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为人民说话？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但是，　张五常　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

　　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张五常一类经济学术士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无非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1987-1989)

　　(2)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1993-1995)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似乎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附文

环球网推荐文章：刘志勤：中国人沾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光

　　近来，网上有文章称人民币“外升内贬”，并称人民币对不住(中国)人民，被不少网站转载，引起舆论纷纷。这篇文章还认为，汇改8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增值达34%;对内商品贬值达43%，人民没有从汇改中得到实惠，中国的贸易和经济似乎也没有从汇改当中获得补益。相反倒是美国人低价消费中国商品，而中国拿着赚到的美元又去买美国的国债，让美元又回流到美国本土。虽然这种说法已经不再新鲜，但是每次有人旧话重提，总会引起新的轩然大波。

　　笔者认为，该文所议之题，有研究探讨的必要，但是上述结论却需要推敲商榷。

　　首先，人们总爱拿不同年份的同类商品的价格进行直线比较。例如，有人说2013年的大米价格是每市斤3.3元，而在2005年时的价格则是每斤1.9元;并且得出今天的100元人民币实质市值仅仅相当于2005年的57元。由此得出人民币对内贬值高达43%。把这两个变化绑架在一起是不对的，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如果这样的比较法得以成立，我们将无法面对下列事实：1972年时，1美元兑换2.2元人民币;而到了1980年，1美元只能换到1.5元人民币，人民币增值高达67%，而国内市场价格根本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般大米的价格在每斤0.165元;当时被市场捧为精米，好大米的小站道大米也只是0.25元左右。而那时人民币对美元等实行一揽子货币方法的汇率管理体制，1985年时，贸易项下的汇率是1个美元换到人民币2.8元，非贸易汇率依然保持在1.5元。到1991年时中国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一度达到5.4423;到1993年时调剂价格放开，1美元兑换人民币高达8.7以上。一方面是中国的出口发展迅猛，人民币汇率对外贬值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当年大米的价格也只是每斤0.50元左右，并没有随着人民币贬值而大幅跌落。大米等价格如此之低，是因为当年人们的收入普遍很低的缘故。所以说，国内市场物价是受其它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是人民币的对外币汇率多少的制约。

　　由于当时实行了外汇券和人民币同时流通的双轨制政策，人们更关注的是美元的黑市价格。那时100美元可以兑换到850元甚至更多。而现在只能换到608元左右。可见人民币增值使美元购买中国货的能力减少。有人又因此担忧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增值使美元储备无形缩水。更有人心灾乐祸的说中国出口越多越吃亏，美元赚的越多越赔本的怪论，这是有悖常识的异见，不要轻传。其实，这些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国际交易结算之用，其市值是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影响物价变化的因素：就是人们收入的增加比例。2013年的收入与1990年和2000年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的平均收入不足千元，物价相对较低属于正常。

　　笔者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无论是过去的对外贬值，还是现在的对外升值，人民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和人民币对外汇率没有直接关联。汇率变化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并没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更不会对国内商品价格如大米等产生直线影响。个别进口商品价格则可能受到汇率等各种因素的曲线影响，但不能简单地怪罪于人民币增值。最受影响的是常年出口企业，但是也不能说出口越多越亏本。至于说“老百姓出口仅是赚到了可笑的通货膨胀”则更是缺乏有力的佐证。

　　有人以美国人在中国利用结售汇的利差生活旅游为例来证明其人民币外升内贬的观点，也是片面的。1，倒是更多的中国人在享受人民币结售汇利差的好处：成千上万的中国旅游者和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现在用6.2万元就能兑换到1万美元，比汇改前的8.7万元(至少)节省2.5万元以上。怪不得有许多去美国旅游购衣购物的中国人大呼便宜，过瘾。殊不知，他们也是沾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光了呢!

　　既然我们都知道，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国际市场顺差压力所致，就没有理由嘲笑和挖苦当前的汇率体制。要知道，或许正是当前的汇率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出口企业的金融安全，和中国国内市场的稳定运转，也间接保护了中国消费者的利益。

　　我们不应当误读当前的人民币增值走向，相信在市场的调节下，中国的汇率体制会更加健全，既保障了国际贸易的公平，也捍卫了人民币的尊严。人民币终归为服务人民所用，人民爱人民币是必然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