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型

　　二、生产力。

　　毛主席认为，生产力是人力和生产资料。他用“一穷二白”描述在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下的旧中国的“落后的经济遗产”的遭遇，用“新型农民”、“八字宪法”、“公社工业化”等描述新中国对于农村将引入新要素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生产力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宏图。

　　1、新型农民。在现代化意义系统，西方学者提出了认识世界的问题域，马克思提出了改造世界的问题域，毛主席提出了改造人的问题域，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三个里程碑。这三个问题域互相关联，描述着不同的境界和不同任务目标的挑战。显然，毛主席将人的改造或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和内涵，其现代化话语一直有“文化”的概念。毛主席人的改造概念中提出的“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和“两化”最为著名，再联系其它叙述，可以简要为：①对象，所有的人;②内含，a知识技术，b文化价值，c利益观念，d意识形态;③结构，培养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工程师、技术员，特别是工农的知识化;④情感，人民内部各阶层的情感认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工农化。新型农民是人的改造的最重要的内容，毛主席的语境就是严重的问题是组织和教育农民。R .麦克夸法尔、费正清在解读这一命题时说，“这里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通过使他们学习城市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必须把这些乡村居民引入现代世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7月第一版p23)。的确如此，如果不对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文盲实施“技术知识”的教育，使“农民的能力的差别”得到现代性更新，即使在公有制下也发展不好生产力。但现实是：(1)许多学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2)超学龄的青少年也没有学校可进，(3)壮年劳动力已失去进学校机会。这样，“建设”与“文盲”的现实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建设不可能等消灭了文盲才开始。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大背景的漩涡中，毛泽东用“组织”和“教育”这两个现代化工具展开了新型农民建设。

　　①通过组织合作社或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使学习成为经济上的需要，集体意志的引导，农民自己组织学文化。毛主席根据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作了个设计：“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

　　②公社办学校。“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6]一文按语)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同时，也协助科研。1958年10月1日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所，有2000余万人。1954年-1965年全国扫盲9570万人。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经验是：1.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2.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3.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

　　③普及义务教育。1964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甲辰谈话，对农村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提出批评。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分别从1962年的56.1%上升到1976年的97.1%，后者则由42.6%升至94.2%。(1995年农村小学校16万所，学生763.7万人，中学3821所，学生40.7万人，2005年分别为6.1万所，307.5万人，2582所，36.5万人)

　　④缩短大学学制。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⑤知情下乡。“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农村学校大量设立，民办教师也大量出现，全国农村迅速形成了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区委会办高中的新格局。

　　⑥通过农业机械化使农民接受科技知识。农业机械化运动对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不容低估。最初搞农业机械化时，许多干部连农业机械化的概念都不清楚，成千上万的农民更是从未见过拖拉机。农民科技意识淡薄，接受新事物缓慢，使用的仍是千余年前祖先使用的铁锹、镰刀、锄头之类传统手工农具。通过农业机械化运动，大批农民被培养成了农机技术人员。到1978年底，全国仅人民公社系统就有农业机械管理操作人员790多万，其中拖拉机手330万。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的农民，对现代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和运用起了很大作用(王磊 1995)。

　　2、八字宪法。《八字宪法》是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农业的革命，它把自然资源、科技资源、机械资源和人力资源融入辩证法范畴，用八个字描述出农业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域，如果说过去这八个字是对传统农业现有生产要素的概括话，那么，在八字宪法中这八个字则被赋予了科技和现代的语义牵引出新生产力的革命，“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后来，毛主席对竺可桢说“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

　　（1）土。毛主席说“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事在人为的要点在于集约化、水利事业、精耕细作等。为此，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就达到500～600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同时，国家通过灌淤方式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的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北方农业会议。8年来农业生产连续丰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粮食已超过“纲要”。北方14个省、市、区粮食过“纲要”的县有84个，公社有1251个，大队有26613个。全国高产稳产农田总数达到4.5亿亩。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继1973年5个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达到这个水平。全区32万克(1克相当于1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过400斤。1974年粮食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

　　（2）肥。在毛主席的语境中“肥”指化肥、有机肥和绿肥。肥料特别是有机肥对农作物的当年增产、持续增产改良土壤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在积极倡导化肥工业的同时大力提倡有机肥。1955年，毛主席在关于兰溪上华合作社养猪厂的批示里，发出了“养猪积肥”的号召。1959年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毛主席写到：“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

　　1959年,毛主席又提倡:“沼气既能点灯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到60、70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风化煤...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造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高等的土化肥。在六、七十年代提出了旱田主要农作物亩施万斤农家肥的原则。在充分利用现有肥源的同时，集体和社员家庭积极响应毛主席养猪积肥的号召大养其猪。各公社和有条件的大队都因地制宜的建立了能进行简单生产的土化肥厂，生产出大量含量明确、肥效突出的肥料。并注意在测土的基础上，因地、因作物需要科学施肥。一场学习大寨增加壤土腐殖质含量、建造“海绵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随之国家和各省不断的投资建设大中型化肥企业的同时，70年代初国家在每个县都建立了标准、规范的中小型化肥厂

　　1965年春，我国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的设备试车成功，制造出第一批高效化肥。1972年我国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1974年，我国又开始设计制造30万砘合成铵装置。化肥产量从解放初的三万九千吨到70年代中后期迅速增加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1973年4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年—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成套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化肥400万吨。

　　（3）水。1957年，毛主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此中国拉开了农业水利建设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截止“五五计划”的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灌溉密度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现有灌溉密度为13%[注])。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尚不在统计之列)。人工河渠总延长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600亿立方米以上。有资料表明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河南林县“红旗渠”，渠线纵横1500多公里,被誉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举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在1957-1979的20多年间，新中国水利工程的建设强度为平均每年5座三峡工程。巨大的工程量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水源短缺)，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4）种。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的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就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1960年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五千四百多万亩种子基地。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1966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70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各级政府、各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早在1971年良种种植面积就达到其总面积的80%;杂交高粱播种面积在全国达到20%;杂交玉米约占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更是普遍推广。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30%。就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先后也有十几种，亩产都达千斤以上。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袁隆平小组被抽调研究籼型杂交水稻是从1964年开始的。1972年杂交稻研究被农业部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即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袁隆平小组的杂交新品种实验成功，1976年即被批准大面积推广种植，结果使水稻产量增产20%以上，亩产达600多公斤。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种的并不只有袁隆平小组一个，全国约有十六七个科研单位的上百研究人员、上万个农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参与。他们都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成果。小麦、玉米、大豆、谷类作物品种的改良中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农业科学家李振声研究杂交小麦，反复试验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种使小麦亩产增长25%、在七十年代就达700多斤。还有以李登海为代表的玉米品种改良，在1975年就达到亩产1024斤，如今已经更新升级了数十个品种。在种子研究领域，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1971年全国已种植杂交高粱2280万亩。杂交玉米一般可增产25——30%，1971年全国已种植6720多万亩，占全国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1974年7月1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

　　(5)密。传统农业中的习惯稀植是制约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密植就是为了达到单位面积上有效株数的最大化,从而创造单产最大化中的株量条件。“八字宪法”中“密”字的涵义是合理密植，是对过去的稀植而言，而且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密植。在全国范围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种类和品种的农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实践试验和样板示范。通过适度缩小株行距、增加穴种苗数量、增宽播幅等途径，摸索出全面、系统的合理密植的各种模式。推动了粗疏稀植的传统农业生产形式向合理密植的科学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6）保。新中国从科研、教育到生产部门，从科技人员到广大农民都积极动员起来，充分利用农药、生态、土办法、人工等各种手段，完成有效的抑制、根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工作。

　　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我国农药事业的科研、高等教育和研发产业化方面的工作不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0年，开始了对硫磷的小型生产。四川泸州化工厂新建滴滴涕车间于51年投产。51年华北农科所、上海病虫药械厂研制的六六六投产，浙江化工研究所研制的毒杀芬在浙、闽、皖等省投产。52年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发的六六六在沈阳投产。滴滴涕和六六六的研制、生产拉开了我国现代农药工业的发展序幕。50年代初，南开大学杨石先和他的助手首先合成了我国独特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57年在天津农药厂建成投产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生产装置。南京钟山化工厂是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最早专门生产农药加工所需的化学助剂的生产企业，为我国的农药乳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乳化剂，直到今天，也是水基性制剂加工助剂的主要供应商。66年，我国研制的久效磷、螟铃畏等三种有机磷农药以及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壮素等新农药，先后投入生产。新中国既重视化学药剂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又关注到农药毒性、残留毒性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为此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保障我国农药事业的安全发展。1962年，杨石先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份《关于我国农药生产，特别是有机磷生产的几点意见》。同年，周恩来总理委托杨石先筹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展了以使用安全为重点对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硼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在我国现代农药起步阶段，相应的有关农药学科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同时开始创办。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已开设了农药方面的课程，其同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培养出大批农药专业的研究生。这些有远见的举措，为农药事业的创制发展准备了人才条件。这期间，沈阳化工研究院继六六六研究成果产业化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开发了系列的农药品种。如杀螨砜、三氯杀螨砜乙基内吸磷、对硫磷、敌敌畏、甲基内吸磷、代森锌代森锰、2，4，5-三氯酚铜、克菌灵及多品种的除草剂。省市化工(农药)研究单位江苏所、浙江所、四川所、湖南所、安徽所、上海所、山东所、广州所等也做了大量仿制工作。在有机农药合成工作起步的同时，我国开展了粉剂、可湿性粉剂、油剂、乳油和复配剂以及相应加工助剂的研究工作。到1964年研发出甲(乙)基对硫磷和六六六混合粉剂，即“甲(乙)六粉”来代替单一的六六六粉。甲六粉是复配制剂中最成功的一个典范，其杀虫谱广、药效好、使用既方便、又安全，还不易产生抗药性，对农业贡献巨大。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农药科技攻关工作开展得扎扎实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发出防治甘薯黑斑病和水稻苗期病害效果很好的乙基大蒜素(随即开发出抗生素401、402);上海农药研究所研究的直到如今仍为防治水稻纹枯病的首选药剂抗生素井冈霉素;1970年沈阳化工研究院合成并筛选出多菌灵，1971年完成中试，1973年投产，比BASF公司至少早两年。多菌灵是内吸性杀菌剂，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几种内吸性杀菌剂之一。仿制农药稻瘟净、异稻瘟净、克瘟散等的投产，再加上代森锌、代森锰等复配剂的生产，以及氟硅酸钠等在小麦锈病地区的使用等，这就为禁止生产、禁止使用不利于人、畜健康的农药创造了基础条件。1972年我国宣布停止赛力散、西力生等产品的生产，1973年禁止使用。 75年，国家石油化学工业部以(75)油化长字节9号文《征求关于划分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概念的初步意见的函》，以国家指令形式对农药提出了高效、低毒、低残留概念和划分标准，以确保人畜安全、环境安全。禁用有机汞以后，我国又不断研究、生产出其它高效杀菌剂，例如托布津、甲基托布津、硫菌灵、甲霜灵等高效内吸性杀菌剂，以及三唑醇、三唑酮、烯唑醇、丙环唑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的植物病害和虫害有十一种，其中的棉花蚜虫和红蜘蛛，在集中的产棉区已经基本做到不卷叶，不红叶，达到消灭危害的要求;对于蝗虫和粘虫，也做到基本控制，不使为害;其他如麦类黑穗病、水稻螟虫等等的危害损失率一般已降低到百分之二以下。由于综合防治手段的持续使用和不断加强，1960年许多地方就创造了几万亩、几十万亩耕地连片的无病、虫害种植区。六十年代我国基本上消除了肆虐中国农业数千年的蝗灾危害。1968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

　　（7）工。1959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并要求“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还指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1962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定“我们党发展农业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包括动力机械、耕作机械、运输机械、收获机械、水力机械、林业机械、饲料机械、场上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机零配件制造等行业的农机工业体系，能够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农用运输车、水泵等各种农机产品。创建了洛阳，天津，佳木斯等大型农机制造企业。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多山区丘陵，不适用大型农机作业的情况。因此，在国家的支持下，又开发了大量新式畜力农具，如步犁、耘锄、播种机、收割机和水车等。我国农机推广体系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1951年为促进农具改革，建立了新式农具推广系统，到1959年底共推广了各种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五亿二千多万件。自60年代起，国家确立了因地制宜、典型示范、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农业技术推广原则，形成了以国家农机推广机构为主导的事业型推广网络。到1976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85.4万台;小型拖拉机达到 329.8万台;农业用汽车达到35万辆;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615万台;农用水泵达到515.7万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 123.5万部;小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 291.8万部;谷物联合收获机达到35861台;饲料粉碎机达到113.9万台;磨面机、碾米机、轧花机和榨油机共 388.1万台。1984年，机耕面积达5.2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39%。机电灌溉面积达3.76亿亩，占灌溉面积的56.4%。是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出兴办农业机械化的原则：以地方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多产农林牧副鱼等品类;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国家积累不要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总设想分为三个阶段：①以5年至7年为期，机耕面积由1965年的2.3亿亩达到4亿亩以上，灌溉面积由5亿亩达到8亿亩左右，基本做到农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运输的半机械化，化肥每亩耕地施用量由13.5斤达到30斤左右;②以10年为期，到1975年，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灌溉面积达到9亿至10亿亩，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运输的机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亩施用量达到50斤左右;③以15年为期，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8）管。毛主席创造了农耕“精耕细作”的词和意。“精耕细作”既高度概括了整个中国古典农业耕作的全部经验、智慧，又从中国的农业客观实际出发奠定了现代大农业的发展方向。加强田间管理改进耕作方法实行精耕细作。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合理轮作(换茬);多种高产作物;推广密植、间作和套作、增加复种指数、扩大复种面积。不违农时，及时播种，及时锄草、间苗，及时收获，细收净打，力求丰产丰收。1952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131%，1957年就提高到141%，1978年继续提高到151%，等于增加耕地面积15%。国家要求从1956年起，在12年内，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把复种指数(包括绿肥作物在内)分别提高到下列的水平：⑴五岭以南地区，达到230%左右。⑵五岭以北、长江以南地区，达到200%左右。⑶长江以北，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160%左右。⑷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区，达到120%左右。⑸长城以北地区，一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耕地，减少撂荒面积，在可能的地方，力争扩大复种面积。60年代初，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科学种田活动。70年代初，全国建立健全了县、(区)、公社、大队诸级农业科技网络。

　　3、公社工业化。毛主席说：“我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这些“特别办法”之一就是在农业区搞工业。公社工业化是对旧式农业生产力的一场革命，既包括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和科技化，又包括在农业体制内通过政社合一的组织系统兴办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能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的轻重工业，这种在农业体制内的工农业并举势必产生集约化效应实现资源最佳配置，走出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这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

　　毛主席提出的“公社工业化”概念，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第一次，无疑是个重大贡献。从世界工业化历史运动看，西方工业化在消灭小农经济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无产者或者说是难民，制造了城市贫民窟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不许农场办工业，由于单一的农业剩余又被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拿走，所以，农民很苦，农业也因扩大再生产能力受制也一直发展不好。毛主席认为，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把工业化阅读为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现代与传统的斗争、城市的单向运动，结果是城市与农村对抗、工人与农民对立、工业剥削农业，造成三大差别的社会分化。

　　问题在于，有了前车之鉴，还要去重复老路吗?根据国情走出一条与西方和苏联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当地农村工业，实现农村中的城镇化，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避免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中国工业化的定义就包含着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等要素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就是工业，工业与农业可以相互转化，城市可以办工业，农村也可以办工业，形成城乡结合的新农村;路径就是人民公社的集约化管理组织系统内生着并举工业的动机、行为和能力;可行性在于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个价值链既内部化了外部不经济，又可以因地制宜办出特色工业增加附加值;预期收益为工业剩余比农业剩余大得多从而直接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民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定的工资性收入。

　　对于公社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毛主席说：“公社年年可以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五年内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另外， “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

　　在这样的构建下，1958年以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

　　王玉玲《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描述了公社工业化的基本过程。

　　1958年8月后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工业化统一的思路。1958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配发的社论中，总结了人民公社与农业社的不同。其首要就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是要像城市工矿区一样同时兴办工业。人民公社将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消除工业和农业的差别。除了生产，公社还要自己兴办商业(交换)、信用(银行业务)，举办文化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专科、科学研究等)事业，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年和复员退伍军人要编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统一体。到1959年，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三年困难期，公社工业陷入低迷。1961年，社队工业产值为19.8亿元，1962年下降为7.9亿元，1963年再下降为4.2亿元，为历史最低点。60年代中期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解决农业收益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等问题，公社工业又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到1970年，达到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70年代后，在中央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号召下，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创办起各种规模的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企业。随后，沿海及内地各省市也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和指导下兴建社队企业。其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1976年已达到12.44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为6.96亿元，队办工业产值为5.48亿元。1978年社队工业产值又发展到25.98亿元，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公社工业日益壮大，到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其中，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385.3亿元，增长127%，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为9.1%(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社队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32%。在农村工业企业发达地区，已涵盖了以下门类：以食品、饲料为代表的粮食转化行业;以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产品为原料的农副业产品加工行业;围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小型矿业、能源和建筑材料等行业;传统工艺、各类编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制造、修理行业;为大工业协作配套或拾遗补缺的行业;为城乡市场服务的轻纺、五金以及当地土特产加工等行业;供出口创汇或为外贸部门加工服务的行业等(王玉玲 2007.4.30)。

　　张文茂《还是要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认为，1、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必须经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50-70年代)，农村产业革命阶段(农村工业化阶段80-90年代，后来基本中断)，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阶段。而毛主席开辟的公社工业化和集体化正是自觉完成这三大历史阶段的有效推手。2、人民公社体制和公社工业化势必带动出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化和产业化趋势，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变革和工业化发展趋势，农村社会结构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最终完成农村现代化的主要任务。3、公社工业化可以用“三个一批”模式解决农民的出路。即：(1)城市化转移一批。①城市扩张到的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转变;②农民进城的市民化。前者表现为农民以集体经济为载体的整体转型，后者表现为以农民个人身份的农转非，是退出农村集体经济和土地权益的市民化转移。(2)城镇化集聚一批。表现为农村地区由于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经济和人口的集中、集聚，传统农村转变为小城镇。如华西、南街、南山集团等。这种城镇化集聚按一般规律更多的应该是乡镇中心区域(原来的公社一级)成为城镇化集聚核心和载体。(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一批;在城市化转移和城镇化集聚的基础上，对一大批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村庄，要通过适当的集中、集并，建设为新农村的新型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