耘便把车封存了。

　　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到长沙考察时，长沙市委还将这件事情作为亮点作了汇报。

　　可这“亮点”成了刘耘仕途的“污点”。不久后，上级以不团结的名义，将刘耘的工作调整了，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干部选拔的惯例，外经委主任这样的领导基本上意味着与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无缘。

　　后来，刘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朋友回复说，他们说你搞不好团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刘耘事后分析，“封存车子”一是得罪了区长，他没法继续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

　　而“搞不好团结”，除了“封存车子”还有“不收钱”。

　　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 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 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 中国不一定是这样。

　　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1997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 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 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 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还有一 些影响仕途的因素则是更为隐晦的。曾任浏阳市委书记的欧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在任时，“口袋里装着大学毕业生名单，使用一个划掉一个”，一时浏阳人 才汇集，事业兴旺。但欧代明个性突出，“领导不好驾驭”，后来“被打发到省直部门担任偏将去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 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陷阱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最初，组织上的意思是，“先过渡一下，解决级别，然后就到市里面当副市长”。刘耘到了学校，两个月后就下定决心不去当副市长了。

　　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经不甘于做老师的刘耘现在发现，自己“也比较喜欢教育工作”。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 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五十岁之后，刘耘意识到，不必对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在决定辞职时，已经没有留恋了。

　　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年底开通微博后，他频繁就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发声。198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务院，写文章谈论政改，提出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

　　法治的社会是刘耘的理想。他曾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哈耶克谈论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