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高房价背后的金融黑幕2010年3月5日 目前，社会上关于以征物业税方式压抑房价的议论较多。其实，此举只会抬升房价，而不会压抑房价。道理很简单，累积的物业税将加入转让的二手房价，成为刺激二手房价上升的因素，又会传导到一手房市的房价，促其继续上涨。而对于要购买居住房的众多升斗小民，加征物业税则会直接加大其购房资金压力。 目前房价高幅上升的根源除成本因素外，根本是需求因素：一是有国际资金进入房市炒房，二是由于经济不景气，银行有大量闲置资金进入楼市炒房。实际上，在京沪深广等大城市不断推高房价的人并不是房地产商，而是银行。多数国内炒房大户都是利用银行按揭和银行贷款作为资金杠杆，从事囤房、炒房。 如果国家真想使房价下跌，只要管住银行资金抑制其进入房市，则房价自可应声而落。例如，可制订法规，指令银行要求购房申贷者，在申报收入时附以与个人收入所得相关的纳税证明，从而验证其真实收入属实方得发放房贷。 此举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炒房者多为利用他人身份证(征集人头)，填报假收入证明套取银行按揭贷款。从而借助银行资金为杠杆，大量囤房、炒房，以很少的自身成本，囤积大量房源。这也就是当前各地闲置空房甚多，然而房价升升不止的根源及秘密所在。 而炒房大户的这种操作，主要是通过房产销售公司与房贷银行联手进行。中间种种腐败之黑幕，更是殊为惊人! 只有采取措施使炒房者数量减少，使来自银行的炒房资金链中断，房价才可真正下跌。 但是，这样一来，银行之过剩资本将由此而减少出路。中国金融泡沫之崩破，为时亦将不远矣! 何新：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用意(2010年3月18日) 据有关报道：4月15号，是美国财政部决定中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最后期限日，中国将会如何行动令人关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赶在这个期限之前调整汇率。但多数经济学家则感到对此举之利弊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 1 有必要先谈点有关汇率的基本知识：汇率是一种货币对其他货币的交易价格。汇率反映的是一种货币的国际币值。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各国货币有“硬通货”与“软通货”之分。所谓“硬通货”即可以直接对他国贸易进行结算、支付的国际货币，相当于黄金，因此称做“硬通货”。 所谓“软通货”，则是必须与“硬通货”相交易，兑换成硬通货后才有结算和支付力的货币。 美元是目前世界贸易体系中主要的硬通货，是黄金以外主要的国际通行货币。所谓人民币升值，主要是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 人民币至今在国际多数地区仍然属于软通货。换句话说，在进行的国际贸易中，人民币必须兑换为硬通货后，才具有支付能力。 在中美经济往来中，人民币必须结算为美元后，才能成为结算货币而具有支付能力。中国国家所持有的美元资产，都是国家银行支付人民币而购买的。人民币高幅升值，对这些美元资产，将造成极其重大的国民经济损失! 这个问题丝毫不难判断，本来应当只是一种常识! 2 中国外汇储备的70%—80%是美元。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意味着： (1)人民币在美国市场的名义购买力增强，可以多买到一些美国愿意卖给中国的商品。 (2)同量人民币可以换得比以前更多量的美元。 但是：(3)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约2.4万亿美元。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则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即对人民币贬值1%，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虽然名义价值仍为2.4万亿美元，似乎没有减损，但实际币值对人民币则将自动减损1%即240亿美元，相当于损失1600亿以上的人民币。 (4)由于中国2万多亿国家外汇储备中的60%以上，购买了大量的美国资产——美国国债及其他债券、证券，总额约为1.5万亿美元。这些债券均用人民币折合美元后购买而且始终以美元估值——不要忘记，这些美元资产都是中国银行已经支付人民币购买的，因此，其实际资产量将因人民币升值及美元贬值而发生大幅度缩水。 美国政府声称，人民币币值目前被低估40%—50%以上。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施压要求人民币最终升值40%—50%。这样一来，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自动减少40%——50%，即每一万亿美元资产自动缩水4000亿——5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民资产至少损失3万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国家去年GDP总额33万亿人民币的10%。在这个数字面前，所谓“保7”、“保8”之举还有任何意义吗? [注：据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及其他债权，总量在1.5万亿美元左右。如果人民币升值4%，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将损失600亿美元。如果升值40%，中国将损失6000亿美元，即4万亿人民币。] 3 所以在本质上，美元升值根本不是一个什么“贸易平衡”问题。所谓贸易结算中人民币的汇率被中国政府操纵和低估的问题，纯粹是美国蓄意制造的一个声东击西的假问题。中美汇率之争的焦点不在贸易，决定者不应在商务部，真正的战略性焦点是在外汇管理局管理的中国国家美元资产上。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后，美元对人民币债务的实际币值将自动减损一半。这才是美国国会两党130名议员史无前例地联署上书，要求人民币立即高幅升值的根本原因和真正原因。 在人民币升值40%——50%以后，由于美元债务对人民币自动减少近万亿美元，而美国政府即可对世界增发一万亿美元的国债来挽救美国经济。由此所引起的国际通货膨胀后果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后果，将大大地减弱。此事关系美国国家的重大利益，也是当前这场中美汇率战的真正现实意义所在! 除此之外，美国逼迫要求人民币升值，还有一石多鸟的以下效果： (1)抑制中国产品出口， (2)促进中国国内通胀， (3)使中国国内银行及政府以人民币计价的公共累积债务对美元自动升值。 上述政策招招均是经济杀手锏，有剑剑见血封喉的效果，足以断送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命脉，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而中国国内经济学人由于对国际金融问题的无知，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之麻木，则令人不禁更为齿冷! 何新：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阴谋及国际经济战!警言： 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 张五常 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 记者：美国的老布什见到中国的领导人曾关切地提过一个问题，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彻底实现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单一私有化的经济，为什么他们却全力促进我国的私有化呢? 何新：这是别有用心的。 记者：如果是别有用心，你认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苏联地区及多数东欧国家的现状就知道了。苏联瓦解后，前苏联的大型国有制(包括跨国)垄断企业被彻底摧毁和全面瓦解。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整体地在世界市场中和国内市场中丧失了竞争力。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瓦解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不断引发社会不安和动乱。(正是由于前苏联时代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发生大型的社会革命和动乱。)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已成为西方跨国垄断组织拓展新的生存空间的经济“新边疆”。 由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体系的崩解瘫痪，前苏联军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也陷入了瘫痪的状态，短期内俄罗斯已失去与美国及西方争霸的能力。这就为美国当前强力推行“国际导弹防御体系”(NMD)准备以强大核军力为后盾直接称霸全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NMD的报刊译名是“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这可能是出于误解的误译。NMD本质上是一个跨洲的国际体系，而不仅是美国一国的防御体系。应称作“国际导弹防御体系”。 可以说，美国近20年来通过向苏联灌输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诱导他们走向自毁式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对西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空前胜利。他们在中国也一直试图这样作。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诱导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经济政策目标(1)砸掉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体系;(2)摧毁国有制企业造成大规模社会失业;(3)以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全面自由放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一些根本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真正运行机制的幼稚经济学人，认为只有达到这三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 我国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似乎全然无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运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点。他们在中国居然仍然鼓吹过时的斯密——萨伊的幼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吹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解散大型国企，而回到以小企业、小私有制为主体的原始积累状态的幼稚资本主义。 我个人认为，问题的根子不仅在于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而且在于引导经济改革的某些理论存在根本错误。当前特别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术士向中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那正是旨在将中国导入动乱深渊的“谍中谍”。 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如果你还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会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诩为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根据这样说。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 常 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 韦特 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按：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 常 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 常 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 常 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苏式经济学不能满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如科尔内理论，这些理论是稀释的自由主义与苏式传统经济学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头过河)，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成为设计中国市场模型和对外开放(包括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的指导性、规范性理论。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已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这种推论极其可笑，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经济学的成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人体的健康运转并不是由于人体的生理学理论一样。先有资本主义，后有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及其矛盾的理论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政府虽然会以经济学家作顾问，但他们真正的决策绝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或根据经济学家的某种经济模型。人体是自然运转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依据其内在机制(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然运转的。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改变人体的自然机制和规律，但听信坏的医生所提出的建议却足以使人体的自然运转发生障碍。一切坏建议中最坏的建议，就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天然的内脏位置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个家。这几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了不少类似这种建议。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这就是1988-1989年的经济政治混乱和动乱以及9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以及当前导致社会内部紧张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这种经济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盘地以独立的批判态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 武安 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 张五常 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商务2000年版)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五 常 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 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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