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派性武斗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 《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 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江青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 “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 “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当天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三十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1968年8月17日。）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他认为，在接连采取几项大动作后，局势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他在审改这篇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了以下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在这前后不久，他还多次提出不赞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一类说法。 “是时候了”，毛泽东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 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地发表那么多有着毛泽东所写编者按或批语的调查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同前一阶段毛泽东言论的调子形成明显反差，说明毛泽东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 第三节 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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