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还决定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单，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一九六八年，大多数省份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巨大进展。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现大联合；另一个是解放干部，使领导干部能够站出来工作。为了达到这两个条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了大量工作。这是当时运动的主流，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反映得很少。相反，对当时作为支流的打派仗、搞武斗，渲染得很多。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群众分为两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群众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极左思潮的影响。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极左思潮典型地表现在湖南省的一个群众组织——“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一篇《中国向何处去？——“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中。 这个极左派的宣言，它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中国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 它说：“现在９０％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９０％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 第二，这次文化大革命队伍的最低纲领就是要推翻这个“官僚资产阶级”。 它说：“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第三，要推翻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彻底砸乱旧的国家机器”。 它说：“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 第四，要彻底砸乱国家机器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 它说：“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第五，军队已经变成镇压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 它说：“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六，革命委员会是改良主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 它说：“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 第七，让干部重新上台是对走资派的让步。 它说：“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 第八，炮轰周恩来。 它说：“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 从以上的要点可以看出，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当时中国的阶级形势作了歪曲的判断。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在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确实存在有极少数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部分人犯有走资派的错误，但是可以改正的，大多数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不能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由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着中国社会。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它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所以在以后各点上，就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抗的。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 现在，有些人说江青等人是极左思潮的代表，那么，有谁能举出江青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吗？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是教育干部和群众，排除极左和极右思潮的干扰的结果。 二、关于八届扩大十二中全会 胡绳的《七十年》对这次中央全会作了全盘的否定，它说：“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为了坚持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向说成是正确的，他在讲话中继续不顾事实地赞扬‘文化大革命’”，“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第427页）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向是否正确的问题，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由于各人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当然就会有所不同。 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中的“叛徒”问题，这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本书原文对这个问题的叙述比胡绳“客观”一点：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1967年8月16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五月二十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 “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但是，总的来说，本书原文认为：“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 按照这个说法，毛泽东是受了江青的蒙蔽，没有看到全部材料，那么，周恩来是不是也受了江青的蒙蔽，没有看到全部材料呢？有什么能保证，文革以后的专案组就不会“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呢？ 三、关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胡绳的《七十年》说：“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并不成熟”。“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中，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九大的政治报告，“贯串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语，有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确立的特定的含义。它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第428页） 本书原文也说：“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他们都说对了：贯串九大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九大使这个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了九大的政治路线。这个报告共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三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这一部分，由于文化大革命仍然处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充分的暴露出来，因此，这个总结仅仅是初步的。 2005年3月27日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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