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型

　　③公社制度的效率

　　上面从产权与计量两个问题分析了公社制度何以具有效率，现在再从“集体经济”制度的视域对目的作进一步考察。

　　显然，集体经济是建立在利他偏好人性上的，与利己偏好的私人经济根本对立。从私有经济引申的经济人假设存在着两个明显缺陷。其一，自私只是人性潜能的一种，因此，经济人并非如资产阶级所说是唯一的最佳选择。人类还可以选择人性的利他潜能成为社会人。这两种人会因为不同的历史境遇决定谁为最佳选择。其二，经济人描述的是少数精英的偏好。假设人们为了生存的动机选择了自私的行为，竭力通过所谓公平的选择机会实现最大化财富。然而，欲望与能力似乎无法成正比。绝大多数劳动者因为没有财富最大化的竞争权利束或智商潜力，留下的选择只能“认命”于少数精英的专制。由于存在稀缺资源规律，私有制社会无法避免财富两极分化，从而阻碍人们实现合理的现期价值和预期收益。在此困境下，多数人会自然转向利他偏好，寻找集体社会以合作生产方式逐步共同富裕(当然也会存在公平的差距)。这样，如果立国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就应该以绝大多数人的偏好作为国家政策的选择偏好。所以，公社制度至少是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最好的选择(合作社的成功足以证明)，它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农民积极负责和创造性劳动的机制。

　　Ⅰ 集体生产

　　靠天吃饭的农业、对土地占有量的稀少和贫穷的农民，决定了中国农民的个体生产力十分低下，分散生产很难把外部性内在化，它会是低效率的。相反，集体生产则完全可以不是这样。在报酬分配对边际生产率作出评价后，合作生产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将会从多个缘分使潜在的效率更充分释放。“队生产—分生产”的分析结论在很大程度与公社集体(合作)生产相类似，它的分析路径对解释公社行为也是适用的。当处于队生产时，一个基本的观点是：

　　产出应属一个队，而且它还不是每个分成员的分产出之和。队生产Z至少包括两种投入Xi和Xj，a2Z/aXiaZj≠O。其生产函数也不能分解为仅包括投入Xi或Xj的两个生产函数，因此，不能将Z的两个分生产函数之和作为队生产函数Z。这里的奥妙就在于Z所获得的一些生产技术大于Xi和Xj分别生产Z时的情形。

　　对于通过合作行为为什么能获取收益，通常的解释是依赖于它所从事的交换与生产比分别加总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原理。……合作活动的所得来源中包含着一个队的运作，在这里单个的合作性投入并不能产出同一的可以加总成衡量总产出的分产品。(A.A.阿尔钦　H.登姆塞茨)

　　生产队的生产就是一种队生产，与分生产(个人单干)相比，它获得了对投入资源(土地、人力、财力、技术、机械、水利等)的有效组合的机会和功能,管理者在生产流程中可以对资源按专业原理进行更适合生产的配置。正如《农村六十条》将劳动按技术和专业含量分为五类计量，将劳动者按技术水平(经验)组合分工投入生产，公社、大队、生产队均有对农村、农业、农民提高科技水平的职能。(截止1979年公社的农业科技机构：1、农业技术推广站 17622个;2、牲畜配种站 1174 个;3、畜牧兽医站 8495个;4、种子站(公司)2369个;5、国营良种场2481个)可见，公社集体经济形态使农村获得了科技创新、整合(提高)、推广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这就把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建立在低成本、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化激励机制上。更进一步说，在技术、分工、合作等要素构建的劳动境域，劳动者所释放的生产力不是1+1=2或小于2，而是大于2。事实证明，小农单干不仅技术进步成本非常高，而且生产力也小于合作生产，根本无法同公社企业管理方式相比拟。

　　Ⅱ 规模生产

　　“队生产”概念有这样的引申：从对生产资料单个人占有的生产向生产必须由几个单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经整和后同时加入进行考察，单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对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是有损害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或经济增长需要“联合使用的更大的生产资料”，从而有利于技术革新、使用、推广、提高及现代化进程。从人民公社退回单干(大包干)所导致的三农问题，其根本原因除了失去“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功能外，还在于是把联合的资源分割为“小资源”的单干形态，使规模生产和产业结构布局及调整非常困难，这样就使与其相联系的技术进步与现代化也受到极大削弱。即使有所成效，产生的交易成本也十分高昂，就是说，它是成本大于收益的粗放的生产模式。

　　《农村六十条》从三个层次逐级(根据实际情形)提供规模生产(产业结构)的联合使用的更大的生产资料的来源。这种“逐级”是对三个层次的产权的排他性和可让渡性的界定，可避免盲目升级规模生产，同时也为根据需求的升级预留制度变迁，使规模生产运作在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所允许的范围。

　　a生产队

　　生产队具有土地、牲畜、农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及生产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权。这种产权在没有生产队同意时具有排他性，在经过生产队同意后才具有(主要是使用上的)可让渡性。很明显，这样的界定是要把生产队作为规模生产的基本单位，对生产性的规模生产水平的权利在生产队，使边际规模生产能控制在与生产队的知识、信息、能力等要素相一致的规模边界情形下产出最大效用。

　　《农村六十条》第24条规定生产队规模生产的方向是：

　　“一般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同时根据当地的条件，积极发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生产;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作物的副产品，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

　　产业结构布局是：

　　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

　　在渔业区，应该专营渔业，或者以经营渔业为主。

　　在畜牧区，应该专营牧业，或者以经营畜牧业为主。

　　在山区和半山区的生产队，要切实培养好和保护好山林，严禁过量采伐，严禁毁林开荒，并且积极地植树造林，因地制宜地发展用材林、竹林、经济林、薪炭林和山货、林副产品的生产。在竹木集中产区的生产队，应该以经营竹木为主，竹木生产和粮食生产相结合。

　　《农村六十条》第25条规定的多种经营项目是：

　　生产队应该按照当地的需要和条件，积极发展农村原有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业(农具、烧窑、土纸、编织等)，养殖业(养母畜、种畜、群鸭、群鹅、蜜蜂等)，运输业，采集，渔猎等项生产。

　　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生产内涵，由于具有合作生产制度性质而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制，可以加速技术进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b生产大队和公社

　　生产大队和公社组织的规模生产主要是领导兴办和管理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及植树造林，并根据生产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各生产队之间必要的协作。几十年间国家通过公社制度的有效组织和管理系统功能，在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01])。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m3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m3。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02]”(《毛泽东时代GDP估算》苏拉密)

　　Ⅲ 队的精神与忠诚

　　队生产理论认为：

　　每个队员都宁愿一个队中没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会偷懒。那样，真实的边际成本与价值就会相等，从而实现一个大家所喜欢的更好的境况。如果在队的忠诚与精神的指引下能够增进不偷懒的共同利益，那末队将更为有效。(A.A.阿尔钦　H.登姆塞茨)

　　培育劳动者集体主义精神是公社的优势。公社的三级单位都设有党的组织和文化站(点)，专职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动员，这非常有利于社会主义互助互爱、共同富裕等新观念新风尚的意识形态教育。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著作里承认意识形态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其实，《农村六十条》已把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增长的函数，制定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团结、执行群众路线、解决社员困难、发挥党团员模范作用等方面的功能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于，它是以塑造人的道德荣誉的心理需求为目的，以此产生的动机会使劳动成为更加自觉的积极行为，生产往往能实现打破常规的增长。

　　②结论

　　人民公社是一次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它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源的不同理解是惊人和超前的，具有变革的意义。价格机制显然不是一个唯一，市场也是如此，都存在一些替代物。经济发展由于具有“历史阶段”和“国情”的特征，所以，需要选择更多的要素来适应不同的情形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增长是综合功能的效应。在国家的目的，经济增长的目的，发生质变之后，对活动于经济中人的假设也会不同。在这个新的建构，为少数精英谋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增长模式不会是最好的。如果确立了社会主义，就应先跳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及经济规律，创建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范畴和规律，同时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盲目接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公社作了变革性的探索。在国家工业原始积累时期(存在剪刀差，人民还需艰苦奋斗)，社会交易成本需要大幅降低，生产与消费还不能完全通过市场的价格调节，也就是说，在市场和价格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形下，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又包含那些替代的变量?又如何通过这些新变量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从而减少社会成本?很显然，《农村六十条》已将a“企业-行政-集体生产”(构成制度关系);b“所有权-管理权利”(构成产权关系);c“党的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d“科技+机械化”(国家动力)等作为了经济增长的函数。有趣的是，《农村六十条》体现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新理论，即制度与意识形态经过有效地组织也能构成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因，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把产权制度、经济组织等制度因素和交易费用看成需要解释的关键变量，引入分析与研究体系，侧重研究这些变量如何影响效率的性质和结构”(《西方经济学简史》王学梅、谢实编著)的分析模型惊人相似(不同的是分析的前提假设不一样)。

　　2、人民公社的贡献

　　（1）加速完成了工业化积累。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可以将小农组织起来，解决国家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难题，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顺利完成(温铁军)。人民公社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约5400多亿元的资金，年均高达210多亿元。如果从建国前40年计算，农业则为工业化累积了近一万亿元的资金，占同期国民收入全部累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若按每个农业劳力平均计算，人民公社时期每位劳力年均向国家提供的剩余多达80余元。农业合作社尤其是人民公社，正是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从农业提取建设资金这个历史阶段上，出色地完成了从高度分散、剩余极少的千万个小农家庭吸收工业化所需资金的农村社会制度。简言之，没有“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作保障，长达几十年的“工占农利”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先于中国，印度也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但因其没有土地改革，更没有人民公社的制度，农业终于无法支撑工业的发展，不得不在60年代放弃。

　　（2）加速了农业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机耕面积：1984年3492.2万公顷，比1957年的263.6扩大了13.25倍;灌溉面积：1984年4445.3万公顷，比1957年2733.9扩大1.63倍;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1984年56.4%;农村小型水电站：1984年60062个、发电能力361.5万千瓦，比1957年544个、发电能力2.0万千瓦分别扩大110.4倍、180.75;农村用电量：1984年464.0亿千瓦小时，比1957年1.4扩大331.43倍。(《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83)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程度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另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80年中国单位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9.3倍、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4.3倍、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2.8倍，甚至是市场经济工业国家的1.2倍和前苏东国家的1.5倍。

　　（3）实现了农业持续增长和发展。毛主席将产量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作为评价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否成功的标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毛主席认为，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人民公社在短期内将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化农业，在稀缺的资源约束下实现了农业经济总量上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呈现了在总量增加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逐步改善，以较低的社会成本通过户籍等制度保持了农村的长期稳定。在耕地面积1952—1980年年均递减0.3%的情况下，播种面积却保持了年均0.18%的增长(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另外，农业的各项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粮食单位面积产量，1984年每亩产量241公斤，比1957年每亩产量98公斤提高143公斤;棉花(公斤/亩)：1984年61，比1957年19提高42;猪牛羊肉产量：1984年1540.6万吨，比1957年398.5扩大3.87倍;粮食产量：1984年40731万吨，比1957年19505扩大2.09倍，年均增长4.0%(《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98、205、213)同期，林牧副渔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增长更快，呈现了在总量增加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改善。(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1951～1980年中国农业年递增3.2%，苏联3.1%、印度2.6%、法国2.5%、英国2.3%、西德1.9 %、日本1.7 %、美国1.6%。郭熙保先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绿色革命，对中国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研究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966年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秆水稻品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但中国在1964年就试验成功了这一高产品种。由于中国农业研究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前面，因而，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基斯担1970年的稻谷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低得多。如，印度1970年单位面积产量是1685公斤/公顷，巴基斯坦是2196公斤/公顷，而中国为3399公斤/公顷。(郭熙保、周军《发展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年6月第一版p130)

　　（4）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序和高效的行政系统。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不分地域、不分条件地把城市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行业和人等都纳入了5.4万个公社、71.8万个大队和600.4万个生产队的行政组织之中。实践证明，公社时期，最高决策层的一切决策和政令都能依靠这一健全的组织系统，做到令行禁止。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不仅注意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对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发现，高效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保证这一庞大行政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他认为中国的“农村党组织纪律严明，这样的组织力量在苏联则非常薄弱，甚至不存在。强有力的党委会能够组织大批的工作队，指导农村的根本变革。”

　　（5）为农村提供了实行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的载体。为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在经济十分窘迫的情况下，人民公社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多种多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有生产贷款、粮食返销和分配透支，也有社会救济和公益金补助;既有平等式的人人共享，也有以救济贫弱为重点的扶贫制度(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如，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护”的有413万户，519万人，办敬老院15万所，收养300万老人。

　　（6）为农村提供了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体制。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国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1960年3月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推广“大家集资，看病免费”的山西稷山县经验，1960年底全国兴办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达32%。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1965年4月全国先后派出1500支医疗队2万人到农村。1965年底达15万人。到1965年底，全国已经有山西、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区的部分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推动合作医疗建设进入高潮，1973年9月2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1975年全国“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390多万名(曹 普《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12月)，至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达90%。人民公社的卫生保健制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制度健全，由卫生站、卫生院和县医院构成的乡村卫生网站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乡村。第二，人民公社卫生保健集中高效的制度特征，大大降低了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运行成本。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仅设置“赤脚医生”一项，就将中国的医护人员比率提高了一倍;人民公社晚期每个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医疗护理水平，在其他国家约需数百美元才能达到，而实际上，公社社员的医疗开支人均只有7美元(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

　　（7）为科技改造传统农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制度和快速通道。农业技术推广站1957年13669个、1979年17622个、1984年14035个;牲畜配种站1957年821个、1979年1174个、1984年721个;畜牧兽医站1957年2930个、1979年8495个、1984年7386个;种子站(种子公司)1957年1390个、1979年2369个、1984年2545个;国营良种(原种)场1957年1899个、1979年2418个、1984年2414个;气象台(站)1957年1647个、1984年2568个。化肥施用量(万吨)：1957年37.3，1962年63.0， 1984年1739.8;良种播种面积;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农业机械总动力(亿瓦特)1957年12.1，1962年75.7， 1984年1949.7;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1957年14674，1962年54938， 1984年853914;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台)：1962年919， 1984年275000;大中型机引农具(万部)：1962年19.2， 1984年123.5;农用排灌动力机械： 1957年4.1亿瓦特，1962年36.7万台、45.2亿瓦特， 1984年615.0万台、577.7亿瓦特;联合收割机(台)1957年1789，1962年5904， 1984年35861;农用载重汽车(辆)：1957年4084，1962年8239， 1984年349261;渔业机动船： 1957年1485艘、0.8亿瓦特，1962年5657艘、3.3亿瓦特， 1984年143430艘、33.5亿瓦特。(《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75、229)1979年，全国已建立县和县以上农业机械制造厂2327个，农业机械修造厂2386个，从而基本上建成了农业机械制造、维修、配件生产大致适应，门类比较齐全的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在农业机械制造和修造厂工作的职工达到117万人。

　　（8）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将使单纯的农业转型为集合了农业、工业、商业等的新型产业。毛主席认为，农村要实现繁荣和共同富裕仅靠农业是不行的，必须还要靠公社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厂化。他指出“不完成两极化(公社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11.5万个，社队工业产值由1965年的5.3亿增长到123.9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据一个美国学者——佩内洛普·B·普赖姆的调查，到文革结束时，全国县属的农业机械厂约4300家，公社和大队所属的约495，000家。公社、大队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厂约2350家，其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约50%以上。公社、大队所属的水泥厂约3000家，其产量约为全国水泥产量的60%。到1979年县、公社所属的小水电站的总容量已达6，330，000千瓦。这些水电站通常位于偏远地区，为解决中国偏远地区的电力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38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值4237亿元的9.1%。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统计：1984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63.5%，农村工业总产值占22.9%，农村建筑业总产值占7.3%，农村运输业总产值占2.6，农村商业饮食业总产值占3.7%。后来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1992年乡镇工业产值达到13193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36802亿元的35.8%，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在此期间，全国工业产值以年平均递增16.7%的速度发展，其中国营工业和其他所有制工业年递增13.8%，乡镇工业以年递增28.7%的高速发展。至2000年中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7%以上、工业增加值的50%和农民收入的30%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吸纳了1.2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参见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p208-210)。

　　（9）为农村普及了教育。1958年10月1日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所，有2000余万人。1954年-1965年全国扫盲9570万人。(《光明日报》)

　　（10）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本文在人民公社与产权制度中已讨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积极性问题，结论是公社体制能够极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作进一步补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规律同西方市场经济规律的假设前提在人性与产权的预设上的本质是不同的，用西方经济人和产权的工具描述人民公社，只能是牛头不对马嘴。相反，“利他”和“集体”符合中国文化品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具调动积极性的比较优势，为人民公社之所有可能的假设。另外，价值规律由于“剪刀差”政策也部分被抵消，价格工具的当下收益效用也不是很明显，作为其替代的“主人公”意识在有序和高效的行政系统内发挥着主要刺激。这样，人民公社的积极性诱因还可以描述为：①“利他”，对子孙后代的福利预期;②“集体”，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感(没有国哪有家的传统文化)，并相信共产党的承诺，随着国家集体的强大人民会走向共同富裕;③对分配上三兼顾原则的认同;④人民公社的教育医疗扶贫等五大保障制度;⑤文化娱乐;⑥国家的投资和工业的支援。这六个诱因，同样可以用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和韦伯的行政官僚工具加以证实。经济人和产权，作为资本家和企业家(高管)的积极性(效率)具有说服力，但与广大的一般员工的效用则不明显，这些人的积极性更多属于韦伯话语中的压制型积极性和马斯洛话语中激发型积极性。显然，不能像西方的一些经济学派只把积极性解读为经济利益的刺激一种类型，其实积极性还有压制型(行政体制下的服从)、激发型(人性价值内在追求)、预期型(牺牲当下造福后人，包括自己的后代)、主人公型(参与管理后对国家集体的责任意识)、保障型(人的基本权益得到了安排)、信任型(对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情感、理念、行为示范、目标、目的的认同)等多种积极性，不能用“偷懒”、“搭便车”的个别现象来否定主流。其实经验证明，西方企业同样不同程度存在着“偷懒”、“搭便车”。另外，人民公社的积极性已在事实中被证实。如：①持续十几年的粮食增长，而且增长率大于同期的美日苏以及印度等国家，而且这种大于的增长率是在物质条件更加稀缺的情形取得的;②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特别是水利事业的巨大成就。据统计，仅1958年完成土石方580亿立方米(《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③公社工业化过程的社队企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1958年下半年共建小煤窑59000多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农具修造厂8万多个，以及大批土化肥厂、粮食加工厂、榨油厂、制糖厂、缝纫厂等(《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④在交通运输上，1958年全国新建的15万里公路中，人民公社修建的就占67%，京广、津浦沿线人民公社先后投入150多万人参加铁路复线修建，完成2700多公里(《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⑤同期，中国种子的研究与改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这与人民公社的积极参与不可分离。

　　（11）为共同富裕建构了保障机制。人民公社也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及对公社所有制发展过程的预设，描述着随着集体经济增长和公社工业化进程，人民公社将由单纯农业性产业转型为成熟的集“农、工、商、学、兵”的政社合一的综合性的国营或集体的大中型企业，这样，就可以对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商业对农业的“剥削”铁律进行颠覆性革命，用“综合型企业”将分割的产业剩余内部经济化。所以，这种综合后的剩余内化，即在一个企业中对不同产业的剩余进行平衡调剂再分配，对各产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最佳效用。由此，人民公社可具备四大功能。①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内化农业剩余与工业剩余，用工业剩余直接提供的富裕型分配性基金;②由所有权的占有，以小队为主体，大队、公社再分配的三级制度，以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③由与国家和其他国营企业的平等的市场交换主体所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④农民自主型产业的收益。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艾恺教授的采访中谈了对人民公社的感想：“从前农民散漫得很哪，各自自顾自家，没有组织。现在是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之后，先要组织互助组互助，初级社、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从前没有的呀，现在的确是组织起来了，……第一把土地——不是你有你的土地，我有我的土地，土地都合起来了，……跟从前农民生活不一样了。从前农民好像有那样的话，‘三亩半地一头牛’，……我坐在炕头上，很知足了。……这人民公社并不单纯是个经济组织。”“我是觉着，帮助农民，我是希望……，一方面呢组织起来，有团体组织，一方面呢，能够利用科学技术。现在已经实现了，现在没有散漫的农民啦。又有了组织，农业改良也有了新的技术，都可施行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 2006年1月第一版 p26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