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正厅级干部刘耘辞职，放言：”我们都是罪犯“。《中国周刊》以”一个官员的隐忧”为题，深度报道该辞职事件，引发网络议论热潮。

　　一、从沉沦到犯罪

　　我很理解刘耘的心情。32岁那一年，我辞去副处长职务，也有类似的感慨。90年代中期，社会上风气已经败坏了，但高校里还没盛行买官卖官之风。即使如此，高校官场也已经暮气沉沉。青年干部相当普遍地不读书，不思考，打牌搓麻将，喝酒拉关系，无所事事，空虚寂寞，不知道如何干正事，更无人谈论国家大事。机关工作，文山会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令人生厌。我逐渐看清楚了，这样的生活无疑于浪费青春，糟蹋生命。如此沉沦下去，离道失德，必然走上追名逐利、权钱交易的道路。这不就是走向犯罪吗?所以，我就断然离开这条众人羡慕的仕途，回到教研室当老师了。

　　后来，一些有志青年人想走仕途，想象着可以“先掌握一定的权力，再为人民服务”，我都不以为然。官场正气不振，邪风流行，足以将绝大多数有志有节的青年腐蚀成贪脏枉法的罪犯。刘耘的故事就是有力的证明。吴思借古讽今，用“潜规则”一词将官场的逆淘汰规则揭示得淋漓尽致，解释了无数人的日常生活感受。

　　正因为如此，在薄熙来唱红打黑以前，我也不知道薄熙来是真是假，是好是坏。真心办真好事的人太少了，挑战潜规则办好事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直到他真向黑社会开刀，真抓公检法里大蛀虫，我才觉得薄熙来是个例外。当然，薄熙来之所以能成为例外，与他的出身有着极大的关系。开国元勋的后代，受到上上下下的关注和保护，既可以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弄权枉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潜规则，自立新规则。平民百姓出身的人，如刘耘这样的，稍稍触碰一下潜规则，就被边缘化了。

　　潜规则流行，官场成了犯罪场。

　　二、犯罪场为何不废?

　　官场败坏了，但又掌握着无数人的命运和巨大的财富，决定着中国的前途。怎么办?

　　刘耘的想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要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这和吴思的想法如出一辙，这也是无数普通人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我相信，刘耘绝不是美国的代理人。他良心未泯，看透了中国官场的黑暗，所以才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倾心西方型的政治体制。

　　同样看透了官场黑暗，为什么我不倾心三权分立的西方化政改?难道是我良心泯灭?显然不是。我相信，要比良心，刘耘和吴思都可能自惭形秽。

　　那为什么还支持这个已经败坏了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呢?因为即使是一个坏政府，只要还能提供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也胜过无政府。苏联解体提供的最深刻的教训正在于此。善意猜度，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可能就像是刘耘，对苏联官场的黑暗有着深刻体会，希望揭开黑幕，更多的公开性，更多的民主，实行阳光政治。结果，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社会动荡，原有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联系中断，大型企业或者被外国公司廉价收购，或者成为七寡头的私人财产，人均寿命下降5岁。如果不是出一个独裁者普京，动用重型武器镇压车臣独立分子，收回各州的制宪权，将七寡头之一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关进监狱，俄罗斯主体板块也将不复存在。

　　中央集权体制就是这样令人困惑。没有它，往往就会国土分裂，社会动荡，甚至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有了它，统一与和平之下，往往又腐败丛生，潜规则流行。

　　三、美国体制是否例外?

　　刘耘可能会提醒说，美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美国人相信，主权在民，人权高于主权，州权高于联邦权。为防止联邦权侵犯公民权，又有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加以制衡。为什么美国不分裂，还扩张?不动荡，还和平?

　　美国也曾分裂、也曾战争，那就是南北战争。战争结束，联邦权就高于州权，联邦向南部各州派出总督。总督治理之下，也出现任人唯亲。当三权分立，争执不下之际，总有幕后力量加以协调。协调不成，总统就会成为暗杀对象。什么力量在决定总统的选举?什么力量可以制造一起又一起侦破不了的总统暗杀事件?是大资本、大财团!

　　所以，美国人民有幸摆脱官场的黑暗，却不幸落入资本主宰的黑暗。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外部压力，官商勾结日趋明显，“旋转门”转得越来越快，“旋转”的资金越来越多，以至美国成为“of the 1%，for the 1%，by the 1%”(既1%人占有，1%人享用、1%人统治)的国家。即使如此，资本家无祖国。对外，大财团利用政权、发动战争、夺取资源。对内，大财团迫使政权欠下巨额国债，左右政策制定。他们寄生于美国政权，控制美国政权，却不对美国人民负责。

　　四、为什么民主往往通向战争?

　　美国体制的问题，一百年前的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所以，他想有所创新，用五权宪法代替三权分立。因为怕乱，还曾设想先搞军政，再搞训政，最后实现宪政。但是，孙中山对西方政体原则仍然是向往和确认的：主权在民，民主选举，分权制衡。没想到，推翻了独裁专制的满清政府，迎来的却是军阀勾结列强，各霸一方。中国从此进入了战争连绵的时代。

　　战争不好，这我们都理解。但是，有多少人想到，战争还可以理解成是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然有许多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往往相互冲突，贫与富，贱与贵，农业与工业，实业与金融，房地产业与其他百业，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沿海与内地等等，都会形成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一旦利益集团之间分化组合，合纵连横，以民主的名义争夺最高权力，则往往可以通向战争。如果各种外部势力拉一派打一派，战争还可以旷日持久，甚至变成国际战争。目前世界上发生战争的地区，基本上都服从这个规律。

　　民主，怎么会与战争相联系?这在许多有民主迷信的人那里，肯定想不通。他们会认为，这是专制思维者的想象。他们会认为，民是天然正确的，民与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准确地说，许多民主迷信者往往以为自己是天然正确的，自己是可以妥协的，因此民与民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妥协的。我估计，刘耘大概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历史的逻辑却是，民利和民意常常都是相互冲突的，一旦完，全释放出来，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通向分裂和战争。

　　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教训很可能就在这里。即使各派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围绕着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如何在某个人、某件事的评价和处理上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形成派系斗争，直到街头武斗。如果没有毛主席再三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如果没有周总理亲自处理各派纠纷，用行政手段，也就是专制手段，促成各省市革委会的成立;如果没有军宣队、工宣队的介入，即专政暴力的介入，各派间的斗争势必继续升级，直至军队分裂，内战爆发。据我观察，革委会成立，也只是形成了初步的统一与和平。每一派的当事人，谁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谁都想利用各种机会清除异己。所以，派性斗争在各级革委会内部继续进行。事隔多年，回顾当初，仍然有许多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按自己的意见来办，中国就好了。

　　刘耘大概会想，这是没有宪法约束的民主，这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民主。如果有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民主制定的宪法——其实这本身就是问题，民主就不会通向战争。在我看来，这是一厢情愿，这是用短期的个人感受代替长期的历史检验，这就是民主迷信。

　　五、“民主素质论”也不靠谱

　　还有一种民主迷信表现得更可笑，那就是民主素质论。谈论文革时期大民主的种种问题时，一些人说，那是中国人习惯了专制，民主素质低，所以，一给民主权力就走极端，不会妥协，不会宽容。但是，想一想，美国人的民主素质就高吗?动不动靠刺杀总统来表达民意，这不是走极端吗?罗斯福总统隐瞒情报，放任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动员美国国民支持参战，这是美国人民主素质高的表现吗?由于民主内在各执一端、不易调和的特点，一旦国家或企业要进行持久的、协调的行动，往往要清洗不同派别，封杀不同声音，实行专制。就以美国为例，一旦进入战争，媒体发布的消息就得受到军方的管制，成为战争宣传部。这是美国总结越战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

　　再说近代民主思想的发源地——法国。法国大革命后，帝国体制与民主体制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换，政局动荡，先后两次被专制的德国打败。按照民主素质论，岂不是法国人的民主素质低吗?就德国来说，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通货恶性膨胀，失业率高达30%以上，政局动荡不安，这才促成了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形成。就是在这个独裁者任上，德国消灭了失业，普及了大众汽车，征服了法国。按照素质论，岂不是德国人民主素质低?

　　事实上，实行美国体制几十年的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东亚国家，其成绩单都不怎么样。民选政府议而不决，相互掣肘，建立不起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于是，军政府上台，独裁统治。独裁一段时间，任人唯亲，黑暗腐败，又被民众推翻，民选政府上台。如此恶性循环，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秩序建立不起来，就谈不上发展。

　　如果世界范围内普遍民主素质不高，为什么不能反思一下民主谜思本身呢?

　　六、派生出来的犯罪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成绩单就漂亮得多。几乎连续64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人均寿命的加倍，实实在在;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的建设，世界一流。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遥遥领先于世界。即使还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即使明天就发生重大的动荡，这份成绩单也已经值得尊重了。

　　可见，即使中国官场已经成了犯罪场，也得基本肯定这个滋生犯罪的中央集权体制，不能轻言改制。

　　反过来说，无政府状态没有法律，也自然就没有罪犯。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狼吃羊，“践踏了羊权”，狼不是罪犯;老虎吃了狼，“践踏了狼权”，老虎不是罪犯。如果没有政府，只有市场，市场信奉“生存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同样两极分化，同样不劳而获，同样黑暗不公，也没有罪犯。

　　正是为了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才有政府的必要。政府弱了，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甚至必然被资本利用。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型的政府，才有可能节制资本，理顺劳资矛盾，调节经济危机，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支持技术创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被列强统治的一盘散沙的国家，一个后发国家，更是只能靠强大的政府才能夺回国家主权，赶超先发国家。但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如果失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很容易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成就时，悄悄谋取自身利益，滋生腐败，甚至逐渐沦落为犯罪场。

　　因此，犯罪也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派生出来的罪恶。原罪是市场竞争。原罪的原罪是人的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

　　七、法治制造出来的犯罪

　　按照《圣经》的启示，人本来生活在无知无畏的伊甸园里，没有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只有实实在在的自然欲望。饥餐渴饮，洞宿巢居，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后来吃了知善恶果，懂得了分辨区别，就有了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就有了竞争、交换、积累，有了不劳而获，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对治之方，或者是通过立法来约束贫富差距，即他律;或者是通过道德来消除虚荣心，即自律。前者必然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从而需要一个大政府。后者必然意味着要有一个教化体系，从而需要一个大教会。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不相信道德，不相信教会，不相信神。逻辑所致，风气所及，东方的自由主义不相信三皇五帝，不相信儒、释、道，不相信天、地、君、亲、师。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得到眼前利益，就叫唯物主义。但是，自利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靠法治，靠他律，靠相互约束，靠三权分立，靠信息公开，靠监督。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成本。当分权制衡原则贯彻到一切有权力存在的地方时，势必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党、政、军、人大、政协、公、检、法，从中央延伸到省、市、县、乡，消耗的相对财富恐怕远远胜过古代德治体制。效率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社会更公平了，还是两极分化了?腐败被制衡了?还是官官相护了?

　　德治之下，人被分为高尚、普通与堕落，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似乎不公平。法治之下，人被分为守法、嫌疑犯与罪犯，无君子小人之分，难道就公平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既然法治以德治为对立面，法治构造现代社会，德治构造古代社会，那么，毫无疑问，罪犯就是法治制造出来的。

　　不知道刘耘看清楚没有，正是他所推崇的法治，在逻辑上定义出罪犯。正因为德治被抛弃，在事实上激发出各种犯罪动机。形象地说，法治社会，就是挖好了无数坑，怂恿人往里跳，再把人往死里整。现在，每年被判刑的处级以上干部数以万计，远高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干部的数量。但是，因为死于法治，似乎与社会无关，是个人犯罪，理所应当。其实，这正是法治思想的作用，害人于不觉，杀人于无形。正如股票市场，无数人赔得倾家荡产，却有苦无处诉。股场赛赌场，“股市风险莫测，请君谨慎入市”，愿赌服输。谁让你入赌场的?

　　但是，正如股市该取消，法治也该反思。在道德的引领下，法律起辅助性的惩戒作用，这是好法律。否则，以摧毁、践踏道德为乐事，对法治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就是设下陷阱让人跳，就是社会最大的祸害。

　　刘耘以为，下海了，他就安全了。殊不知，现代商业法律多如牛毛。完全守法的公司、企业，不说没有，至少也寥寥无几。去当民办大学校长，一样面临动辄得咎的尴尬。真想有安全感，只能退休!

　　八、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