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张爱萍解除监护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宣读了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张爱萍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一九七三、七四年张爱萍认为两报一刊的文章都是“梦呓之语！” 张爱萍说：“林彪的死，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警告！” 私下里流传很广的赵朴初的两首诗《反听曲》：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 张爱萍把它抄下来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不几天就有朋友递话过来说，快撤了，人家把小报告都打上去了…… 经邓小平批准，整个一九七四年，张爱萍都在福州治疗。 张爱萍读《红楼梦》还真有了心得体会。他特意把那首“飞鸟各投林”抄下来寄给张胜：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他指着这首诗说：“总有人要怎样的，你看吧，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张爱萍对送来的“两报一刊”报纸杂志从来看都不看一眼，撂在茶几下面，堆得多了，公务员就一齐收走。张胜说，随便翻翻也好嘛，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地说：“梦呓之语！” １９７４年国庆节，张爱萍回京参加国庆２５周年招待会。１１月６日，叶剑英邀张爱萍去西山他的住处，谈出来工作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张爱萍鼓吹“今不如昔”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５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９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 张爱萍认为：“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张爱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张爱萍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这种“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还我旧时精神！”开始了他的整顿工作。 于是在他看来：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张爱萍上将当时在公众场合还不便讲的话，由张胜先生在他的书中忠实地记录下来： “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捍卫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捍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真的来了！ 张爱萍上将多少有一点后悔，他想起了：“陈云同志当时就提醒过，你们摸准他了吗？” 并且恍然大悟：“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他在批判大会上说了七十二个字，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整顿中有什么错误。而且，他把经毛泽东４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一直保存着，并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一九七六年以后张爱萍大声疾呼：勿忘文革！否定文革要彻底！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张爱萍说：“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 １９７7年,张爱萍说：“不要想抬出谁来吓唬我。有些人一动就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叫你们联合起来，不要武斗，你们还不是照样打？什么毛主席说的就不能动？说这话的人，我看，就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才不让动！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触动了你们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半句也不顶！” “‘文革’是我们党发起的，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初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全党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文革’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下面。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气，就出在其他人身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一风吹了。极少数的投机者、阴谋家、野心家，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通过‘文革’，看清了他们的丑陋，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不能让他们在台上继续蒙骗人民。当然对这些人也不能用‘四人帮’的手段，还是给出路，让他们做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去吧。” 张爱萍说： “我同巴金不同，他对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痛恶的。我虽然也不理解，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但对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我是拥护的。当然，对后来的打砸抢，包括对我个人揪斗，这些法西斯暴行，我是愤恨的。但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虔诚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党发动的一场革命。我可以抛弃家庭出来革命，但我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５年的囚禁中，才感觉到特别痛苦。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解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地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１９８４年，张爱萍纪念任弼时同志８０冥寿，写诗怀念解救自己于危难的这位伟人：“吾师明察张正义，否定文革要彻底！” 八十年代中期张爱萍反对军队经商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４日，张爱萍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一封信： “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一次，来人闲聊，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张爱萍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我们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弹的！能和人家一样吗？” 人家又说：首长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张爱萍大怒：“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他忿忿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说：“现在就把他从我这里撵出去！” 张爱萍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关于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问题，有的大力提倡。张爱萍则坚决反对。 他说：不客气地讲当时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遍查古今中外，有哪国哪朝军队在这样大张旗鼓、大规模的搞生产经营。结果呢？经检部门最清楚，有多少干部栽倒在生产经营的浪潮里！社会最清楚，有多少人指着脊梁骨骂军队！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 “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我看要垮台就垮在这上面。” “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称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是“饮鸩止渴！” “富国不等于强兵。但愿不要等到哪一天，也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八十年代末张爱萍成了“茅坑的石头” １９８９年的六四政治风波，张爱萍同几位将军一道上书中央，反对用武力镇压群众。 事后，张爱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说我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们知道吗？”这“是表扬！又臭又硬的石头，原则性最强。”“我不光是石头，还是搅屎棍，四川人说，闻（文）不得，舞（武）不得。就是不让闻、不让舞，谁也别想摆弄我！” 九十年代初张爱萍不同意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 张爱萍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看法和别人不太一样，有些人认为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认为这些问题不可小看，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制度的根本性问题情况，譬如说改革为谁？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这部分人是谁？ 一九九二年，报纸上有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张爱萍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吗？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公正公平。” 九十年代中期张爱萍宣传南街村 一九九四年，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河南的漯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不久，有人带来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 张爱萍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 “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了张爱萍的这封信。 ７月２４日，张爱萍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张爱萍的建议决定在７月３０日晚上重新播放。 ７月３０日晚上，张爱萍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１１点过了，他还要等。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张爱萍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张爱萍对南街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洪斌说： “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在大道理讲得太多了。共产党的官员都能做到了这一条，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你们河南人中，出了个岳飞，他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们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今天，有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借着搞市场经济，巧取豪夺。这是一群蛀虫！这些人在台上，就永远没有希望！” “跟班劳动；报酬中等偏下；好！再给你提三点：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嘛；参观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应酬上，在工作上；要发扬‘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总是‘二百五’的工资。（注：南街村领导干部月工资定在２５０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在水平线之下，水涨船高嘛！但记住，是先有水涨，后有船高。这是党的原则。” “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看一个人，不能用是不是共产党员来衡量，入了党的，怎么样？有的党员，更坏！你们能做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绿水，诗兴大发，写道：“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左派杂志《中流》写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有人认为，张爱萍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张爱萍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打了吗？现在到处都是苍蝇！”“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张爱萍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谈的结果，“没有明确的态度。” 有人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张爱萍终于挤出一句话来：“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张爱萍视察南街村回京后，他就满怀热情地宣传、推介南街村；凡是有人去拜访，他就极力建议他们到南街村看看；凡是看到南街村有新变化、有新举措，他就写信或打电话表示祝贺。他对中国大地上绽放的这株‘豫南花’情有独钟啊! 这就有了后来170位将军来南街的故事。这样的社会影响，张爱萍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对张爱萍的评语——这个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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